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辞职的副市长,是中国最穷也最富的人,他辞职捡“破烂”,捡出80亿资产却非要上交国家。

百科   2025-01-09 20:27   江西  















嫌当市长工资低,他辞职捡“破烂”,捡出80亿资产却非要上交国家。

很多人说:“你疯了啊?”

他答:“你们懂个屁。”

这个人就是樊建川,他是个传奇人物。

01



1957年,樊建川出生在四川宜宾。

父母都是军人,他从小就野、血性十足。

下江游泳、偷书、偷西瓜,那是常有的事儿。

跟小玩伴打架,父亲不但不插手,要是赢了,还给他倒白酒。

父亲经常对他说:“做人要有拼劲一人一条命,就是用来拼的!”



高中毕业后,樊建川下乡当知青,被生生饿晕了两次。

没想到正好碰上招兵考试,为了吃饱饭他立刻报名。

可他原本就近视,体检之后被刷了下来。


他不甘心,找到当时的首长拼命表演写书法、吹笛子、拉风琴。

首长一看:这小子多才多艺,不错!便破格招了他。


兵伢子樊建川,在零下40度的内蒙古整整驻守了两年。

他不但当上了特等射手,还当上了学雷锋标兵,荣立三等功。

不久后全国恢复高考,樊建川立刻报名。

全军共有80人报名,只录取1个人。

他拼了命备考,最后竟真的被录取。

还考上了西安政治学院,成为当时第一批由士兵考入军校的大学生。




毕业后,樊建川在第三军医大学任教。

1987年,转业到宜宾地委。

他跑遍了当地农村,写了无数的调查报告。

他的调查报告,甚至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

有文笔、能实干,宜宾市委书记十分青睐这个小伙子,一下提拔他为秘书。

从此,樊建川的仕途一帆风顺、平步青云。


35岁时,樊建川成了宜宾市最年轻的常务副市长。

不到一年就被组织看中,准备将他提拔成市长。

多少人都盼不来这样的官场运气,可樊建川倒好,一听到消息,他就辞职不干了!

他说工资太低,任职地方太偏,不适合自己搞收藏。


准市长搞收藏?肯定是古董、字画这些值钱的风雅玩意。

樊建川也的确和行家朋友出入过古玩市场,淘过几次宝贝。

但不多久他就不去了,因为他想收藏的那些东西,古玩市场根本就没有。

关键问题是他想收藏的那些东西,在大家眼里根本就是些破烂玩意儿:

旧报纸、旧票据、锅碗瓢盆、腰带勋章他都要,甚至连破土块他也收藏。


为了搞收藏,樊建川发了狠赚钱。

辞官没多久,他和朋友凑了10几万,合伙开起了房产公司,叫建川实业。

他们定了个宗旨——忠义勤信,不赚昧良心的钱!

汶川地震时,因为很多开发商偷偷减掉30%的安全建设支出,不少楼房质量太差导致垮塌。


樊建川不但不减,反而特地开了个建筑公司,请来专业人员进行内部监管,决不允许偷工减料!

他们承建的房子在地震中几乎完好无损,老百姓纷纷打出条幅表示感谢。

靠着扎实的质量和诚信的经营,不但建川实业做进了四川省前10名,樊建川也身家暴涨,多次入选胡润中国富豪榜。

2007年,樊建川个人资产高达20亿。

在成都最繁华的地段,拥有办公楼、商铺、加油站。

这个白手起家的兵伢子,一跃成为大富豪。


02


有了钱,樊建川收藏的心就大了。

他把收藏的主攻方向,放在了“抗战文物”身上。

上世纪80年代末,樊建川观看电影《血战台儿庄》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抗战死了500多万中国军人,但大部分人死了,连个名字都没有。

随便举一个例子吧,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等,本来都是四川地区的军阀,

但是卢沟桥事变后,刘湘立即停止内战,说了一段特别感人的话:

作为一个军人,
这么多年来一直打内战,
这是我们军队的耻辱。
现在我们要出四川、出秦岭,
去和日本人打仗,去打国仗,
以日本人的血,
来洗清我们旧军人的耻辱。

于是,30万川军就出川抗日去了。

这一去,基本就是有去无回。

但其实四川奉献的何止是30万川军,

为了支援死伤惨重的抗日各军队,四川地区连续征兵8年,每年征兵40万,

“一家两个儿子征一个,三个儿子征两个,五个儿子征三个。”

出征前,每一位将士,都为家人留下了遗书:

“失地不复,誓不回川!”

