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述：子张问孔子，士怎样做才可以称得上“达”呢？孔子反问说：你所问的“达”何所指呢？子张应答说：我所理解的“达”，是知名于国家，知名于乡邦。孔子说：这是“闻”啊，哪里是“达”。孔子强调，“达”为“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而“闻”则与此大相径庭，是“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求达不求闻”，是孔子赞赏的立身行事的信念和原则，其间也包含了孔子所期许的君子品性与特质。
从文意来分析，“闻”指名声、令誉等社会知晓度，而“达”则指“质直好义”，涵摄道德的成熟和品格的完善之意。诚如朱熹所注：“达者，德孚于人而行无不得之谓。”显然，“达”是向内的，追求的是自我的成长与“成人”。故朱熹又说，“达”要在“主忠信”，行为合宜，谦虚低调，处事慎重，皆自修于内，不求人知。与此相对，“闻”则是向外的，务求人知，博取名声，其间难免务虚矫饰，表里相违。
“达”与“闻”有此迥异，故孔子舍“闻”而取“达”。他反复强调君子不应汲汲于求知于他人，不要在意所谓名声的有无和大小。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只应反省、自责自己的能力不够，而不要担心、顾虑不被人知，更不应焦虑自己的名声不足。“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孔子甚至认为不被人知而淡定自如，不愠不怒，才是真正的君子。
显然，在孔子看来，求“达”的君子，是内在自足的，无须外求干誉；求“达”的君子也是内向务实的，故也无意于外在的虚名。因此，孔子特别主张君子应忠厚笃实，少说多做；君子还应言实相符，言行应一致，言而过其行，在君子那里是可耻的；孔子尤其要求，作为一个君子，不仅要做到言出有物，做不到的不说，说的则必须做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所谓 “无所苟”，即意力戒虚浮，更拒绝为了所谓“闻”而虚张其词，夸诞其语。
从《论语》可见，孔子对于自炫之类求名的花言巧语，极为反感，也十分鄙弃，斥之为“不仁”。“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文中的“巧言”，按朱熹的注解，即“好言”，不过此非好坏之好，而是“致饰于外，务以悦人”的讨好之意，亦即巧舌如簧的夸夸其谈，以哗众取宠。
孔子之所以如此强调君子应求“达”不求“闻”，在逻辑上与他倡导的君子“为己之学”密切相关。“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儿的“人—己”之分，非如一般意义上的“人—我”之别，其所谓“为己”，非谋一己之私利和好处，其所谓“为人”，亦非为他人着想的奉献。在上述语境中，“为己”即实事实做，治学是为自己的学问和道德进步，而“为人”，则只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即只意在邀誉而已。“为人、为己”之分，表面上谈的是治学，其实论的是如何做人，特别是如何做一个君子一样的人。孔子借古讽今，欣赏的是“为己”，鄙薄的是“为人”，而前者是“君子”应有的品性，后者则是“小人”的机巧和敷衍，即“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所谓“求诸己”，在孔子的思想中，首先意味着主动而自觉的追求道德之善，这种追求不是外加的，更不是被迫或受利禄诱惑的，而是自觉自愿的，是一种内在的需要。
其次，“求诸己”意味着乐观进取，“为己”之学不在博取外在的名声或功利，而专注于“闻道”和“怀德”，寄意于“为圣成贤”，故洋溢着向上向善的追求，它是充实而快乐的。孔子曾生动地形容这种追求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以至都忘了生命的年轮，不知不觉老了都没意识到。可见，“求诸己”的迷人之处。
再次，“求诸己”还意味着严于律己，时刻坚守君子的操守与德行，而绝不会在外在虚荣牵制和左右下，俯仰迎合、弄虚作假的表里相背。因为，君子“求达”而学在“为己”，必然要求内在的真实和诚实，即“吾日三省吾身”，在毫不松懈的自我检视、反思中，坚定而始终的严于律己。
不论处在何种情形下，也不论身处何种境况中，“求达”的君子，会自觉为仁，并且时时刻刻以此为信念，不在意浮名，不在意虚誉，永远做个真诚、纯粹的人。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君子“求达不求闻”的底蕴，也是社会对君子立身行事的现实而迫切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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