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从这里出发｜英雄丰碑不朽 长征精神永恒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桂林地域湘江两岸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决战，英勇突破国民党部队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确保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大部渡过湘江。在湘江之畔，数万名红军战士浴血奋战、向死而生，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长征铺垫了胜利前进的通途。发生在桂北大地的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最悲壮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之战，在党的历史、人民军队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鉴往知来，让我们一同回顾湘江战役的始末，缅怀革命先烈，坚定理想信念，砥砺革命意志。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离开广西后的第76天，博古、李德指挥中央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向西南方向突围，沿着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行军。

由于红六军团每日都向红军总部报告自己的位置，国民党军很快破译了红六军团的电报。当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向西南角突围转移的情报后，就召集幕僚分析红军意图，商量对策，立即设置了三道“钢铁封锁线”，层层堵截红军。

红军长征初期，国民党军由于仓促布防、各怀鬼胎，在前三道封锁线未能给红军以重创。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忙命令湘军组织新防线，企图切断红军西进道路，把红军包围在遂川以南、桂东曲江以东的湘南地区。但当时何键的湘军正分散在各地“清剿”，来不及组织大规模兵力，湘南只有一些地方部队驻守。1934年11月5日至8日，中央红军从汝城、城口之间，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此后，再一鼓作气，于1934年11月13日至15日，由郴县、宜章、良田间打开缺口，突破第三道封锁线；15日占领宜章，18日兵分两路向道县、江华挺进。

中央红军连破两道封锁线，蒋介石大为震惊，但还判断不出红军的行动方向，当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终于判明，中央红军突围的真实意图，即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经广西北部的全州、兴安渡过湘江，与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以东地区，蒋介石先后调集中央军8个师，湘军7个师，粤军6个师，桂军5个师共26个师30余万兵力，由何键的“追缴军”（含薛岳的中央军）与粤军、桂军相配合，凭借湘江天险，设置第四道封锁线，组织五路军队，从四面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蒋介石在全州、灌阳、兴安组成的“铁三角”地带扎好了口袋，“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等着红军向西硬闯，形势对中央红军极为不利。

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的作战命令。当天17时，朱德急电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发布抢渡湘江，向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进军的命令。当时，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向湘江前进。第一纵队由红一军团主力组成（为右翼）；第二纵队由红一、红五军团各一部和军委第一纵队组成；第三纵队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第二纵队、红五军团一部组成（为左翼）；第四纵队由红八、红九军团组成（两个新建军团，分布在左右掩护两翼）。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保护着居中的中央两个纵队。

在此危急关头，红军本应全军精简辎重，迅速直达湘江，在短时间迅速通过湘江。但是军委没有根据新敌情作出新部署，仍旧按照四路进军计划，辎重压身的红军行军速度本就缓慢，通往关口的便道又都是崎岖狭窄的羊肠小道，更是举步维艰。第三纵队终因山道不通受阻，不得不改变原计划路线。

另一方面，如果各路“追缴军”能够按照蒋介石的战役布局展开，那么红军强行渡过湘江的大门将被彻底关闭。幸运的是，蒋介石一生最精密的一次战役筹划却少算了一样：人心。蒋介石此役要实现的目标太过复杂：既彻底消灭红军，又坐收渔翁之利顺带消灭地方派系特别是新桂系，即便是薛岳的部队也并非嫡系，只是中央军中的杂牌军。然而，此一石三鸟之计一开始就被识破了。白崇禧意识到，自己的部队就是一块门板，如果关上了红军前进的大门，广西就会对中央军门户洞开。在“有匪有我，无匪无我”的考虑下，白崇禧制定了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把原来沿湘江部署的南北阵形变为以湘江为立轴的东西阵形，原本铁板一块的湘江防线一下子闪出了近100公里的口子。他“击小尾”的策略，便是为了尽快让红军通过自己的地盘，而把主要精力用在防止薛岳入桂上。

