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李树峰同志，您好！1990年7月，北京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团赴福州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实践团成员，请您回忆一下当时参加这次活动的情况。
李树峰：好的。我是1987年从福建福安考入北大法律系的，1991年毕业，在校期间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那次政治风波对大学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同学们普遍感到需要更多地到实践中去认识社会、了解国情、接受教育。这一年的秋季学期，北大学生会社会实践部特别热闹，报名参加实践活动的同学特别多，实践活动的安排也特别丰富。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经多方联系，北大福建同学会决定组织同学们赴福州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获悉后非常重视，指示福州市有关部门安排好。北大党委和团委得知后同样高度重视，指定当时的北大团委学术实践部部长带队赴福州指导这次活动。这也是当年北大影响最大的一次社会实践活动。
1990年7月20日左右，北大学生社会实践团分批从北京出发。有一个小组到闽北的时候遇上暴雨，他们乘坐的火车被困在山区。习书记得知后指示市里连夜安排一辆大巴车到闽北山区转移受困的同学，接到福州后安排他们在福建省财会干部管理学院住下。这件事情给我的震撼很大，因为当时刚刚经历过1989年的政治风波，社会上对大学生尤其是对北大学生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异样的目光，避之不及，而习书记和福州市委却给予这么热情周到的安排，让我们非常感动。
采访组：请您谈谈在福州市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情况。
李树峰：我们实践团有60名同学，分投资环境、城市建设、教育科技、人才需求、社会心态等六个专题组，成员中有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大部分是福建籍的同学，文科有经济系、法律系、历史系、中文系、外语系、哲学系，理科有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等。调研活动安排有座谈、采访、问卷等，形式多样。整个社会实践活动为期12天。同学们早出晚归，白天集中考察、分组调研，晚上一起交流收获体会，分享各自搜集的资料，非常热闹。
我参加的是投资组，主要是调查分析福州投资环境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政策建议，重点是到马尾调研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情况。马尾地处闽江下游北岸，距福州市中心约16公里，是中外闻名的贸易港口、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中国近代航空事业的发源地、中法海战的古战场，马尾船政、马尾海战闻名中外。
实践团六个专题组在调研结束前都按计划完成了调研报告，约十万字。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的调研报告应该非常稚拙，但福州市方面非常重视，立即转给了福州市计委、经委、外经委、人事局等有关部门参阅。
采访组：据当年《福建日报》和《福州晚报》报道，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专门到北大社会实践团驻地看望大家并同大家座谈。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座谈情况。
李树峰：记得是1990年7月31日吃过晚饭后，我们接到通知，说习书记要来我们实践团驻地省财会干部管理学院看望我们并座谈。当时习书记轻车简从，好像就带了一个工作人员来。
习书记到来后和同学们一一握手。我带着期待和激动，心里想，一定要细心体会握手的质感。轮到我与习书记握手时，我手上稍微加了一点儿力，望着他说：“习书记好！”习书记问候我时，始终保持着兄长般的微笑，我感觉他的手特别厚实。
座谈会大概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六个专题组的同学分别向习书记汇报了这次调研的成果和体会。经济学院研究生黄誌负责金融环境的调研，他谈到了福州市应充分发挥沿海开放城市和与台湾地区毗邻的优势，并提出了对发展金融业的思考。
社会心态调研组的同学在汇报中谈及福州人民的心态很朴实，把亚运会当成自己的一件大事。该同学认为，与沿海城市人民的办事效率相比，我们大学生中存在的散漫现象应该有所转变。国际经济系学生陈功说道，福州市干部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和对大学生热情周到的接待，使同学们深受感动。
习书记静静地倾听，偶尔插话询问，不时点头表示赞同。福州的夏天比较潮热，那时也没有空调，习书记拿着一把折扇，身穿短袖白衬衣，像兄长一样与我们拉家常似的交流，始终面带笑容，话语亲切自然，倒是我们有点儿紧张和拘束。
关于这次座谈的内容，当时刚刚到福州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1990届毕业生郭海鹰作了整理并写成《习近平与北大人交心谈往》一文，发表在他主编的校园报《福建大学生》。那份《习近平与北大人交心谈往》的原稿保存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现摘录如下：
习书记首先表示欢迎同学们到福州来，感谢各位为福州市的建设出谋划策。他接着说自己与在座各位的年龄相差不太大，因而与大家见面有亲切感，两代人走过的历程、心态、思想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时代背景不一样。
