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天神还是人王
学术
2024-11-15 17:3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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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深受战国诸子的推崇，甚至在儒家的学说里被推为“二帝三王”中的三王之首，在诸家的作品中，尽管诸子根据自身学派所需，对禹的事迹做了一定程度的取舍与增饰，但禹的大致事迹基本统一。历代学者对相关记载虽曾有质疑，但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禹的真实性。然而，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却展开了一场以禹为中心的古史论战，进而提出禹是天神，而非真实的人王。此观点一经提出，便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余波甚至影响至今。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大量问世，为我们进一步寻找禹、走近禹、认识禹提供了可能。■豳公盨，现藏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作者/供图
2002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购得一件豳公盨，时代约西周早期恭王时期或稍晚，铭首云：“天令禹敷土，随山濬川，乃差地设征。”李学勤先生认为，此句可对照《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及《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 盨铭有关文字又见于《尚书·益稷》，其中“禹敷土”全同于《禹贡》，“随山濬川”全同于《书序》，是非常令人惊奇的。这是目前出土文献中有关禹的最早记载，讲的是禹接受天命，敷（布）土定九州，开通山道，疏决大川，区分土地规定各自贡赋的伟绩，盨铭的重要性自不言而喻。近出的清华简《厚父》是流传后世的周初档案文件，所记为周武王与厚父君臣间的对话。篇首周武王即曰：“遹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很显然周初人也认为禹乃夏邦开国之君。 在禹众多的功绩里，平治洪水、疆理天下无疑最为人称道。禹治理洪水疆定后的天下在早期文献中多被称为“禹迹”，《尚书·立政》曾告诫周文王的贤子孝孙：“其无诘尔戎后，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即要整治武备，军事力量要能达到禹迹所及之域，遍及天下，直到海边，都没有不臣服于我们的。此外，在稍晚的器铭中亦有类似表述，叔夷钟（《集成》0285 春秋）为春秋仕齐的宋人叔夷所作，其自称“（宋）穆公之孙”，在追溯自己祖先荣耀时，曾提及“伊小臣唯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又秦公簋（《集成》4315 春秋）铭提及“显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迹”，也认为祖先授命后领有的国土曾为大禹经营。 虽说以豳公盨为证，有关禹的记载至多不早于西周，绝对年代离禹之时仍嫌远，但是以晚出之物证早出之事实属寻常。以《史记·殷本纪》为例，此书虽成于西汉初年，然此书所载早已得到了甲骨卜辞印证。杜勇先生认为，究其根本在于中国具有悠久的重史传统和史官制度，史官有自己的职业操守，他们秉笔直书，从而使不具文字记录条件的上古文明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得以流传下来，有些细节可能失真，但基本框架和标志性人物不会是虚造的，必然有其史实的质素。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的逐步深入，围绕大遗址开展的主动发掘项目成果显著，特别是多学科的运用使得考古学成为在发展速度和进步幅度上最为显著的人文科学之一。如下发掘或与禹有关：平治水土 鲧禹父子二人受命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山海经·海内经》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研究员吴庆龙2016年发表在《科学》（Science）的报告《公元前1920年溃决洪水为中国大洪水传说和夏王朝的存在提供依据》（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提出，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黄河上游的积石峡段由于地震而形成了两个堰塞湖，决堤后所造成的洪水淹没了中下游低地，由此为“鲧禹治水”传说的真实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谭亮成通过对甘肃乌鸦洞石笋等研究发现，大约在距今4000年（±48年），黄土高原发生了持续约20年的极端强降雨事件。当黄河上游持续极端降水之后，必然会导致黄河下游持续的洪水泛滥。值得注意的是，4000±48 a BP的年代点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推断的公元前2070年（4020 a BP）夏朝建立时间非常一致。另从治水时间上看，鲧治水9年，禹治水13年，两人治水共计22年，与持续20年的强降雨研究也基本吻合。这一研究不仅增强了鲧禹治水的客观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夏王朝的真实性。涂山之会 大禹在治水功成后，曾“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又《尚书·益稷》载：“（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可见，涂山既是大禹确定盟主地位之地，又是其娶妻生子之地，于禹而言意义毋庸赘述。然而，千百年来有关“涂山地望”及“禹会涂山”事件的考证一直仁智互见、歧异颇多，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和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才使这一争诉千年的悬案形成了初步定论。 