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100多年来成才率最高、世界最著名的中国大学”，既不是20年代的北大，也不是80年代的武大，而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
1937年11月，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为躲避战火，合并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8年抗战，师生颠沛流离，靠租借民房上课；食堂吃的是糙米饭，校长靠摆摊贴补家用；白天要躲避日军的轰炸，早晚才能在茅草屋里上课……
然而就是在这种匮乏、战乱的环境中，这所临时拼凑的大学，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造就了无人比肩的教育奇迹：2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14位“两弹一星”功臣，174位院士，还有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
西南联大的奇迹为何无法复制？学者和校友总结，西南联大的三个治学态度，当代大学能得其一，已经算是好大学，而能得其三者的，则根本没有。
西南联大最大的特点就是学术自由。教授上课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决定。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校方从不干预师生的政治思想。
不管是进步、保守，还是中庸；不管支持哪一个党派、持哪一种政治观点，虽各有坚持，但都能互相包容。教授们只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却从不指导他们该思考什么。
在西南联大，学生和老师爆发争论是家常便饭。老师常开同一门课，凭学识抢夺学生。竞争非常激烈，却仍然可以合作无间、相得益彰。
西南联大始终坚持独立办学，拒绝做政治的附庸。甚至挡住了蒋介石强制推行的“三民主义”课程。即便在今天的很多校园，这样的情形也是不可想象的。
诺奖得主、西南联大校友杨振宁说：“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西南联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
正是这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风格，吸引众多名师教授和青年才俊云集西南联大，并甘愿为之付出卓绝的努力。
中国的传统知识重实用、轻思辨，对自然科学充满了鄙夷的态度。科学精神、科学教育的落后，导致中国长期积贫积弱。
后几十年，则是受苏联计划思维的影响，只培养工具型的理科“专家”，将人文学科摧毁殆尽。这种对“科学”的狭隘理解，至今使国人深受其害。
然而西南联大的培养方式，足以比肩全球最好的综合性大学。联大高度重视学生的通识教育，鼓励学生们都能成为科学、人文兼具的通才，而不是一个知识狭隘的“专家”。
比如学校规定，文法学院的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学校对学生的转系甚至转校，都非常宽容。比如李政道是浙大转来的；语言学家朱德熙，先是在物理系学了一年，却为此感叹“那一年让我终身受益”。
这种重视真理与自然的培养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每一个学子渴求真理、博古通今的学习愿望。
由此观之，西南联大的成功，绝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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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学生纵览古今人类知识，西南联大还有一项硬性规定：不论什么专业，有四门课都是必修的：《中国通史》、《大一国文》、《西洋通史》，还有《大一英文》。
身为中国学生，必修《中国通史》和《大一国文》不难理解，但所有学生都必修《西洋通史》和《大一英文》，就非常值得说道了。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人类学术早已是英语的天下。古今西方文明的所有知识，都已经翻成了英文。顶级期刊的文章，基本都以英文撰写。
因此，即便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懂一点英语和西方历史，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西南联大对西方文化和英语教育的重视，既是一种远见，也是一种胸怀。在国家存亡、民族危难之际，西南联大并没有陷入盲目排外的狭隘心态。
然而，处于和平年代的当下，却时常有人叫嚣““废除英语教育”。相比之下，高下立见。
西南联大校友许渊冲，是全亚洲获得“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的第一人。他曾详细描述当年上大一英文课的情景，并屡屡提及一本教材：“联大八年来为国家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人才，没有一个人不读《大一英文》，没有一个人完全不受英文读本影响、不受潜移默化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