“这一去,很多人就真的再也没有回川。

比如,王铭章率领5000川军,支援台儿庄战役时,5000人就全死在了那里。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李宗仁派人寻找王铭章尸体,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最后只找到一口大金牙,才确定王铭章被炸碎了。

因为王铭章以前是军阀,镶了满口大金牙。”

讲起很多这样的故事,樊建川这个彪悍的汉子开始哽咽:

“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死了,连名字都没有。

难道我们不该纪念一下他们吗?”


“日军犯下了滔滔罪行,却一直拒绝承认侵略,我之所以要收藏抗战文物,

一是要纪念中国不屈的民族精神,

二是要留下日本人侵华的铁证。”

为了收藏抗战文物,樊建川不惜血本。

2000年,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拍卖一批抗战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公文,上面列着113个驻华部队的名称番号。

拍卖目录刚一公布,很多买家就蜂拥至北京,有一神秘买家甚至放话:

“不论多少钱,势在必得。”

樊建川担心自己无法抗衡,于是发动很多线人寻找卖主,经过一个星期的搜寻,终于在天津找到了卖主。

“我与卖主长谈了一宿,用真情与激情打动了他,他愿意撤拍,我以远高于起拍价的价格买下了它。”


2001年,卢沟桥博物馆在北京搞了一个抗战文物展览。

樊建川知道后,就带着自己的藏品去凑热闹。

国家文物局专家一看他的藏品,吓了一大跳:“14件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比卢沟桥博物馆还要多。”

这次凑热闹之后,樊建川便萌生了一个想法:

“如果只是单纯做收藏,这些宝贝就只能蒙尘了,只有建一个博物馆,才能让更多人看到它们,惨痛的历史才会被更多人铭记。”


03


于是樊建川就开始找地。

“想拿500亩地,建一个博物馆群落。”

樊建川本想把博物馆建在城里,但政府一听樊建川拿地建博物馆,立马就拒绝了:

“拿这么多地,建博物馆?谁信。”

“他就是想借博物馆之名圈地。”

于是他只好将目标放到县城,经过两年多的寻找,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终于接纳了他:

“老樊,我们相信你。”

地定下来后,樊建川拉朋友入伙,

但朋友们一听他要建博物馆,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有了钱不享福,你疯了啊?”

“让一个人完蛋,吸毒;让一个企业完蛋,建博物馆。”

“这是个无底洞,你是准备当烈士吗?”

朋友们不愿入伙,樊建川只有单干,他卖了办公楼、商铺、加油站。

“就算当烈士,我也要把它建起来。”


樊建川不服输的劲又上来了,“我要做一群博物馆,每一个都要做到同类第一。”

要做到第一,首先博物馆的设计就要做到一流。

为了聘请最好的设计师,樊建川绞尽了脑汁。

比如为了请美国国家建筑师协会主席切斯特·怀东出山设计援华美军馆,樊建川五顾茅庐,最终才以一组美军援华文物照片打动了怀东。

怀东本来设计费要价极高,但他被樊建川的赤诚所感动,只象征性地收了两万美元。

就这样软泡硬磨,樊建川请到了30位设计大师,分别为30个主题博物馆做设计。

这些大师个个名头惊人:

比如,参与设计中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的张永和先生;

比如,参与设计北京人民大会堂、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建筑的程泰宁先生;

比如,参与设计巴塞罗那奥运会场馆、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的矶崎新先生;

最后,连书法家启功都被感动了,为樊建川的博物馆题写了馆名。

每年有100万民众参观建川博物馆,每一个人进去之后都是擦着眼泪出来的。

这些人里有抗战过的老兵,当看到这些鲜活的记忆时激动得哭,因为还有人记得他们;

老兵的后人从这里见到了亲人,思念得不能自已。

更多的是普通的百姓,他们在这里追忆历史,思考当下。


这些也正达成了樊建川的夙愿: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


以色列驻华大使进馆参观后写下一段话:“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他留下了一个民族的苦难。”

樊建川却说:“不是我了不起,我仅仅是做,做算什么啊?让博物馆一直存在下去,才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只用花几十年的时间而已,但保存就要几千年!”

