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上海知青(中篇)

楼市   2024-11-25 17:33   海南  



我所认识的上海知青

(中篇)

◇张运燕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孽债》,该剧描写的是上海知青上山下乡插队云南西双版纳边疆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城市知青为了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从上海到边远的云南西双版纳插队落户。由于插队时间长,在穷乡僻壤的地方,尽管是城市知青也同样过着农耕的艰苦生活,在他们当中也有些知青与当地青年结合,结婚生子。到七十年代后期,随着知青返城浪潮,他们抛下配偶和子女返回上海,重新组建家庭。到八十年代后期,被抛下的孩子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结伴来到上海寻找亲生父母,这就有了剧情的展开。
电视剧中所写的故事,是在那个蹉跎岁月中的典型缩影。
在上海,我遇见过许多有着共同经历的老知青。这里我主要着笔的是上海女儿家的邻居,咪咪的外公外婆两位老人。咪咪和我家大外孙同年生,一起玩耍,一起接送上幼儿园,一起上学校。咪咪外公姓陈,外婆姓张,比我和老伴年长几岁,我们都以陈哥和张姐相称,或者叫咪咪外公外婆。他俩心地善良,性格温和,加上他们说上海话,腔调总是绵绵的江南小调,听起来慢声细语的委婉舒服。
陈哥和张姐都是上海浦东中学的初中毕业生,他们那一届共有7个教学班,陈哥在一班,张姐在七班。1969年的毕业季,城市青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他们那一届毕业生有部分到江西的,也有些到贵州、安徽、江浙和黑龙江的。陈哥和张姐等五位同学,一起插队到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白马公社鹅岭生产队。这七位同学虽属同一届,但大都分散各班,在学校虽然见面认识,但都没有深交,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插队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知青新家庭。她们中4位男同学和3位女同学,都是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年,一切生活都是从零开始,特别是在农村,这些城市知识青年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考验。
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刚开始生产队分派叔叔阿姨,教她们如何到井囗打水、挑水,如何生火做饭。刚开始也不知道灶火是如何引燃的,有点火苗就往灶里塞柴火,结果满厨房都被搞得乌烟瘴气的,几位知青咳嗽流眼泪,忙了半天都吃不上饭。这些生活小常识,在农村叔叔阿姨们的指导下,慢慢地学会了。这七人每人都要学会做饭。因为他们有不成文的规定,每人每周轮流一天做饭。这个小小知青家庭,一建立就整整坚持了十年,从来没有被拆散。
在江西,知青们在艰苦的环境下煎熬,一年四季风霜雨雪,风里来雨里去的,无时无刻地考验着知青。刚下乡头两年,政府还对每位知青每月补贴12元的伙食费,两年后就断供了。口粮是生产队进行统一分配,早稻晚稻二次分粮,每月60市斤稻谷,碾成大米的话,也不足40市斤大米,基本上够食用。但经济来源要完全靠知青们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种菜,养猪养鸡养鸭,也能做到半自给,但大部分还是要靠远在上海的父母汇钱补贴。
知青就像廉价劳动力,甚至比农民过得更艰苦,他们接受着日出夜伏的煎熬,也没有为前途奋斗的豪情壮志。人在异地,在恶劣的环境下能减弱你战胜生活的信心,对前途希望渺茫。什么至高无上的境界,经过十年的磨难,早已烟消云散了,在现实生活中,只有痛苦消耗着他们的青春年华,消耗着他们的肌体,人生、人性和欲望,唯有在这恶劣的环境下苦苦地挣扎着。
在江西农村,妇女的地位非常低微,女知青也一样,最明显的一点是同工不同酬。在生产队是靠挣工分吃饭的,但同样的一份工种还要分三六九等。男人出工一天最高可评十分工分,而女人最高只能评六点五分。相当于女人们出一天半的工,才能挣上一个男人劳动日的工分,而且每个劳动日也只得到二角八分钱,仅能抵上当时一包飞马或丰收牌香烟钱。知青来到农村,没有什么自留地,仅靠着一天劳动获得的二角八分钱支撑着,女知青还要用一天半的时间劳动才能获得,这对女知青确实是难以接受的。
