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加入我党隐蔽战线，就等于主动进入超级危险➕超高智商的行业，要在刀尖上行走，需要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自律。
古今中外，那些超级特工，也皆是“学霸”。
“20世纪谍王”理查德·佐尔格，柏林大学经济学士、汉堡大学政治学博士；
佐尔格小组中，重要的助手尾崎秀实，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
“20世纪间谍王子”金·菲尔比，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历史和经济专业毕业；
……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进入的克格勃。
![]()
苏联领导人提包的克格勃特工普京
我党杰出的隐蔽战线上的战士们，出身名校的更比比皆是，其中以北大清华燕京最为突出。
我党隐蔽战线的领导人周恩来出自南开大学。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范孙和张伯苓，详细考察了解16岁的周恩来后，认定是“万里挑一”！
周总理更是慧眼识英才，他亲自挑选和发展了很多名校英杰，很多都成为了超级特工，今天介绍最有名的组成部分：北大、清华的学子。
一、隐蔽战线的北大人
192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潘梓年（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的堂兄），在大革命低潮的1927年入党，曾担任中共文委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等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人。
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协助周恩来做情报工作，创办《新华日报》，并被毛泽东钦点为第一任社长，被称为“中共第一报人”。
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王石坚，1933年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1937年经周恩来营救出狱，被委以重任，从1940到1947年在西安领导中共的北方情报系统，并负责联络和指挥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
但连“龙潭后三杰”也不知道的是，周恩来在胡宗南部队中，还布置有比他们三人潜伏得更深的一条线——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室的副主任戴中溶（上海交大电讯系）。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等电令，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就已看过了。
戴中溶也由王石坚联络和领导。
王石坚通过“龙潭后三杰”和戴中溶两条线，使中共中央完全掌握了胡宗南集团的核心机密。
王石坚还以西安为中心，建立起一个连结平津保、山西、甘肃、东北等地的情报网络，为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
1947年9月，军统特务在北平，使用美制电台侦听车和传奇飞贼段云鹏，侦获了王石坚情报系统在北平的一部秘密电台，顺藤摸瓜在西安密捕了王石坚。
这一次王石坚没有经受住考验，叛变供出了他掌握的情报网人员，牵连被捕达123人之多（龙潭后三杰在此前数月分别赴美留学而幸免），是中共情报战线最惨重的一次损失，以后会另文详述。
1938年毕业于经济系的陈忠经，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二九运动时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1938年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来到陕西凤翔，与胡宗南“见面欢叙，歃血为盟”，当了三青团首任西安市书记，1940年秘密参加了共产党。经周恩来精心安排，陈忠经与熊向晖（清华大学中文系）、申健（北师大经济系）三人构成了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一张间谍网，使中共中央掌握了‘西北王’胡宗南的一举一动，三次救了党中央，被誉为中共情报“后三杰”。
1940－1946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的金无怠（中间2年到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做翻译），据说是受周恩来派遣，于1948年进入美国政府机构工作，直到1985年被捕，长达37年，被认为是美国情报史上隐藏最深的间谍。
金无怠官至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在中美关系破冰过程中，使中国掌握了尼克松总统希望和中国建交的情报，迫使美国作出了许多重大让步。美国方面评估他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超过美国所有破获间谍案的总和；金无怠则说：他对中国和美国的贡献要以10亿美元为单位来计算。
……
周恩来亲自发展、领导的北大学子中的杰出情报员，还有差点把八路军的顶头上司卫立煌发展为中共党员的赵荣声。
