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底，罗念生从美国乘船到达比雷埃夫斯码头，开启了他在希腊一年的游学生活。日后在回忆起1933-1934那一年的经历时，他提示同胞“应该有人去念一点活的书回来”。自19世纪后半叶始，古希腊的历史在考古学家的发掘下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迈锡尼、克诺索斯、德尔菲、奥林匹克等不再只是一个个地理的名词，而是历史发生的现场。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的结合，让历史重新具有了生命。本栏目将围绕考古遗址发掘、文献记载传统带领读者走进历史现场，读点活书。此外，还兼及希腊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为当前的中希文明互鉴助力。
11世纪的斯基利齐斯也记录了这一手术：
在那些日子里，一个来自亚美尼亚的“怪物”出现在君士坦丁堡。有两个男孩连在一起，都是在一次怀孕中出生的。他们被逐出城，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不祥之兆，但后来在君士坦丁统治期间又回来了。当其中一个双胞胎死后，最熟练的外科医生试图把死去的和活着的分开。手术后，幸存的男士几天后也死了。
无论是上面哪个版本的拜占庭手稿，它们对手术的描述是比较一致的。首先都强调是由技术娴熟的拜占庭外科医生完成的，而且是在连体双胞胎其中一人死亡后才进行的。拜占庭医生的这一处理是相当老道的。因为在此之前，拜占庭没有记载过连体双胞胎分离术，没有先例可循。而现代人可知，大多数连体双胞胎的分离手术都是极其凶险和危及生命的。在许多情况下，手术会导致双胞胎中的一个或两个死亡，特别是如果他们头部相连或是共享一个重要器官。高死亡率使得连体双胞胎分离术产生了医学伦理问题：如果连体双胞胎不分离也可以存活，那么不建议手术，因为维持连体双胞胎的生存比分离更重要。而拜占庭时期的这例手术有着时间上的紧迫性和相当的必要性，因为双胞胎之一已经死亡，若不进行分离手术，活着的另一人的身体想要救对方，会分泌大量的红血球，反过来导致自身的死亡；抑或是死者体内产生的毒素通过共用的循环系统，导致健康的那位的死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应尽快分离。拜占庭医生做出了相当正确的决断。
其次，考虑到手术时间的间隔和活着的那位男性术后三日的生存期，这台手术基本上是成功的。因为患者当天成功地下了手术台。连体双胞胎分离手术因牵涉到全身器官的重组与全身血液流向的重新分配，是医学界最高难度的手术之一。该手术的成功显示出10世纪的拜占庭外科医生是非常了解人体解剖学的，并在医学实践中发展出了先进的外科技术。
几年后的963年，阿拉伯地区的医生因技术原因拒绝对一对连体双胞胎进行类似的手术。这对连体双胞胎是剑突连体双胞胎（xiphopagus），剑突是一骨性软骨结构，它组成胸骨下部，通过软骨结合（Synchondrosis xiphosternalis）与胸骨体相连。剑突连体双胞胎即是这一部分连体的双胞胎，大约从肚脐到下胸骨。这类双胞胎一般不会共用任何重要的器官，除了肝脏。阿拉伯的这对连体双胞胎也是其中一人死亡，但是阿拉伯医生拒绝为他们手术，称自己没有能力做这样的手术。该事例记录在了当地的史籍中。在此之后直到17世纪，再也没有对连体双胞胎分离术的进一步尝试了。1700年左右，法国对两位连体双胞胎女孩进行了烧灼分离手术，导致她们当场死亡。
即使在现代，连体双胞胎分离手术也是吉凶难料的。2003年伊朗一对头部连体双胞胎（Ladan and Laleh Bijani）在血管造影、CT和核磁共振成像后，生成头部3D模型，在高精尖医疗辅助技术的帮助下多科室会诊，在新加坡做的这台分离手术非常遗憾以失败告终。一千年前，抗生素并未发明，这种大型手术在古代如何抗感染如何抗凝都需要非常多的经验和高超的技术。天津总医院的王晨光副主任医师认为拜占庭这台连体双胞胎分离手术的亮点在于，患者成功下手术台，并存活了三天，这在没有现代手术室、没有抗生素的千年前的古代，是不可想象的。手术是成功的，患者有可能是术后感染或是出血性休克而亡。
拜占庭连体双胞胎分离术的成功和拜占庭医学家包括埃伊纳的保罗（Παύλος ο Αιγινήτης）等人的成就表明，外科手术在拜占庭早期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保罗在《医学概略七卷》（Ἐπιτομῆς Ἰατρικῆς βιβλία ἑπτά）中的第六卷详尽证明了尽管当时拜占庭帝国没有大张旗鼓进行人体解剖，但该时期的外科医生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可以成功完成现代医学中那些困难且精细的手术的程度。拜占庭的医学著作和医学成就也影响了后来欧洲的文艺复兴。当然拜占庭医学不是所有的治疗方式和手术技巧都是有效的，但是我们仍然且必须尊重拜占庭医生在千年前所获得的成就。
作者介绍：邹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科一般项目21BSS054的阶段性成果)
来希腊“读点活书” | 希腊前总统：以人为中心——亚里士多德与孔子“正义观”的共同价值取向
来希腊“读点活书” | 王以欣：多情自古最销魂——“希罗与利安德尔”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