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各种社会学说都有同样的看法：改进制度与统治可以为国家带来进步，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
现在我们要说明的是，这些看法乃是一系列严重的谬见。因为制度与制度之间，根本不存在好和坏的区别。
我们知道，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
我们又知道，观念、感情和习俗是相当稳定的东西，绝不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
这样一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就无法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
既然制度和政府都是民族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绝对不可能创造某个时代，只能被这个时代所创造。
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民族性格，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根据他们一时的奇思怪想，而是他们的民族性格决定了他们要怎样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改造它也同样如此。
现在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既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好制度，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坏制度。而各种制度也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
正因为如此，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
打个比方来说，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共和制要比君主制来得民主，因此共和国的人民也就要比君主国的人民幸福。可实际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至今还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之下。反倒是拉丁美洲与非洲那些所谓的民主共和国，常常表现出十分嚣张的专制压迫主义。尽管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共和制度，也制定了共和国的宪法，可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
这样看来，把时间浪费在炮制各种煞有介事的宪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戏，是无知的修辞学家毫无用处的劳动。能够决定制度是否完善的因素，除了实用和时间之外，别无他物。
因此，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像英国人一样，束手让这两个因素来发挥作用。
当众多的拉美国家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后，它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效仿美国，一拥而上发疯般制定宪法文本，而结果却变得十分糟糕。
这样看来，政治家们在调整制度的时候，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以实用为制定依据，而不是想当然的推理，更不是机械地照搬。
二：不要考虑是否严谨对称，而是考虑它是否行之有效、方便实用。
三：除非感到有所不满，绝对不加以变革。
四：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绝对不进行革新。
五：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制定的一些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
在英国，从约翰国王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这五大原则一直支配着议会，让它的行动有章可循，从容不迫。
法国人的情况恰好与此相反，这个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国家，用了整整一千年的时间来维护集权制，然而当法国民众感觉到不满时，他们选择了粗暴的方式。
当一场目的在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进行过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样大革命的结果就是毁灭了一套集权制，继而建立了一套新的集权制，甚至使它进一步强化，更具备压迫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该承认，集权制乃是法国民众迫切需要的产物，就该承认它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承认这种制度最适合法国民众。
从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制度无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民族的幸福也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
我们看到，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而另一些国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国，在极为相似的制度下，却生活在可悲的混乱状态之中。这时我们就应当承认，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是受它们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
尽管道理是这样的，但民众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将不满归结于某种制度，又将希望寄托于某种制度，就像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对待未实行的制度，赋予这些制度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
就这样，各种幻想和新词汇反复地对群众的头脑造成冲击，尤其是后者，它们对于民众的影响力，和它们的荒诞同样强大。
正因为如此，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发生下去，看不到一丝停止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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