2006年，被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科研项目的考古工作在蚌埠涂山南麓的禹会村展开。历时五年的大规模发掘，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一处面积达50万平方米的史前遗址，时代属龙山文化晚期，恰与大禹时代吻合。出土遗迹表明，这是一处大型的祭祀礼仪遗存，或可称之为“祭场”，中轴线上一列柱坑及柱洞，极有可能是前来参加会盟的各“诸侯”的树旗之洞。与此推测相吻合的是，禹会村的整体文化特征也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汇复杂性，其中既有来自中原文化王油坊类型的陶器，也有来自山东龙山文化以及南方的陶器。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一次性祭祀用的器物和简易式工棚设施，而遗址使用的年代有一二百年的历史。王震中先生认为，如果一二百年的遗址使用年代与当地人（如涂山氏）存在有关的话，那么短暂性的遗迹使用极有可能与禹会涂山关系密切。禹都阳城 《史记·夏本纪》曾载“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有关阳城之地望学界已争论数千年之久。1983年，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安金槐先生在《文物》上刊文，称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应该就是历史记录中的禹都阳城所在地。在离王城岗遗址东北方向大约15华里的地方，发现了战国时期韩国的阳城陶文。但由于该城址长、宽不足百米，作为禹都确实过小，因而在当时并未得到学术界公认。 2002—2005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围地区的聚落形态”项目的推进，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登封告成八方王城岗遗址发现一座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址。在发掘中还发现了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表明该遗址的等级高并且是当时的中心聚落。通过碳十四测年数据可知，王城岗小城的年代即为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二期，已接近夏的始年，而大城城墙和城壕的使用年代已进入夏的始年公元前2070年以内。联系到历史上夏的鲧、禹、启的传说多集中这一带，方燕明先生认为，王城岗小城可能为“鲧作城”，而王城岗大城有可能即是“禹都阳城”。禹征三苗 据《山海经·海外南经》《吕氏春秋·恃君览》《淮南子·氾论训》《史记》等文献记载，早在尧、舜时期中原部族已与三苗多次发生冲突，至禹时战争愈发激烈。这场战争似乎是禹在三苗发生天象异常（日食、血雨）的情况下发动的突然袭击，战后“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尚书·吕刑》）。 考古学文化显示：距今4500年前后的石家河文化后期，随着中原文化的再度崛起和强盛，中原龙山文化（主要是王湾三期文化）不断向南方地区拓展和推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不仅收复了历史上被屈家岭文化北上所占领，并一直持续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汉江中游的鄂西北和豫西南地区，并顺着汉江河谷继续南下，进入江汉平原地区，扭转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方向，改变了大溪—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一路传承发展下来的当地文化和既定路线，促使该地区产生出一种文化内涵、特征与王湾三期文化有相似之处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即“后石家河文化”或“肖家屋脊文化”。 对上述考古学文化更替的历史背景，韩建业等学者认为与古史传说中的“禹征三苗”的记载有关，认为“禹征三苗”之后，“三苗衰微，石家河文化被中原龙山文化替代，中国由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的‘三足鼎立’演变为夷与夏东西争雄”。 禹作为远古圣王，由于先秦文献记载的多样性、复杂性，其面貌始终处在烟霭迷雾之中，更有学者一度怀疑其存在的真实性。有赖于近年来考古学及自然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文献中那些看似离奇甚至荒诞的记载并非子虚乌有、向壁虚造，只不过是不同时代、不同属性的文献，在叙事上自有其特征，不应简单地以“层累叠加”这一思维路径来处理它们之间错综而多元的关系。 在文字正式出现之前，远古史实的保存主要依赖于史官的口耳相传，尽管有些细节或有失真，但历史的基本框架和人物大事必赓续有序。近出的清华简《楚居》就详细记载了楚国从远祖一直到楚肃王历代楚国君王所居郢都的迁徙路线，同时还记录了楚国国名的来源等十分珍贵的内容，可见远古时期此类文献的发达。 而禹不仅是古圣王，其直系后代在西周时还受武王之封，建立了杞国，因此，其远祖事迹极可能是时人皆晓的常识。杜勇先生认为，自孔子兴办私学之后，先前被少数贵族垄断的学术文化逐渐下移，更多的人包括社会下层的人们也获得了读书、求知、论学的机会，古史信息的传播途径大为拓宽。而且一些学有所成的人，在战国时代社会剧烈变动的情况下，都想利用自己的知识给社会提供解救的药方，于是各种学派蜂起并作，激烈论辩，把当时所闻见的古史一股脑儿翻了出来，为自己的主张作注脚，因而出现了人们艳说古史而内容大增的盛况。诚如弗雷泽所言：“战国之际并非单纯理性伸张，蒙昧隐退的时代，与此潮流齐头并进的是另外一股非理性主义的历史人物神话化运动。在后者的影响下，一批历史人物完成了由人到神的转变，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神话晚出的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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