1935年入读燕京大学法学院新闻系的赵荣声，出生于一个四代翰林之家（这在中国1500年科举史上可能仅此一例），1936年入党，1937年春听任教文学院的斯诺讲访问延安的见闻，心向神往，就带着斯诺给画的一张草图，和十余个同学前往延安。在延安，他们见到了朱德、博古、林伯渠、陈赓、女作家丁玲等人，因为听斯诺讲毛泽东烟瘾很大，还特地带了两罐大前门香烟去拜望毛泽东。毛泽东和赵荣声等在窑洞里畅谈抗战和统一战线等问题。赵荣声从延安回来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选调大批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赵荣声于1938年初被选派到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也就是八路军的顶头上司卫立煌处，担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中共中央由林伯渠负责同赵荣声联系。赵荣声和卫立煌相处时，寻机宣传中共的主张和政策，促使卫立煌抵制蒋介石反共打内战的行径。一天晚上卫立煌和赵荣声聊天时，突然提出想参加共产党。赵荣声不知如何回答，就说：“我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问问林伯渠吧？”林伯渠指示赵荣声：“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后来刘少奇也找赵荣声彻夜长谈统战等问题，但对赵荣声想发展卫立煌入党的事，批评说：“你的胆子不小，想挖蒋介石的墙脚。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做不但对党没有好处，反而有危险。”赵荣声虽然没有把这位国民党上将发展入党，却促使他给了八路军极大援助。1938年4月卫立煌率部从河南往中条山转移，赵荣声建议取道延安。卫立煌到达延安时，中共中央组织百姓夹道欢迎，写的欢迎标语足有三十里。毛泽东亲自主持欢迎大会，并设宴招待。卫立煌大为感动，觉得没有准备一份礼物。赵荣声乘机进言：“我看这份礼送不送都不要紧，他们不是说八路军急需枪弹、医药和夏服吗?只要在这上面帮他们点忙，比送份礼有用多了。”卫立煌到达西安次日，便批了一个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还指示说：“第二战区的军队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又吩咐再发给十八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
卫立煌（前坐）和赵荣声（左立）在抗日前线在上世纪20－40年代的革命大潮中，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更以其个人的独特魅力，影响了周边不计其数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其中不乏国民党高层子女。傅冬菊便是其中的一个。傅冬菊1995年回忆说：1941年她在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中时，常到《新华日报》社去见周恩来，从那时起就特热爱周叔叔。潘梓年那时是新华社社长，周恩来情报工作方面的主要助手。在周恩来的教导下，18岁的傅冬菊背叛官僚富商家庭，追随共产主义，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号角社”。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中共组织的引导，傅冬菊一开始就干起了情报工作。她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把国民党的一些机密情报和重要文件，提供给中共地下组织，或交给周恩来。1942年，和杨振宁同一年，傅冬菊考入了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傅冬菊没有走杨振宁、李政道那样的科学救国道路，而是积极投入学运，成为中共地下组织“据点”的成员。1946年傅冬菊从西南联大英语专业毕业。当时国共内战，傅作义出任国民党华北地区指挥官，率部连克集宁、大同、张家口等重镇，击败我方聂荣臻所部和杨罗耿兵团，华北解放军10万人马损失大半。在这国共胜败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组织布置傅冬菊回北平‘看望父亲’，就此留在傅作义身边。虽有不实描述但取得情报属实：傅作义将最重要的机密放在寝室的保险柜里，开保险柜不回避爱女，但保险柜的钥匙他白天放在上衣口袋里，晚上放在枕头下。傅冬菊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为了再拿到钥匙，就打五岁的小弟弟傅恒的主意：她买了精美的巧克力糖和小弟弟做一笔交易，让他从父亲口袋取出钥匙交给她来换巧克力糖，还要弟弟拉勾发誓永远保守秘密。等傅作义回到家，傅恒就爬到爸爸怀里，撒娇要爸爸讲故事，乘机拿走傅作义口袋里的钥匙，交给了傅冬菊。傅冬菊打开保险柜，拿到了傅作义最重要的军事文件，用照相机拍摄下来交给中共组织。中共华北野战军掌握了傅作义的军事部署、计划、战略意图等最重要的机密，逐步扭转了华北战场的不利局面。聂荣臻在回忆录中，高度评价傅冬菊的作用，称她提供的情报为“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1948年10月23日傅作义召集军事会议部署奇袭西柏坡，散会后傅冬菊－崔月犁情报系统(崔月犁时任中共北平学工委秘书长)就得知了这一情报。崔月犁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在上午开机发报给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刘仁又发来特急电报给中央。晚12时许，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手中，从而挫败了蒋介石、傅作义的这一重大图谋。1948年11月国民党军在辽沈战败、失去东北后，蒋介石命令傅作义率部撤到江南。11月15日傅作义向傅冬菊透露，要全军撤往江南。如果傅作义的50万军队撤往江南，将给中共夺取全国胜利带来巨大困难。华北野战军尚无能力向傅作义集团发起大规模攻势并阻止其从海路撤退，而东北野战军刚结束战斗，原计划休整三个月再进关。毛泽东接到傅冬菊的情报后，立即改变计划，于11月16日、18日连电林彪，严令东北野战军取消休整，立即以最快速度（一两天内）进关，直取天津、塘沽，堵住傅作义的退路；另一方面指示傅冬菊劝阻傅作义撤往江南。傅冬菊按照最高指示，再三劝阻傅作义撤往江南，说蒋介石不可信任，南撤没有前途。傅作义与傅冬菊谈得不欢而散，但在女儿劝说下对南撤一事犹豫不决。傅作义的另一条出路是撤往他的老根据地绥远。这也会给华北战局带来诸多变数。11月27日，林彪率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其中一路会合华北野战军，攻打傅作义退往绥远的必经之路张家口。