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丨法官不得直接适用公平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判决连带责任

1. 在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法院能否行使自由裁量权判决将多人责任关系任意认定为连带责任？

2. 当某一具体案适用具体的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发生冲突时，是否必然优先适用法律规则？

3. 当某一案件适用具体法律规则与适用基本原则均可得出同样结论时，选择适用基本原则而不适用具体规定，是否构成所谓的”向一般条款的逃避“？

4. 当具体法条在特殊情形下有可能导致个案当事人的权利或者法律认可的秩序遭到损害时，为达到个案的社会妥当性、避免结论的荒唐，法院是否有权突破具体法律规则，而选择适用基本原则进行裁判？

1. 连带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产生。由于连带责任对责任人苛以较为严格的共同责任，使得责任人处于较为不利地位，因此对连带责任的适用应当遵循严格的法定原则，即不能通过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方式任意将多人责任关系认定为连带责任，而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才能适用连带责任。

2. 法院不应直接适用公平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判令相关主体承担连带责任。民事审判中，只有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为了实现个案正义，法院才可以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进行裁判。通常情况下，法院不能直接将“公平原则”这一法律基本原则作为裁判规则，否则就构成向一般条款逃逸，违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本案在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以公平原则认定非合同当事人的实际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既缺乏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无视当事人在民商事活动中的预期，还容易开启自由裁量的滥用，确属不当，应当予以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是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1.原审判决判令黄建荣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是否适当；2.原审判决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建荣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是否适当。

（一）关于原审判决判令黄建荣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是否适当的问题。本案中，伟富公司在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之前，已委托东浩公司开展了一系列招商洽谈等工作，并向黄建荣推荐了磐石公司董事长王力群。2012年11月26日，黄建荣与伟富公司签订了案涉《咨询中介协议》，并约定了咨询中介费的支付标准和支付时间，而磐石公司与新疆塔城公司、海成公司、黄建荣系于2012年11月签订《财务顾问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之后，东方外贸公司与海成公司、黄建荣、塔中矿业公司等于2012年12月13日签订以资产重组方式解决海成公司14亿元巨额债务的《调解协议》。原审法院据此认为，如此规模和复杂程度的资产重组方案，2012年11月26日时应已接近完成，如该重组方案与伟富公司提供的“投融资”服务无关，则黄建荣此时再与伟富公司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显然不符合商业逻辑，并无不当。黄建荣作为一名理性的商人，应当预见到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的后果，从其与伟富公司签订协议的时机分析，可以推定黄建荣对伟富公司工作予以认可并愿意支付相应的中介服务费，2015年10月29日、11月16日陆继林与黄建荣两次对话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综上，原审判决综合考虑伟富公司已经提供了一定的中介服务，在资产重组方案近乎完成的情况下黄建荣愿意与伟富公司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等情况，认定伟富公司有权依据案涉《咨询中介协议》要求黄建荣支付相应的1490万元服务报酬，并无不妥。

黄建荣主张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约定的“投融资”服务仅指“引进投融资人”，并不包含内部资产重组，但从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的签订背景看，黄建荣与伟富公司签订《咨询中介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其本人及海成公司等关联公司的巨额债务纠纷，而《咨询中介协议》所约定的“投融资”服务本身即包括多种方式，在黄建荣、海成公司与磐石公司另行签有《财务顾问框架协议》《财务顾问补充协议》等协议的情况下，为避免伟富公司和磐石公司的服务内容出现重叠或冲突，黄建荣、海成公司理应在相关协议中就上述两家公司的服务内容作出明确划分，但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该情况。黄建荣主张债务重组主要由磐石公司牵头完成，伟富公司、陆继林没有参加任何一次债务重组会议，没有提供任何书面融资方案，但根据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的约定，“参与债务重组会议、制定融资方案”不是伟富公司必须履行的义务，不能因此而否定伟富公司在重组前期所做的工作。黄建荣主张陆继林不是伟富公司的员工，但其自愿以陆继林提供前期服务为基础与伟富公司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足以证明黄建荣认可陆继林提供的前期服务由伟富公司予以承继，故陆继林是否为伟富公司员工不影响伟富公司依据《咨询中介协议》向黄建荣主张权利。黄建荣、海成公司提出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的签订目的仅是为了帮助陆继林报销个人费用，但其在一、二审中并未提出该主张，且无相应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黄建荣、海成公司提交的证人华某的证言、餐饮费发票及相关短信聊天记录等不足以推翻原审认定的事实。综上，黄建荣关于原审判决认定黄建荣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费的条件已成就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审判决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建荣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是否适当问题。连带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产生。由于连带责任对责任人苛以较为严格的共同责任，使得责任人处于较为不利地位，因此对连带责任的适用应当遵循严格的法定原则，即不能通过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方式任意将多人责任关系认定为连带责任，而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才能适用连带责任。本案中，首先，原审判决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建荣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明确法律依据。其次，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系黄建荣以其个人名义签署，海成公司并非该协议的签约当事人，伟富公司也无充分证据证明黄建荣与其签订上述协议的行为系代表海成公司而实施或海成公司在该协议之外与其达成过为黄建荣的案涉债务承担付款责任的补充约定。虽然海成公司客观上从案涉资产重组方案中获得了利益，但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海成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该合同责任。因此，原审判决判令海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也缺乏当事人约定依据。最后，原审判决不应直接适用公平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建荣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民事审判中，只有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为了实现个案正义，法院才可以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进行裁判。通常情况下，法院不能直接将“公平原则”这一法律基本原则作为裁判规则，否则就构成向一般条款逃逸，违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本案原审判决以公平原则认定非合同当事人的实际受益人海成公司对黄建荣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既缺乏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无视当事人在民商事活动中的预期，还容易开启自由裁量的滥用。综上，在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仅以黄建荣系海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委托伟富公司提供案涉融资服务实际系为海成公司的利益而实施为由，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建荣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确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隆昌贸易公司与城建重工公司在诉讼期间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均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诚信履行。本案涉及诉讼中和解协议的违约金调整问题。本案中，隆昌贸易公司与城建重工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城建重工公司如未能于2016年10月14日前向隆昌贸易公司支付人民币300万元，或未能于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剩余的本金2284648.68元、利息462406.72元及诉讼费25802元（共计2772857.4元），则隆昌贸易公司有权申请执行原一审判决并要求城建重工公司承担80万元违约金。现城建重工公司于2016年12月31日前未依约向隆昌贸易公司支付剩余的2772857.4元，隆昌贸易公司的损失主要为尚未得到清偿的2772857.4元。城建重工公司在诉讼期间与隆昌贸易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并撤回上诉，隆昌贸易公司按协议约定申请解除了对城建重工公司账户的冻结。而城建重工公司作为商事主体自愿给隆昌贸易公司出具和解协议并承诺高额违约金，但在账户解除冻结后城建重工公司并未依约履行后续给付义务，具有主观恶意，有悖诚实信用。一审法院判令城建重工公司依约支付80万元违约金，并无不当。

民事 合同纠纷 违约金调整 诚实信用原则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23年第9期；最高人民法院《黄建荣、上海海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等服务合同纠纷民事再审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91号，2022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