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从《商君书》《韩非子》一类文献中不难发现，秦代法家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利出一孔”的国家垄断，而不是民间的竞争。
法家政策的另一面是反宗法、抑族权、消解小共同体，使专制皇权能直接延伸到臣民个人而不致受到自治团体之阻隔。
因此法家在理论上崇奉性恶论，黜亲情而尚权势；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
尤其有趣的是，出土《秦律》中一方面体现了土地国有制，一方面又为反宗法而大倡个人财产权，给人以极“现代”的感觉。
但这只是“伪现代”。
因为这里小共同体的解体并非由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而是相反地由大共同体的膨胀所致。
在“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的反宗法气氛下，大共同体的汲取能力可以膨胀得漫无边际。
宗族文化与族权意识在法家传统下自无从谈起，然而秦人并不因此拥有了公民个人权利。
相反，“暴秦苛政”对人性、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摧残，比宗族文化兴盛的近代东南地区更厉害。
汉武帝改宗儒学，弘扬礼教，似乎是中国传统的一大转折。
然而，“汉承秦制”且不说，“汉承秦法”尤值得重视。
正如瞿同祖先生早已指出：武帝以后之汉法仍依秦统，反宗法的大共同体一元化色彩甚浓。
而“儒家有系统之修改法律则自曹魏始”。
由魏而唐，中国的法律发生了个急转弯，以礼入法，礼法合一，法律儒家化实际上是社会上共同体多元化的反映。
宗族兴起，族权坐大，小共同体的兴盛成为一时潮流，从魏晋士族一直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宗主督护制，社会精英主流也由秦汉时为皇上六亲不认的法家之吏变成了具有小共同体自治色彩、以“德高望重”被地方上举荐的“孝廉”“贤良方正”之属，并发展为宗法色彩极浓的门阀士族。
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表里皆儒”的时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正是一个大一统帝国解体，类似于领主林立的时代。
从北魏废宗主督护而立三长始直到唐宋帝国复兴，中国出现了“儒表法里”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了大共同体一元化传统，此一传统基本延续到明清。
“儒表法里”即在表面上承认多元共同体权威（同等尊崇皇权、族权、父权、绅权等等）而实际上独尊一元化的大共同体，讲的是性善论信的是性恶论，口头的伦理中心主义实际的权力中心主义，表面上是吏的儒化而实质上是儒的吏化。
在社会组织上，则是表面上崇尚大家族而实际效果类似“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由隋至宋臻于完善的科举制是这一时期“儒表法里”的一大制度创新。
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朱熹这样的大儒却对此制十分不满。
其实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
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有点贵族政治色彩的、由道德偶像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之制——明儒黄宗羲正是主张用这类制度取代科举的。
科场的严密防范以人性恶为前提，而识者已指出：设计巧妙的八股程式与其说是道德考试不如说是智力测验。
唐太宗的名言“天下英雄（不是天下贤良！）入吾彀中”，更说明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大一统国家通过“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度量断之”的法家原则把能人（而非贤人）垄断于掌握之中，它与一以耕战之功利择吏的秦法主要是所测之能不同而已。
实际上由察举、门阀之制向科考之制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由周之世卿世禄到秦之军功爵制度的一种复制。
儒家贵族政治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
正如识者所云：科举官僚制的发展与其归之为社会上公共事务增多和分工发展的结果，倒不如更直接地理解为专制统治越益过度或无谓地分割官僚权任，又要保证一种更为集中的一元化控制秩序的产物……这就是我国的近代化过程所以始终无法将它嫁接到共和体制上，及其所以在近代与帝制同归于尽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通过科举制实现了表面上吏的儒化和实质上儒的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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