傅作义急忙派他的主力、也是他的子弟兵第35军驰援张家口。12月7日，得到情报的中共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将傅作义的35军围困在新保安。傅作义见势已无可挽回，又想撤往江南。傅冬菊得知后急忙报告了毛泽东。于是毛泽东命令对新保安“围而不打”，以拖住傅作义。直到12月15日，林彪率军包围了天津及塘沽，傅作义再无可能撤往江南。国民党方面认为：傅作义由于舍不掉父女之情而成了傅冬菊的人质，从而葬送了华北及50万大军。天津被围，傅作义成了笼中困兽，痛苦得“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傅作义老部下张新吾著《傅作义传》）。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幻想，这时形势所迫，不得不向中共秘密求和。由于傅冬菊的情报，中共方面对傅作义的思想动态掌握得一清二楚，便迟迟不理会他的求和，一定要把这位几乎消灭了华北野战军、差点端了中共指挥中枢的抗日名将整治得服服帖帖。毛泽东说，要让全中国看到是他打败了这员名将。直到1949年1月15日攻克天津后，中共方面才正式接受傅作义的求和。中共中央、毛泽东与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大半是通过傅冬菊这一渠道进行。傅冬菊对傅作义在和谈期间的动态、情绪变化，具体到徘徊观望、怎么睡不好觉，如何在屋内焦虑地踱步，甚至急得把火柴棍放在嘴里咬等等细节，都及时作了汇报。中共方面牢牢地掌握了和平谈判的主导权。就在傅作义接受中共方面的条件，于1949年1月21日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协约》后，毛泽东决定再狠狠敲打傅作义一下，起草了一份措辞极其严厉的《最后通牒》：“（傅作义）身为战争罪犯，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傅冬菊1月29日接到中共代表交来的这份《最后通牒》，深知傅作义“士可杀不可辱”的脾气，害怕他看到后一怒变卦，让北平城玉石俱焚，便偷偷将《最后通牒》放在傅作义办公桌文件堆的最下面。直到2月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份《最后通牒》，傅冬菊才将原件交给傅作义。但无论如何，傅冬菊是和平解放北平的最大功臣，她当时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还要超过林彪的东北野战军五十万大军。当傅作义问她是谁派来的时，傅冬菊说：她是毛泽东派来的。中共情报战线的北大人，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傅冬菊和丈夫周毅之从1926年清华成立第一个党支部，清华大学党组织也走过了98周年的光辉历程。回顾98年清华党组织的发展奋斗史，可以看出清华人是通过反复的斗争比较选择了共产党、是用实际行动拥护共产党的纲领、是以有限的生命为国家与党的发展壮大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清华的建党过程不得不从五四运动说起。在早期的清华，由于学生年幼，学校也不鼓励学生与闻政治，加之清华课业负担繁重，因此学生较多专注学业，无暇参加各类政治运动。随着学生年龄逐渐增长，以及国内外局势日渐变化，清华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参与社会政治和学校管理的热情日益高涨，学生运动逐渐开展。当时的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抄写了岳飞的《满江红》，贴在饭厅里。学生连夜开会，第二天派代表进城。1919年5月9日，在体育馆举行了纪念大会，形成了学生声势，会后在西大操场焚烧了日货。伴随着“五•四”运动，各种新思潮涌入清华园，促进了清华学生的觉醒，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开始积极探求救国救民之路。1919年12月底，清华学生成立“唯真学会”，宗旨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底真幸福”。施滉、冀朝鼎、徐永煐、梅汝璈等及女师大附中学生罗静宜等8人，还成立了名为“超桃”（意为超越桃园三结义）的秘密核心组织，提出了“政治救国”“革命救国”的主张，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1926年3月18日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即是“318”抗议大会，号称十万人抗议大会。此次惨案中，清华学生伤了20余人，冲在最前列的韦杰三因伤势过重于3月21日牺牲，年仅23岁。清华学生进城去接韦杰三同学的遗体，抬棺游行回到清华，在大礼堂举行了悼念会，朱自清先生含悲写下了《哀韦杰三君》。得到唤醒和教育的清华学生开始思索：究竟怎样的政治力量才能救中国？要走什么道路才能救中国？经过反复的斗争和比较，清华园中水到渠成地出现了共产党的身影。经历了“五四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的洗礼以后，在清华学生中锻炼出了第一批共产党员。那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沸腾的清华园中，广大学子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进一步擦亮了学生的眼睛，激荡的革命风暴洗练出清华第一批共产党员。1926年11月，在清华园里，其实已经有了两位地下党员——雷从敏（1922年9月-1928年6月在清华学校学习）和朱莽（1926年9月－1931年6月在清华历史系学习）。恰在此时，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生、1926年9月入党的地下党员王达成来到清华图书馆工作。时任北京市委负责人的陈为人告诉王达成，他们3人可以成立一个党支部。不久，王达成到校，找到雷从敏和朱莽，一同聚集在清华三院的一个房间里秘密开会，成立了清华地下党组织的第一个支部，由王达成担任第一任支部书记。