白崇禧一面以红军进攻贺县（今贺州市）、富川为借口，将全州、兴安主力悉数撤回，一面电告何键“请湘军填接”。何键心中了然，一旦让湘军主力去填接那近100公里的防线，湖南同样会对中央军不设防，于是他耍了个滑头，只接防到全州，而不是兴安，并没有完全堵死红军西渡湘江的缺口。此时，即便是薛岳的中央军，也并没有在追击过程中对红军穷追猛打，只是走走停停，逼着红军去和湘军、桂军决战后，自己坐收渔利。东南方的粤系陈济棠更是早就与何长工、潘汉年达成了秘密协定，红军过广东时几乎就是“目送通过”，现在战火不在他的地盘，更是出工不出力。于是，各怀鬼胎之下，出现了“送客式追击，敲梆式防堵”的局面。

然而，此等天赐良机就在眼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走到道县却停了3天，等到红军抬着坛坛罐罐作“甬道式”前进，在部队终于抵达湘江渡口时，南北两路敌军已经抵不住蒋介石的压力而严阵以待。此时，红军要想渡过湘江，只有全力撕开血网，杀出血路，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迫在眉睫，势不可免。

当红军终于抵达湘江渡口时，南北两路国民党部队已严阵以待，红军想要渡过湘江，一场血战在所难免。1934年11月27日上午，红二师的第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团部渡过湘江，抢占湘江界首渡口，成为第一支整建制渡过湘江的红军部队。进入界首后，耿飚、杨成武一边勘察敌情，一边发动群众，群众很快消除了畏惧感，纷纷帮助红军架设浮桥。紧接着红一军团的第二、第六团也渡过湘江，抢占和控制了界首以北至全州段湘江的所有渡口。蒋介石得知湘江无兵防守的情况后，大为震怒。11月28日，蒋介石发电严令桂、湘两军按原计划，夹击已过河红军，堵击未过河红军。在蒋介石的催令下，三面四方之敌，再次联手锁牢并收紧湘江血网，欲把湘江变成红军的覆没之地。

在敌人压缩包围圈时，一方面，红一、红三军团的前卫师已经占领界首到屏山的所有渡口，军委纵队也已经入关，离湘江只有55公里；但另一方面，红军队伍拉得过长，前锋已经过湘江，而红八、红九军团落在其后，前后相距达100公里。11月28日下午，军委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军委纵队和所有战斗部队，到11月30日全部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当时如能轻装疾行，仍然可以利用最后的有利时间，以较小的损失渡过湘江。但是，辎重压身的红军平均每天行程不到28公里，军委纵队28日已经到达文市，30日拂晓才到达界首渡口。这导致后面急速入关的红八、红九军团和后卫红五军团无法及时过江，担任两翼掩护的红一、红三和后卫阻击的红五军团，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新圩、光华铺、脚山铺是红军两翼为掩护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湘江，全力阻击敌人的三个主战场，展开了最残酷的合围与突围的较量。

桂林市灌阳县新圩距离湘江渡口七八十里，是通往全州和湘江的必经之路，守住了新圩，就等于掌握了进出湘江的第一道生命线。担任此地阻击任务的先后有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他们主要负责阻击由灌阳北进的桂军主力两个师。

1934年11月26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三团：红五师主力赶到新圩，进占新圩以南至马渡桥。当日下午，红五师就接到军团紧急电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支持三天至四天。红五师只有2个团和临时调来的军委直属炮兵营，总兵力3000余人，桂军则是7个团，兵力超过10000人，还有飞机、大炮等装备。红五师由于连续作战，极度疲劳，加上兵力悬殊，师长李天佑认为坚持两三天有把握，四天就难了。11月27日下午，部队修建了简易工事。11月28日上午，两军对接，在排埠江第一轮交手，一直打到晚上，进攻的桂军都没有攻下一个山头。

