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近代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了救亡图存，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付出了艰辛努力，各种政治力量在历史舞台上轮番登场。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并仿效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一时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各类政治团体多达300多个。然而，多党制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反而造成了政党林立、政党纷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局面。自1912年至1928年，16年间十易国家元首，组阁45届，总理更迭59人次，任期最长者不超过1年，最短者不到1天。总统、内阁、国会变换频繁，造成严重的政局动荡，以致“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1924年，孙中山先生感慨地说：“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

多党制失败了，一党独裁同样行不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集团实行一党专制，结果经济上崩溃、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失败，最终导致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崩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中国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近代中国要完成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必须开辟新的道路，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历史的重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早在1922年，党的二大就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初步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方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团结一切积极抗日的力量。这样一种由“共产党主导”和“多党派参与”的政权形式，实际上就是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雏形。毛泽东同志把“三三制”民主政权看作“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的最好的政治形式”，并指出“战后更需要贯彻这种精神，团结各个阶级的人民，共同建设民主共和的新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疯狂镇压民主运动，主要成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各民主党派在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景。他们抛弃幻想，更加坚定地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真诚欢迎各民主党派参加协商建国，对多党合作态度坚定而明确。1948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热烈响应，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1949年9月，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表明，这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也是人民民主实践的必然结果。

其来有自，如其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5000多年文明发展孕育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丰厚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推崇“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主张“天下”的共有、共享、共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素有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尚和合特征，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强调多元一体、同生共荣，注重不同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间的协调与共处、沟通与互补；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强调“议事以制，政乃不迷”，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等等。所有这些，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行稳致远的深层次文化基因。

面对革命胜利后的新形势，各民主党派欢欣鼓舞，同时，也产生了是“去”还是“留”的想法。有些民主党派领导人认为，民主党派是为争取民主而成立的，现在有了民主，其任务已尽，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可以“光荣结束了”。对此，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态度鲜明，强调民主党派不但不能解散，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时强调：“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谈到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时，他提出了“两个万岁”的思想，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导思想，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同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由此确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对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说：“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参加国家政权，参加国家事务管理，要求成员及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在各自的岗位上贡献力量。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肯定了民主党派的历史贡献，提出各民主党派已经发展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2005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在实践上不断巩固和发展。

理论上，提出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准确界定了民主党派的性质；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发展完善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使多党合作制度成为国家意志，新型政党制度得到国家根本法的保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等等。

实践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扎实推进、成效显著：重大问题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形成制度；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及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占有相当数量；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通道进一步拓宽；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中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我国著名民主人士费孝通先生曾结合自己的经历，感慨地说：“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现在我们很幸运地在共产党领导下合作形成并享有这样一种由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政治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以怎样的姿态和面貌在新时代建功立业、展现新的更大作为？这是新时代多党合作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多党合作事业，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实现新发展。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多党合作事业的全面领导，推进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召开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等，发布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升了多党合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形成了以国家宪法为基础、以党内法规和文件为主体、以相关配套政策为辅助的制度框架体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将政党协商置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7种协商渠道之首，政党协商内容明确、程序规范、制度健全、保障有力，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常态化的制度安排。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实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图为2024年3月4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思想之旗引领新征程，理论之光照亮前进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比如，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强调这一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明确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特征，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是多党合作的根本政治基础；明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强调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强调把牢政治方向，筑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政治基础；明确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无党派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力量，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明确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实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强调人民政协要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明确更好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着力点是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强调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明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强调一定要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问题，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明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等等。

特别是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用“三个新”和“三个有效避免”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作出深刻系统的阐述。总书记指出，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我国政治制度优势的战略高度，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优越性，深刻揭示了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文化渊源、特色优势和重大意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崭新境界，为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同心同行，多党合作舞台更加广阔。各民主党派紧扣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百年风雨，世纪沧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回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诞生、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这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有利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基本政治制度，为世界政党制度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新时代新征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将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机与活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