他如今还在不停建馆,说起平生最大的心愿,他这样说:

“现在有房奴、车奴,我是馆奴。我愿意一生为博物馆做奴隶,只要是能建够100个,马上死都可以。”
 

博物馆的开销也是前所未料的大:“投资是永远收不回来了,但毕竟这里有500多名员工,所以我要通过运营维持生计。”

除了门票收入,他会在馆内搞一些文创配套设施,但也是杯水车薪,他就写字卖钱,“一幅字,无论大小10000块,为了博物馆我就是这么不要脸!”

04



到建川博物馆的人,都会被一处广场所震撼。

数百面巨大的玻璃钢板,每一面印着一个血红的手印,伫立在广场上。

每一个手印,都来自于一位参加过抗战的老兵。

当年,就是这一双双的手,挥大刀、舞长矛,投手榴弹、埋地雷、炸碉堡。

它们拿着最简陋的武器,挡住了来势汹汹的日军,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保住。


发现越来越多的抗战老兵正在离开人世后,樊建川决定建设一片广场,用他们打仗的手留下最直观生动的纪念。

多年来,他一直在全国各地寻访抗战老兵,去到他们的家里记录手印。

有中央军,有地方军,也有八路军和新四军。

有的手印,是在太平间里摁下的。因为,前几天联系还好好的老人,等他们赶到地方,人已经去世了。

原则上,手印广场要求收集的都是右手手印,但也有几个,不得不收集了左手。

因为,手的主人,已经把右手献给了抗战。

另外一处群雕,也是游客必到之处。

这就是博物馆内的“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毛泽东、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邓小平、左权、赵一曼、高志航、张灵甫……

抗战期间的219名抗日将士,每一个人,都由精铁铸就。

不论立场,不论党派,不分地域。他们就伫立在这个广场上,沉默无言。

樊建川的初衷,是打造出中国人唯一一个团结对外的瞬间。


2007年12月,他在壮士广场上策划了一场“向抗日将士致敬仪式”活动,邀请将士们的后人来到这里,集体参加悼念活动。

其中的一项,是给雕像鞠躬。

参加这次活动的人中,有昔日伟大领袖的女儿,李敏。

而雕像中,则有她父亲一生的对手,蒋介石。

第二天早上就要举行仪式了,突然几个媒体记者提醒樊建川:

你安排大家给壮士鞠躬,如果有人断章取义,说毛泽东的女儿给蒋介石鞠躬……?

凌晨两点,樊建川告诉工作人员:鞠躬取消。

天亮后,他又觉得,还是应该争取。就去找带队的几个人征求意见。

彭德怀的侄女、解放军纪委原副书记彭钢说:

我伯父也在旧军队干过,也做过旧军官,当时八路军也叫国民革命军嘛。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

我觉得没问题,不是统一战线吗?我们是对抗战的行为致敬,是对抗战致敬。

最后,问到李敏本人,她半天没说话。

樊建川心里极其紧张。因为如果她不点头,这个事情还真的不好办。

最后,李敏终于开口,说了一句:

他们都是长辈嘛。

于是,鞠躬仪式照常举行。

这个镜头后来还被收入了一部电视片,并没有人出来说事儿。

来博物馆参观的,也有官员,比如前外交部长李肇星。

2010年,李肇星到访博物馆。参观之后,他提出了一个疑问:

壮士广场上的一众雕像中,为什么唯独邓小平的雕像那么亮?

樊建川给出的答案是:

民间流传的是,摸了邓小平像就要发财。

05




这些年,樊建川没少往日本跑。

他经常去的一个地方是:

靖国神社。

在靖国神社,樊建川是日本人眼中一个没有素质的中国老头。

这老头完全不顾靖国神社禁止拍照的规定,一直端着相机在拍。工作人员拍他肩膀,他也不听。拍急了还跟你装哑巴。

他要弄清楚,日本人的小心思是什么,长处在哪里。

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要建立一座针锋相对,展览日本战争罪行的博物馆,应该怎么做。

多年后,他吐露了心声:

我这一辈子,靖国神社就是我最大的对手!