1934年11月29日，桂军增加兵力，发动大规模立体进攻，飞机、大炮轮番轰炸，红五师伤亡惨重。面对巨大的牺牲，红五师多么希望军委纵队快点行动，每走快一步，就会减少很多伤亡。但是，军团的电令，仍然要红五师坚守、坚守、继续坚守。期间，指战员们浴血奋战，红五师参谋长胡震与几名战士被50多个敌人包围，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第五师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腿部中弹，仍然指挥战斗直到牺牲；第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负伤，3名营长中两名牺牲；第五师两个团的营连干部伤亡惨重。直至30日下午，红三军团命令红五师把防务工作交给红六师第十八团后，第五师撤出新圩阵地。红十八团不熟悉地况，匆忙参战，终被敌军重兵包围，在楠木村背靠的楠木山山谷里，阻击了3个师的敌人，最后弹尽粮绝几乎全部阵亡，团长姓名至今未查清。在此参加阻击战的还有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后断肠自尽，壮烈牺牲。这场战役，最终牺牲了师参谋长、2个团长和营、连、排大部分指挥员，以伤亡过半的代价，赢得了新圩阻击战的胜利。

桂林市兴安县光华铺位于界首南5公里处，向东离湘江2公里，是界首渡口的安全屏障，如果光华铺失守，从界首往北的所有湘江渡口又将被桂军控制，后果不堪设想。光华铺阻击战主要是阻止桂军北上，以保证相距仅仅5公里的界首镇三官堂渡口安全。光华铺主要由红三军团第四师负责，任务是阻击由兴安北进之敌。

红三军团第四师前卫第十团过江后，团长沈述清率先头第三营到光华铺南面勘察地形，两个连在正面向兴安县城方向构筑工事。不久，敌军迂回至第三营身后直插渠口渡，与第十团主力交火。营长张震急忙带着队伍往回打，与桂军展开夜战直至1934年11月30日拂晓。天微明时分，军委第一纵队接近渡口，为保护军委纵队安全渡江，又展开激烈战斗，团长沈述清牺牲，年仅26岁。得知红十团伤亡400多人，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一职，继续坚守光华铺，两军展开拉锯战，主要山头数次易手。情况危急，渡口近在咫尺，不能失守，否则没有退路。几小时后，继任团长杜中美也被子弹击中牺牲，时年35岁。

两任团长先后在数小时内捐躯，敌人乘势反扑，不断轰炸。1934年11月30日下午，光华铺第一道防线失守。第二道防线，由红四团驻守，11月30日晚上和12月1日，桂军故伎重演，偷袭第二道防线。12月1日拂晓，从新圩阻击战撤下来的红五师十四、十五团赶来，与30日晚赶到的十三团会合，一直坚持到12月1日下午才撤离。

光华铺阻击战，红三军团挡住了桂军4个团的进攻，仅红四师就牺牲了1000多人，其中红十团的第三营伤亡过半。最终完成了保护界首渡口安全、阻击桂军北上会合湘军封锁湘江的艰巨任务。

桂林市全州县脚山铺北距全州16公里，东距屏山渡2公里，南距大坪渡口14公里，西南距界首渡口25公里，是中央红军能否渡过湘江的生命线，若敌人过了脚山铺，就可能直驱湘江，彻底锁死血网。脚山铺阻击战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中央红军牺牲最大的一战。敌军投入湘军4个师约六七万人，而红一军团第一、第二师人数不足1万。

为保证军委纵队和各军团渡过湘江，红一军团第二师及第一师的一个团在脚山铺构筑工事，阻击南下封锁湘江的湘军。11月29日，湘军两个师在数十门大炮和9架飞机的掩护下发起强攻。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在尖峰岭一次次打退数倍于己的敌人，并抓住时机反冲锋。后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尖峰岭失守，第二师退守黄帝岭。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率部在阵地上坚强阻击，打得敌人尸横遍野。

1934年11月30日清晨，红军第一师两个团从湖南潇水急行100多公里赶到脚山铺投入战斗。12月1日上午，红一军团第十五师等8个师还在江东。此时战斗已到最后时刻，坚守脚山铺一线的红一军团将士死守全州凤凰嘴、麻市渡口，为了确保江东部队赢得抢渡时间，他们在10多公里长的战场上逐个山头与敌争夺。战斗最危险的时候，一股湘军竟摸到了距离红一军团指挥所仅有40米的地方，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等都拔出了手枪，指挥身边的警卫员、炊事员也投入了战斗，最后才杀出重围。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脚山铺伤亡约2000人，双方在此鏖战了三天三夜，红军将士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湘江的生命通道。