清华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后，立即投入革命斗争，积极开展各方面工作。一方面重视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力量；另一方面积极投身国民革命运动，在革命浪潮中锤炼精神品格。1926年11月，清华正式成立了中共清华大学第一个支部。三院成为清华第一个中共支部的诞生地。王达成，本为燕京大学经济系学生党员，当年毕业后到清华图书馆工作，是中共地下党员，任支部书记。当时党支部处于地下状态，初期工作主要是发展党员、从事国民运动、组织党内学习等。在解放之前，清华党组织一直是以地下党组织的形式开展的。在后来的众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清华大学的学生都发挥重大的作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北京党组织遭破坏，清华党组织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但始终领导党员和进步青年坚持斗争，为北平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地下革命斗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清华党组织本身也得到了锻炼，学校进步力量进一步壮大。“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二天，清华学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清华有400多名学生组成“战时工作准备队”，13位同学加入了东北义勇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与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搏斗。12月，清华、燕京等校联合组成200多人的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奔赴南京，要求政府抗日。1935年秋，山东发生大水灾，北平地下党组织发起开展救灾活动，成立“山东水灾赈济会”，清华学生姚依林（姚克广）被选为秘书长。在清华成立了赈济会分会。同时，成立了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11月18日，成立了秘密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学联总部设在清华。1935年12月，当日本意图染指华北大地，妄图通过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将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危急时刻，清华党组织领导着清华学生不仅全程参与了这场意义深远的学生运动，而且在运动初期通过起草了《告全国民众书》，发出了一二九运动的第一声呐喊。1935年12月3日，清华举行了全体学生大会，一致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的决议。同日，北平学联召开了代表大会，通过了“发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北平市各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决议案。12月8日，学联在燕京召开各校代表大会。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草拟了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呐喊。12月9日，北平十多所学校的学生们走上街头请愿示威，《告全国民众书》在队伍中广为散发。12月10日，又在清华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编印的《怒吼吧》第一期发表。12月16日，由清华、燕京率领的城外大队，拂晓即出发，继续游行。1936年1月2日，清华和平津的其他一些学校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到达高碑店后被押送回来。回校后，他们认识到没有组织是不行的，所以在蒋南翔同志倡议、大家一致赞成的情况下，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民先队以清华学生为骨干，在抗战初期起到了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重要作用。清华学生李昌担任了民先队清华大队的队长，后来又先后成为北平市民先队总队长和全国民先队总队长。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的北平党组织派出了4位代表，其中有2名来自清华：一个是当时清华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杨学诚，一个就是全国民先队总队长李昌。另两位代表分别是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和北京师范大学党支部书记林一山。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清华的学生党员纷纷走上战场，在一线战斗中牺牲的就有另一部分学生党员则跟随学校南迁，一路宣传党的政策。1937年10月，学校南迁到长沙和北大、南开一起组建“长沙临时大学”。随校南迁的清华、北大地下党员马上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临时党支部。1938年初，临时大学继续南迁，4月到达昆明。1938年5月，西南联大正式成立，从北平和长沙去的一批党员马上又分别成立了联大的党支部。联大党组织成立支部后，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已经有了81名党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他们都严格遵守了纵向不得越级、横向不得打通、转地不转党等组织内部纪律。