在这座日本最大的神社,他发现了许多不同:

和中国很多干巴巴的博物馆陈设不同。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死亡日本官兵,很多人的照片和身份卡都被收藏在这里,同时记录了他们的姓名、年龄、籍贯、部队和死亡地点。

他找到了日本士兵们曾经给家人写下许多家书、留下遗物。有温情,也有思念。

一些书信里写道:

爸爸的风湿好一些了吗?妈妈你要多保重!

哥哥,我们的屋顶修了吗?

老婆你好辛苦......

孩子,你要认真读书......

这些人,很多都是在抗日战场上被中国军队击毙的鬼子兵。

在樊建川眼中,盲目地宣泄仇恨不是一个大国公民应该有的态度。

我们不仅为了展示罪证,也要展示那些普通人被恶驱使之后,产生的暴力行为,让人类相互理解,实现和解。

于是,他修建了一座“修建日军侵华罪行馆”。

这座馆里,收藏了数万件侵华日军留下的文物。军刀、军装、杀人者的日记……


多年来,这样的努力让很多中国人放下仇恨,也让不少日本人慕名前来参观。

其中有一个日本老人,名叫盐谷保芳。

17岁那年,他被编为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一名步兵,派到中国大陆服役。他杀死的中国人在10人以上,挨了八路军好几枪,是个标准的老鬼子。

战后,他来到中国忏悔十多次,把自己经营家庭旅馆攒下的半生积蓄,两千多万日元用于购买教学设备,捐给中国150多所学校。

每次,给中国人悔罪鞠躬,八十多岁的他都要坚持鞠满一分钟,哪怕体力不支摔倒了,被人扶起来,也要补完一分钟。

建川博物馆开馆后,他来了博物馆七八次,每次都带来自己在日本找到的一些战争期间的装备和日常用品,临走前在博物馆前长跪。

2008年,88岁的盐谷保芳最后一次来中国,找到樊建川,希望能为他塑一尊跪像,在建川博物馆前对中国人永久谢罪。


每年,都会有一些日本的中小学生代表团来中国游学,其中的一项重要课程是:

参观建川博物馆,尤其是日本侵华罪行馆。

侵华日军罪行馆,是樊建川请一位日本设计师设计的。

他是日本最著名的设计师,世界建筑行业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者矶崎新。

消息传回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写信大骂矶崎新:

你是我们大和民族的骄傲,是我们最好最优秀的设计师,为什么要给中国人设计博物馆?

他的回应是:

我这把岁数不考虑这个,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



06


如今几年过去,建川博物馆竟实现每年近2000万元的盈余,估值达80亿。

但是他自己的生活,越过越简朴,穿款式最简单的衣服,下最便宜的馆子,这些他都无所谓。


可无论走到哪里都记得博物馆,做节目、访谈、签售,他都穿着博物馆自制的宣传T恤。

只因行走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他总还是感觉自己做的太少了。


所以,他立了一份遗嘱,要在他死后把博物馆和所有文物都捐给国家。

他说:“我父亲告诉我,人活在世上就两件东西,第一,你有一条命,第二,你有一个背包。

你是一个兵,命是拿来拼的;背包是拿来干什么的?命拼完了就扔了。我这条命就是用来建博物馆的,我的500亩地、800多万件文物,这就是我的背包。”



不止如此,他甚至希望用自己的皮绷一面军鼓,放在博物馆里。

“谁要敲一下,我就在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首歌,他必须给博物馆捐1000元钱。这样我死了,还能给博物馆做贡献。”

妻子一听,丈夫要“绷皮做鼓”,死活不答应,可樊建川摆摆手,生死在他这里也是风轻云淡的样子。


樊建川花了20多年,甘当馆奴和敲钟人,只为唤醒民族的记忆,倾其所拥有的一切,财富、名誉、皮囊......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大权力、多少的财富,而是在于你的人生选择。

像樊建川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值得被敬仰的人。

中国十三亿人,十二点五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

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去做牺牲

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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