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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马楠
编辑 设计/王蔚 马楠
西安事变纪实（二）
发动兵谏 逼蒋抗日
随着西北地区抗日力量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日益尖锐，矛盾日趋激化。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部署对陕甘苏区的“围剿”，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屡次劝谏蒋介石停战抗日，均遭蒋介石拒绝。为挽救民族危亡，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逼蒋介石抗日。
1936年8月29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派特务在西安东大街西北饭店逮捕东北大学抗日流亡学生宋黎等人，被杨虎城宪兵队巧妙营救，张学良派卫队查抄了省党部，史称“艳晚事件”。张、杨与蒋矛盾进一步加深。图为位于西安东大街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旧址。
面对蒋介石的“剿共”命令，张、杨多次苦苦劝谏，希望蒋能改变主意。1936年10月31日，张学良利用去洛阳为蒋祝寿之机，反复申述己见，均遭到蒋的申斥，并被告戒：“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不难消灭。”图为蒋氏夫妇在洛阳的住地——洛阳西宫旧址。
1936年11月23日，蒋介石下令逮捕全国救国会七领袖，封闭十多种进步刊物。张学良专程飞赴洛阳劝说蒋介石，积极营救，但遭到蒋的拒绝。图为救国会七君子合影。（右起：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沈钧儒、章乃器、史良、王造时)。
1936年12月6日，回到西安的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最后摊牌：要么服从命令，将部队全部开往陕北去“剿共”；要么让出西北，由中央军来“剿共”，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
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赴临潼声泪俱下向蒋进谏，遭蒋斥责。蒋在华清池午间宴请驻陕各军高级将领时，又对张、杨“剿共”不力诸多指责。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最后一次诤谏失败了。
1936年12月12日晨，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在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图为张学良（上）和杨虎城（下）。
“西安事变”当日发布的第一号《号外》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
杨虎城等《对时局通电》
1936年12月14日撤消“西北剿总”，停止“剿共”工作，设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主任，主持西北军政事务。图为《西京民报》的报道。
1936年12月17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决定，组建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骑兵集团总指挥。图为12月17日《解放日报》的报道。
历史转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如何处置蒋介石，是当时国内外各阶层人士关注的焦点。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分析形势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方针得到了张、杨和南京政府内部宋美龄、宋子文等的拥护和欢迎。经过三方谈判，蒋介石表示接受和承诺实施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主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东、来兄：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南进。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
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西安事变”后，西安军民举行大游行，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
“西安事变”后，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连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反对“西安事变”，要求释放蒋介石。这是1936年12月14日题为《张学良反对南京政府，蒋介石被起义部队逮捕》的报道。
1936年12月14日，日本陆军省制定《西安事变后的对华时局策案》，反对张、杨走联共联苏抗日之路，反对南京与西安的和平谈判，并作好了武装干涉的准备。这是日本《朝日新闻》对“西安事变”的相关报道。
1936年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讨伐”西安，并“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组织国军，扫荡叛逆”。图为关于“讨逆”的报道。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为“西安事变”发出通电，提出和平解决和团结救国的主张。
中共中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致电周恩来
“西安事变”后，全国各地的爱国团体纷纷致函支持张、杨义举，应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于12月17日抵达西安参与谈判。之后，周恩来向各界代表宣传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图为中共代表周恩来（右）、秦邦宪（左）、叶剑英（中）。
1936年12月23日—24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与南京方面宋美龄、宋子文，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会议室举行三方谈判，最终达成《六项协议》。图为会谈旧址。
一，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二，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民主会议召开以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
五、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六项协议》
蒋介石以领袖人格口头承诺停止“剿共”、实行联共抗日等条件后，于1936年12月25日获释离开西安。图为蒋介石离开西安时，在西安机场停放的蒋介石座机。
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到抗日的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红军，巩固东北军、第17路军与红军的团结，使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的根据地。
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但回到南京后，蒋介石背信弃义，立即软禁张学良。1936年12月31日，国民党政府最高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这是国民党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
1937年1月1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通过了“陕甘军事善后方案”，威逼西安方面接受，并重兵进逼西安。图为1月6日，《中央日报》关于“陕甘军事善后方案”的报道。
中共中央派红军南下支援西安。图为挺进三原的红军受到第十七路军赵寿山将军及地方人士的欢迎。（前排左三为赵寿山将军）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国共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因张学良被扣留，西安出现了动荡不安的情势，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定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图为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做出贡献的周恩来。
1937年4月20日，杨虎城在西安新城大楼举行宴会，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前排左起第七人杨虎城、第八人顾祝同、第九人周恩来）
1937年7月15日，由中共以周恩来、秦邦宪等所组成的代表团赴庐山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等谈判时送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此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平津战役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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