1934年，经过11月28日至30日的左、右两翼阻击战，红军以巨大代价保证了军委纵队得以顺利过江。但是，形势仍然很严峻，至12月1日凌晨，按照军委渡江令，只有军委纵队和打掩护的前锋部队过了江。即红一军团第一、二师，尚未过江的还有8个师。离湘江最远的第三十四师、第六师的十八团还在新圩的枫树脚。南下的湘军源源不断，他们力图封锁湘江渡口。如果不堵住南北夹击的湘、桂军，江东的红军将无法过江，红军可能被截成两截。竭力保住湘江渡口，保护江东红军抢渡湘江，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湘江战役进入最关键的时刻。军委连发两道电令，其中一道电令明令：“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军委两道电令，极大鼓舞了江东红军将士的斗志，他们只有一个最简单的信念：过江、过江。1934年12月1日，国民党军发动全线攻击，企图夺回渡口，封锁湘江，湘江战役猛烈程度达到顶峰。脚山铺的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新圩、光华铺与桂军的战斗也进入殊死阶段。左翼防线，红三军团在界首渡口节节抗击桂军；右翼防线，红一军团在脚山铺拼死抵挡湘军；后卫红三十四军在枫树脚拖住桂军。面对疯狂的封锁部队，红军将士拼死搏杀，用生命为江东部队赢得了抢渡的宝贵时间。

江东红军为了两翼部队减少伤亡，也为了自身生存，以顽强意志，冒着国民党军队的狂轰滥炸，拼死赶往湘江，展开惊心动魄的抢渡。抢渡路上，国民党的飞机来回不断轰炸、扫射；抢渡路途、涉渡江面成了血腥屠场，很多红军将士永远倒在了渡湘江的路上。12月1日中午，军委纵队从界首渡口过了湘江。下午3时，眼看桂军蜂拥而来，红军工兵炸毁了浮桥。东岸剩下的红九军团大部、红八军团、红五军团第十二师只能改从下游12公里处的凤凰嘴渡江。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国民党军队前后夹击，无法过江，第三十四师政委程翠林在激战中英勇牺牲，其余6个师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渡过湘江。后续部队伤亡惨重，未能过江的部队后来在游击战中基本全军覆没。

湘江战役后，整个江面密密麻麻漂浮的都是红军的遗体，红军的鲜血溅满了岸边的石头，染红了一江碧水，随处可见八角帽顺江漂流……见者无不为之哀戚，为之动容，以至于当地流传起这样的民谣：“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红军虽然渡过了湘江，但也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一次减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但红军以疲惫之师，苦战5昼夜，终于突破国民党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湘江一役中，战斗力最强的红一军团损失6000余人，长征出发前统计共10922人的红八军团由于所剩无几被整建制撤销，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其余各部编制均不足半数。在指挥员方面，师级阵亡7人，团级牺牲16人，营连指挥员更是基本换了个遍，而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在灌阳革命烈士陵园里，一块无字石碑静静地立在江边，石碑的基座上刻着的这句话让人感慨万千。

湘江一役，给中央红军造成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在转移中，博古、李德“左”倾的指挥错误表露无遗，其脱离红军实际的指挥作风对于本可避免而没能避免的这场劫难，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在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湘江突围：长征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湘江战役，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在湘江以东围歼的企图，但也遭遇了自成立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湘江战役的严重失利，促使更多的红军指战员，包括一些曾经支持‘左’倾错误的党和红军高层领导，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

湘江惨胜引起了全党全军的极大震撼、悲愤。接连的失地迫使全党全军开始思考红军的出路在哪里，革命向何处去。更重要的是，红军战士的英勇奋斗为革命保存了珍贵的火种。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历经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逐渐统一了思想，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为中央红军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找到正确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1935年1月举行的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在90年后的今天，湘江战役的重大意义和伟大精神，早已镌刻进每一位国人的心中，并激励人们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