但是由于联大党组织事先有了准备，及时将一些比较暴露的党员和进步力量撤退到滇西一带，所以党组织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成立了第二党总支，更秘密地进行工作。1919年进入清华园当工友的阎裕昌，因勤奋好学，被叶企孙教授提升为物理系仪器设备管理员，负责保管仪器设备，并在课堂中协助进行演示实验操作。工作期间，阎裕昌敦厚的品格、勤勉的态度和精深的技能，深受师生好评。清华第一级学生、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的王淦昌曾评价：“阎先生为人正直，工作勤恳，手艺高超，思维敏捷，我们同学都从他那里得益不少。”“七七”事变后，阎裕昌留任“清华平校保管委员会”保管员。日军占领清华园，阎裕昌拒不交出实验室钥匙，遭到日军毒打。为保护学校财产，他设法避开敌人监视，偷偷将物理实验室稀有贵金属转移到家中，再送交给在天津的叶企孙先生运往昆明西南联大。1938年，他协助叶企孙办理完清华师生南撤之事后，与中共地下党员取得联系，改名门本中，前往根据地，成为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主要成员之一，运用自己所学物理知识，投入炸弹、手榴弹、地雷的研制。还来往于北平、天津、保定等地，帮助清华、燕京等校人员到抗日根据地。1942年春，日军对冀中地区大扫荡，阎裕昌将仪器设备藏好后在村内隐蔽，后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他意志坚定，威武不屈，未吐露半点秘密。5月8日，阎裕昌在安平县武货营村，被日本鬼子残忍杀害，时年46岁！1944年5月，以纪念五四运动为主题，通过举行座谈会、建“民主墙”、办纪念晚会等方式，团结广大师生，广泛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腐败无能的恶劣行径。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党员和进步学生重新掌握了一度由三青团分子把持的联大学生自治会，并陆续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第一支部和“民青”第二支部成为党的得力助手。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准备发起内战。1945年11月，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在联大党组织推动下，11月25日，联大、云大、中法等校学生自治会在联大草坪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6千多人到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四位教授做了讲话，大会通过了“反内战”宣言。次日，宣布罢课。11月28日，成立了“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会”（简称“罢联”）。在“罢联”内部成立了以党员和“民青”成员为主体的领导核心，接受云南省工委的直接指导。1946年7月，联大宣告结束，3个学校的学生纷纷北上。国民党反动派就利用校舍渐空的这个时机，对民主爱国人士下毒手。1946年7月11日，他们杀害了民主战士李公朴。当时，联大党组织根据内部情报，派时任联大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吴显钺通知闻一多先生，望能暂时隐蔽，免遭毒手。但闻先生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参加了7月15日在云南大学召开的“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会上，闻一多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会议结束后，他在和长子一起回家的途中被杀害，消息再次震惊全国。此外，还有一批在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领导下的地下党员，共25人。这样，在解放战争时期，清华党组织就出现了两个系统，一个是属于南方局领导的“南系”，一个是北方局领导的“北系”。这两股力量协同作战，共同团结广大师生开展革命斗争。党组织依靠自身的严密组织、坚强领导，并通过各种秘密外围组织、学生自治会和各进步社团，团结了全校广大师生，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革命力量。清华园里革命活动非常活跃。所以，当时的清华园被誉为国统区里的“小解放区”。- 1947年11月的抗议“反动当局杀害于子三事件”运动
- 1948年7月抗议当局镇压东北学生血案的“反剿民、要活命”运动
其中，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斗争中，清华人展示出了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在此次事件中，当时美国政府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驻上海总领事卡宝德，都发表了一些非常侮辱中国人民的言论，表示：“中国学生是受美国恩惠得到教育，连日常所需的粮食也是依赖美国的慷慨施舍，不应忘恩负义”等等。在党组织的推动下，1948年6月18日，清华110位教师和职员联合签署了一则声明：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坚决退回救济粮配购证。毛泽东同志后来对此事做了很高评价，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朱自清先生“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解放，标志着清华大学进入了一个历史新纪元。清华党组织也结束了从1926年建立第一个党支部以来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的历史。期间，党组织始终坚守在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时期），从未被打垮，从未消失，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在艰苦斗争的22年中，先后在清华大学战斗过的地下党员约700名，党组织依靠自身的严密组织、坚强领导，并通过各种秘密外围组织、学生自治会和各进步社团，团结了全校广大师生，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革命力量。![]()
