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文革”初期是兴风作浪之人。他以敏锐的政治嗅觉，迅速攀附江青等势力，利用“左”倾思潮的泛滥，大肆迫害忠良。他制造冤假错案，凭借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权谋手段，踩着无数被诬陷者的身躯向上攀爬。他在当时的政治漩涡中如鱼得水，成为令人畏惧的人物，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对权力的贪婪追逐。
然而，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局势开始出现微妙变化时，康生躺在病榻上陷入了沉思。他并非突然良心发现，而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再次权衡。他清楚地知道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已经引起了党内许多正义之士的强烈不满，毛主席去世后的政治平衡被打破，江青反革命集团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处境。
康生看到了局势的走向，他意识到如果继续与江青捆绑在一起，自己必将万劫不复。于是，他开始了最后一次政治投机。他决定揭发江青，试图在历史的审判席前为自己找寻一丝生机，哪怕只是在后世的评价中减轻一些罪孽。
在他揭发的过程中，尽显虚伪。他曾与江青共同策划阴谋，那些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迫害行动，他都参与其中。在他们联手的日子里，他们互相利用，在权力的盛宴中狂欢。可如今，他却将自己包装成一个“醒悟者”。他在病床上向有关人员透露江青的罪行时，或许还在盘算着如何将自己从罪责中解脱出来。他只字不提自己当初是如何积极配合江青，如何为虎作伥，反而想以揭发之举来塑造一个“正义”的假象。
他揭发江青妄图篡党夺权的细节，可曾想过自己也是破坏党和国家稳定的帮凶。他提及江青对毛主席指示的歪曲利用，但他自己在执行所谓“革命行动”时又何尝不是肆意歪曲。他的揭发不过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历史清算中占据一个看似有利的位置，试图以牺牲江青为代价来保全自己那已经千疮百孔的名声和避免家族受到牵连。他的这种行为是对正义的亵渎，是在历史面前的又一次伪装。他的投机和虚伪在这最后一次行动中暴露无遗，尽管这一揭发客观上对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团有一定作用，但也无法掩盖他自身在历史上犯下的深重罪孽，成为后人审视这段复杂历史时一个值得深思的反面典型。他的故事警示着人们，权力的游戏不应被野心家和阴谋家所主导，正义与良知才应是历史前行的指引。
江青对康生尊重有加
江青对康生十分尊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称呼上。江青称呼康生，无论当面还是背后，或者是文字称呼，我从未听到和看到她称“康生”，总是称“康老”。
二是在态度上。江青在我们工作人员面前从未讲过康生的坏话。有时不高兴了，实在忍不住了，想跟我们说说她内心的话，话刚露头，就立即收了回去。可是，她在背后经常讲陈伯达的坏话，说陈伯达“不修边幅、窝囊”，“他说他是小小的老百姓，哪有他这样的小小的老百姓，官大一级压死人”。还说“我跟他（陈伯达）吵过架，还在他面前摔过杯子”。有一次，她还在我面前发泄对张春桥、姚文元的不满。她说：“我跟陈伯达吵架时，张春桥、姚文元一声不吭，不坚持原则，我叫他们二位作检讨。”（他俩还真写了检讨，并亲自送到江青手里，才作罢——笔者注）可那天吵架时，康生也没有发言，江青却没有追究什么。
三是在看电影上。江青喜欢看电影是出了名的。在钓鱼台17号楼放映室里存放了上百部影片，这些影片如果没有江青的批准谁也取不走，但康生除外。
江青请康生陪看电影，他如有特殊情况就不去看，江青对康生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江青通知张春桥、姚文元看电影，他们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不陪她，她会不高兴甚至表示不满，有时还会拿他们是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