习书记谈到，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是在一片空白中逐步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习书记认为“生活不容易”，年轻人对生活的结论不能下得太轻易、草率，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提炼自己狂热、浪漫的想法。“文革”中的一代人大都经历了从苦闷到重新批判、认识而后建立自己世界观的过程。习书记谈到当时他也是什么书都看，从《三国志》到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太清晰。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在自己过去认为最落后的地方，是在农村的七年插队生活中，带着问题看书、思考，经历了“生活关”“劳动关”的考验，最终体会到了其中真正含义。
习书记告诫同学们说，不要认为学校中学到的知识是高超、万能的，只有到社会中与群众打成一片、扭到一起后，产生了社会责任感，才能获得真知灼见。
习书记主张应该多创造机会让青年学生们认识社会，在实践中把握自己。他说，我们没有必要为年轻一代担心——一代必将胜过一代。年轻一代应该结合中国的特点把握好自己的路，否则只能牢骚满腹、空悲叹。
习书记诚恳、实在的话语博得同学们的阵阵掌声，会后同学们反映说：“习近平是不打官腔的领导，听得进，聊得来！”
※ 1991年5月10日，《福建大学生》刊发《习近平与北大人交心谈往》。
我印象最深的是，习书记与我们分享了他对中国社会整体情况的看法。他说，中国比较大，国情比较复杂，各个地方的情况可能都有差异，但是，如果我们要真正的想为国家做一些事情、有报国理想的话，应该更多地深入到基层，真正了解实际的国情是怎么样的。“同学们的忧国忧民，只有到基层中去、到实践中去、到人民中去，才能真正知道所学的知识如何去发挥、如何去为社会作贡献。”他勉励我们“立志高远，多读书，多到基层磨炼”。
我们觉得习书记非常懂得青年人的所思所想，非常懂得当时青年学生特别是北大学生的成长困惑，对我们有一种导航的方向感。聆听习书记一席话，我们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成长方向。
《福州晚报》以《北大学生赴榕社会实践团举行汇报会——习近平同志同他们进行长时间亲切交谈》、《福建日报》以《向社会学习 向人民大众学习——北大学生社会实践团圆满结束在榕活动返京》为题，分别在头版对此次座谈会进行了报道。
※ 1990年8月2日，《福州晚报》头版以《北大学生赴榕社会实践团举行汇报会——习近平同志同他们进行长时间亲切交谈》为题，报道习近平与北京大学赴福州社会实践团座谈交流。
采访组：请谈谈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对您的影响。
李树峰：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在福州反响热烈，也在北大引发强烈反响。习书记当年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勉励，时时激励我奋斗前行。
我在北大上学时印象最深的是课外讲座特别多，接受现实社会的信息基本上都是通过讲座间接获得，但又觉得这些讲座理论的东西比较多，联系实际的不多。通过参加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跟社会现实直接结合，就好比有一种“开天窗”的感觉，见到了一个真正现实社会的样子。我们明显感到，书本上学习的与现实中看到的不一样，开始学会更多地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学校学习的大多是从宏观层面、从假设性的前提看问题，更多的是宏观分析性的逻辑思维。而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让我们真正从现实的角度看问题，让我们变得更加理性和冷静。这是从书本和讲座中无法获知的，这种沉甸甸的收获，对当年的我们来说尤其重要。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后，我感到同学们都少了迷惘，多了远见；少了躁动，多了踏实；少了失望，多了希望。
1990年暑期在福州的社会实践经历，虽然只是我成长和人生中的一朵浪花，但每每回忆总会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此刻，我不由得想到了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喜爱的诗句：“待入尘寰，与众悲欢，始信丛中另有天。”
采访组：您是福建人，毕业后又回到福州工作，您能否谈谈对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时的印象？
李树峰：1991年夏天，我从北大毕业回到福建，被分配到省委农办秘书处工作，更多地了解和感受到福州的发展变化。对习书记在福州时的工作，我有三个方面印象特别深刻。
第一，习书记的为民情怀。习书记总是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福州时，他大力推动“四个万家”（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活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称赞，我当时也陪同农办的领导参与了这项活动。
这种为民情怀，从习书记在1990年7月15日晚填写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阕中，可见一斑——
第二，习书记的战略谋划。习书记在福州时，提议并主持编制了“3820”工程，即《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习书记在主持规划时，组织课题组外出考察，在媒体上开办“怎样赶上亚洲‘四小龙’”专栏，开展“万人答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等活动，广泛发动市民参与。当时，我们农办也深度参与了这项工作。
※ 1991年12月，习近平与同事讨论福州市农业战略规划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