6月28日，清华地下党正式向全校公开，在二校门张贴了当时全校189名党员及负责人名单。名单中公布了187人，另有2人暂未公开，1位因工作需要，1位在国外留学。在公开的187人中，包含教师30人、学生148人、职工9人。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第2版刊登题为《北大清华等校党的支部公开 党与群众联系更加密切》的新闻，报道了各大学党组织公开的情况。而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金凤原来就是清华外文系的地下党员。![]()
从此，清华党组织结束了秘密工作状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创建新中国社会主义大学的伟大征程。清华党组织成立之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奉献、投身革命的英雄人物，他们甚至在革命中奉献自己的生命。这其中既有清华的老师，更多的是清华的学生。他们都为了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
清华园中的先进青年，正是从 “五四”取来革命的火种，点燃了清华学生为中华的振兴而奋斗的火炬，他们是清华园中的举火人。1916年，施滉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1924年，施滉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东方史。在1927年严峻形势下，施滉毅然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清华留美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后担任美国共产党中国局第一任书记。1930年，施滉回国，先后在中央翻译科、香港海员工会等工作。不久，海员工会遭破坏，施滉和蔡和森等人一起被捕入狱。1933年冬，因叛徒出卖在北平被捕，随即被押解到南京。1934年初，施滉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4岁。1934年陆璀从东吴学校毕业进入清华大学社会系。1935年，陆璀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她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四年级的学生，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年轻的陆璀站到演讲台上、站到了激情澎湃的学生运动的中国历史舞台上。1935年12月16日，陆璀又组织参与了第二次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陆璀在示威活动中被军警抓捕，关进了警察局。陆璀被警察逮捕时，那天美国记者斯诺正在现场，他跟踪到警察所。在警察的包围中，对陆璀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采访，并当即发出了一条“独家新闻”，用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标题：《中国的贞德被捕了》。这篇报道在美国的大报上登出后，确实起了一点轰动效应，为我们抗日救国、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主张作了有力的宣传。清华大学的“清华英烈”碑和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他就是抗日民族英雄——张甲洲。历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北平市委代理书记，巴彦抗日游击队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军长等职。著名的蒋南翔校长也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当时，他是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西郊区党委委员。他起草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个宣言以及北平市学联的一些重要文件，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发生过重要影响，为唤起全国爱国学生奋起抗日救亡作出了很大贡献。
作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蒋南翔还有一段重要经历──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借助这个舆论阵地，他与一些地下党员和爱国学生一起，宣传革命与抗日，也为他后来长期从事青年运动的领导和宣传工作打下了基础。在作为校长期间，蒋南翔校长提出培养新老结合，又红又专的人才，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爱国人才。钱学森（１９３４年清华公费留美生，回国后曾在清华任教）；郭永怀（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西南联大物理系研究生）；当然在清华党组织中还有许许多多为国奉献，默默无闻的人，他们是清华的骄傲，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一个个闪着光辉的名字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年和生命，为一个更好的中国，前赴后继，积沙成塔，用青春和热血点燃了的中国光明未来的希望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