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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参与领导新中国外交工作，自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之后就开始了。1953年3月3日，毛泽东提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也包括外交工作。
1953年9月上旬，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为加强自己在苏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巩固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对中国做出了一系列增进友谊、加强团结的姿态。最突出的是1954年 9月29日至10月中旬，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解决斯大林执政时期中苏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遗留问题，加快大规模援助中国的步伐。这次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后接待的规模最大的一个代表团。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接待和会谈。赫鲁晓夫来访议定的苏联帮助中国新建工业企业15项，加上此前定下来的141项，一共是156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正是以苏联援助的 156 项工程为中心而展开的。邓小平是围绕这些项目开展对苏经济贸易往来的谋划者之一。1954 年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出口总货单就是经过邓小平审核，并由他批示同意后定下来的。1955 年对外贸易进出口计划，也是经过邓小平同周恩来、陈云审核定下来的。与经济贸易往来相联系的是人员往来。1955 年计划邀请来中国的代表团人数中，苏新国家占50％；计划派出国的代表团人数中，去苏联与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占 64％。对此，邓小平说：“我认为适当。”同时，为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扩大国际交往，他赞成采取这样的方针：“适当控制去苏代表团和人数；以亚洲为重点；对欧洲特别是几个重要国家，能挤进去的就挤进去；打开美洲的缺口。”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10月5日南斯拉夫政府即发表声明承认。但由于当时中国受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的影响，对南斯拉夫情况缺乏了解，未能与南斯拉夫往来。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恢复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后，1955年1月中南两国正式建交。这年4月，南共中央的两位委员、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主席团委员斯塔门科维奇和《战斗报》 社长贝哥维奇应邀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这是中南建交后南斯拉夫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根据他们的要求，中共中央指定邓小平、王稼祥于 5 月 26 日至27 日与斯塔门科维奇、贝哥维奇做了一次详细的谈话。谈话的第一部分，首先由邓小平、王稼祥回答对方书面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些问题。接着，贝哥维奇提出几个具体问题，由邓小平逐一答复。谈话的第二部分，根据邓小平、王稼祥提出的几个问题，斯塔门科维奇、贝哥维奇做了回答；邓小平、王稼祥针对南共的政策主张表达了中方的意见。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没有彼此接触过。现在很希望知道你们的一些观点，正如你们想知道我们的观点一样。我们最关心的，是南斯拉夫与苏联和与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关系，南共与苏新等各国兄弟党的关系。”这次谈话，邓小平、王稼祥是做了认真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后进行的。谈话保留着分歧，但所采取的求同存异的方针、开诚布公的态度，促进了中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的发展。5月 27日至 6月 2日，苏南两国政府会谈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两国在有关国际局势和苏南关系的一切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同的协议。获悉这些情况后，邓小平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苏南会谈的情况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审阅后于8月27日下发各地、各部门。《通知》指出：“苏南会谈的结果实现了苏南两国关系的大转变。1948 年以来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的、不健康的关系已被消除。”1955年是中南建交年，也是中南两国友好关系迅速发展的一年。这与邓小平主持和参与做的很多友好交往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1954年4月至7月，中、苏、美、英、法参加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会前，邓小平多次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会议，商谈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讨论通过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等文件，对日内瓦会议面对的错综复杂的形势和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做出准确的估计，确定明确的方针。会议进行中，邓小平密切注视着会议进展情况。5月下旬，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在日内瓦转达了尼赫鲁总理关于周恩来总理回国时顺道访问印度的邀请。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6月13日，邓小平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同意周恩来接受印度政府邀请前往印度访问。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同尼赫鲁总理和吴努总理会谈，分别同尼赫鲁总理和吴努总理发表 《联合声明》，共同倡导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7月21日结束的历时近 3个月的日内瓦会议，在中国代表团的斡旋下，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终于达成在印度支那停战的协定。![]()
8月1日，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邓小平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林伯渠、董必武等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6000 多人前往机场欢迎。这一天，经邓小平修改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台湾问题的宣传方针的指示（草案）》，宣传台湾是我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是全国人民的伟大历史任务。出席日内瓦会议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解放台湾完成祖国完全统一的任务，这三件事是紧密相连的。邓小平是做出这三大决策的领导者之一。
1960年9月，在莫斯科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讨论即将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文件过程中，邓小平与苏斯洛夫曾发生过面对面的争论。苏斯洛夫是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联领导人。在争论中，苏斯洛夫极力把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并说“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也叫你们给送来了一面白旗。可见你们对我们专家的态度已使得我们无法工作……”邓小平听后马上暗示中方翻译人员李越然去核实。李越然离开现场，马上给国内打长途电话，核实情况，尔后向邓小平悄悄作了详细汇报。轮到邓小平发言了，他说：“苏斯洛夫同志讲我们给苏联专家送了白旗，所以苏联才撤走了专家。我们核实了，确实送了一面‘白旗’，是用白色锦缎做底，镶有金边，上面精心绣了八个红字：真诚友谊，无私援助。可见，苏斯洛夫同志，你掌握的情况与事实有何等大的距离!”邓小平这句话显得沉稳而极有分量。苏斯洛夫赧颜喃喃：“这种枝节问题不值得纠缠。”“你们撤专家，我们一再挽留，因为涉及我国各重要经济部门。你们的做法不仅造成我们国民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邓小平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当时，会上的交锋异常紧张激烈，邓小平始终是泰然自若,会下更是谈笑风生。有一天，经过会上的激烈争论后，回到使馆吃饭，大家一时话不多，胃口也不好。这时，邓小平忽然招呼刘晓大使的夫人，笑着问：“张毅啊，你是江西人，你知道‘兔子吃鸡’这个掌故吗？”张毅边笑边摇头说：“还有什么掌故?”“当然有掌故，此事发生在 30 年代。”邓小平含笑望着大家，“这事出在陆定一身上……是在延安作报告。谈到托洛茨基什么什么，他这个无锡话可就糟了，说来说去总是‘兔子吃鸡’。我们有些同志听完报告，总不相信兔子吃鸡，就像张毅现在一样，边出会场边四处打问：‘兔子吃鸡怎么回事？没听说兔子还会吃鸡呀’……”大家早笑得前仰后合。在中苏论战那样大的压力，那样紧张激烈的气氛下，仍能如此泰然自若，这正是邓小平的过人胸怀。版权说明：如转载的文章有侵权行为，请告知小编，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处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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