江西的早春二月,天寒地冻的还要赶着春播,女知青也和农村女性一样下田插秧苗,尽管寒风刺骨的吹皱了脸蛋,冻裂了手脚,可还是要赶季节插秧苗。到了夏季,虽然是三伏天,由于地域的原因,也要赶种晚稻。农田里刚收完早稻还来不及犁田,只用牛把早稻稻茬耙过一遍,就赶种晚稻了。上海姑娘那皮薄嫩肉的纤纤玉指也被磨出血泡来,只好用纱布缠住插秧,这种苦真是与生俱来的吗?知青们反问着自己。
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可待到何时剑才出鞘呢?三年后,七个人中有一位男知青去参军了,五年后,有一位病退的知青回上海了。还有一位独子,具备接班条件,去了四川的重庆。在四位男知青中有三位都陆陆续续地离开了鹅岭生产队知青点,在知青家庭中仅剩下陈大哥和三位女知青。也不知道是男知青离开鹅岭生产队的原故,还是女知青看不到回城的希望,两位女知青前后和当地青年结合了,也有了孩子。也可能出于当时政策的照顾,两位结婚姑娘后被分配到万年县供销社当售货员,有了城镇户口,吃国家商品粮,每月还领着二十八元几角钱的薪水。
到了1976年,鹅岭生产队知青家庭由原来的七口之家,到现在仅剩下两口之家了。陈哥和张姐从十三四岁在学校认识,到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年一起上山下乡,再到现在的二十四岁的大龄青年还在乡村苦苦地坚守着。一对孤男寡女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同在屋檐下生活,朝夕相处。陈大哥看着远去的知青,看着空洞洞的陋室,它还能遮风挡雨吗?所住寒宿是如此的苍凉。处在此情此景,心身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着,命运是如此不公。慕春、思春、怀春、恋春的念头也萌生了。大哥对大姐说:“我们恋爱吧!”大姐终于等来了久违的这句话。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五个字,但它仿佛是十年的等待。一种苦涩的、企盼的、惊悚的、痛苦的、喜悦的和激动的心情,都显现于大姐的脸颊上,幸福的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大姐终于点了点头。大哥用那双粗糙的大手,捧着大姐的脸,擦干了眼泪,一切都在无语中。
生活虽然普普通通,但是总要过好每一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虽然是恋人,但在夜夜夜漫长的日子里,他们都坚守着自己的闺房里,从不跨越雷池半步,恪守着一份虔诚,等待着回城的那一天。
1978年初,大哥因母亲病退,终于有照顾回城的指标。他俩商量,若是两人苦苦坚守,还不如谁有机会就先回城。为了更美好的明天,张姐明大义,若在农村这辈子不嫁人!
就这样,鹅岭生产队知青点就剩下张姐一人坚守。到了1978年下半年,广大知识青年已经兴起返城的浪潮,农场和公社大型知青点的知青,都陆陆续续地返城了。但也有一些知青和当地青年男女结婚的,生了孩子的,也在忐忑着,徘徊着权衡回城的利弊。张姐和陈大哥经过多次的申诉和抗争,从回城浪潮的兴起,到1979年底,张姐终于离开了下乡的伤心之地,回到了上海。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张姐作为鹅岭知青点的最后一位女知青,苦苦地坚守了十一个年头,难啊,做知青难,做乡村知青更难,做乡村女知青就难上加难!
在张姐返城的那一天,远去的六位知青都回来了,他们七位知青,没有多少的问侯,七个人紧接拥抱在一起,酣畅淋漓地抱头痛哭了一场。
张姐在回到上海后,入职于父亲所在的中学,在行政部门任职。经过十一年艰苦岁月的磨难,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宏愿,也承兑了自己的诺言。春节一过,陈大哥和张姐两家人都忙着张罗孩子的婚事,这一年,他俩都已经二十八岁了,在那个时代已经属于大龄青年。。在洞房花烛夜,他俩终于结束了整整十一年的煎熬。人们常说短的是磨难,长的是幸福。在彼此幸福的长夜里,陈大哥将完整的男童之身和张姐守身如玉的少女之心,都完整地交给了对方,结束了患难与共的,苦苦等待的爱情长跑。
一个月以后,陈妈妈带着孩子的喜气安详地离开了人间。陈妈妈患了多年的疾病,还能坚强地活下来,完全托附于这对孩子的旷世爱情,经过漫长的爱情长跑,终于走到一起,也让陈妈妈的灵魂在天堂里,得到很好的安放。
(2024年11月13日,写于上海静安歌林春天馨园)

扫码阅读原帖
来源:琼海在线万泉文苑





每日剧场


— The End —
邂逅评论区


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留言,交流互动。

点击下方卡片·关注我

记住俺永远陪着你
↓↓↓
点赞+在看

琼之海
琼海在线,有料、有用、有趣!打造城市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让家乡更美好!找工作,找对象,找房子,找商讯,就上琼海在线!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