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古代景区要门票吗

泰山娘娘庙
“票银人二钱”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人，乾隆年间名臣，当过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湖广总督，还做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掌院学士，在京城是部院大臣，在地方是封疆大吏，地地道道的高官。但下面要说的故事发生在康熙年间，那时候孙嘉淦还很年轻，还在翰林院当庶吉士，相当于实习生。

在翰林院做实习生不久，孙嘉淦的母亲过世了，他辞去官职，丁忧守孝。守孝期间，妻子又不幸病逝，儿子也不幸夭折，他悲痛之余，百无聊赖，便计划通过旅游来化解痛苦。用《诗经·邶风》里的话说：“驾言出游，以写我忧。”驾上马车去旅游，以便倾泻（“写”通“泻”）我忧愁。

康熙六十年，即公元1721年，农历二月十四，孙嘉淦与一位科举落榜的朋友结伴，离开北京，向南进发。他们过卢沟桥，过琉璃河，过白沟、雄安、任丘，从河北入山东，经过德州，抵达泰安。

孙嘉淦

到了泰安，当然要爬泰山，孙嘉淦的目标是山顶，可是爬到半山腰，就被人拦住了。阻拦者说：“不可，山顶有娘娘庙，领官票而后得入。”（孙嘉淦《南游记》，以下凡未标明出处的，皆出于此）你们不能再爬了，山顶有娘娘庙（即碧霞元君祠），得买票才能上去。孙嘉淦问买票得多少钱，回答是“票银人二钱”，每人2钱银子。

2钱银子是多少呢？10钱为1两，清朝1两银子的标准重量为37克，所以1钱有3.7克，2钱即7.4克。按今天白银现货每克5.8元估算，7.4克还不到50元，并不算贵。

然而我们不能这么换算，因为白银价格浮动极大，古代白银的纯度也较低，最标准的“纹银”才含93%的纯银，当时7.4克白银跟今天7.4克白银的真实价值是不能划等号的。

那该怎么换算呢？得看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以及当时的收入水平。查《康熙实录》，康熙六十年（1721年）九月，山东新米市价为每石纹银16钱。清朝1石的标准容积为60公升，大约装米80公斤。16钱银子能买80公斤大米，那么1钱银子能买5公斤，2钱银子能买10公斤。孙嘉淦去碧霞元君祠，每张门票的代价相当于10公斤大米，折合人民币仍旧是几十元的样子。

低品京官年俸
可买娘娘庙200张门票

再看收入水平。康熙给百官发俸禄，沿用顺治十三年（1656年）的定例（该定例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废除），孙嘉淦身为低品京官，丁忧以前的年俸只有40两。40两银子等于400钱，一年不吃不喝，只够买碧霞元君祠200张门票。

清朝史料长编《东华录》第九卷收录某官员奏请康熙增加俸禄的一篇奏折：“知县四十五两，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知县通常是七品官，年俸只有45两，折合月俸3两多，养家糊口加养马，每月薪水只够花五六天，如果不贪污，剩下20多天就得挨饿。康熙是怎么批复的呢？就仨字：“知道了。”后来又有大臣奏请惩处贪官，康熙说出心里话：“凡事不可深究者甚多，即如州县一分火耗，亦法不应取，……若尽以此法一概绳人，则人皆获罪，无所措手足矣。”（《东华录》卷二十一）贪污这种事不能深究，因为人人都知道官俸太低，不贪污就活不下去，如果严格按照律条抓人，官场上将无人能够幸免。言外之意，俸禄是不能增加的，但贪污是皇帝默许的，只要不太过分就行。所以在康熙一朝，尤其在康熙晚年，贪污之风盛行，少贪即是清官。

既然康熙时期的官员收入不限于合法俸禄，那么拿官俸去衡量门票就显得不科学了，所以我们更要看看平民百姓的经济状况。

康熙年间，京杭运河北段要清理淤泥，通州官员雇民工做这项工作，给每个民工每月发放1两，即10钱。与此同时，昌平官员统计赋税，每亩耕地每年缴纳田赋2钱银子，成年男子每年缴纳人头税2.8钱银子（以上数据均出自康熙年间修订的《顺天府田赋考》）。也就是说，孙嘉淦去泰山买一张碧霞元君祠的门票，相当于通州民工6天的收入，相当于昌平农民每亩地的田赋，相当于成年男丁大半个人的人头税。这么一比较，泰山碧霞元君祠要的门票实在很贵。

门票既为了增加收入
也是为了筛选游客

孙嘉淦最后买票没有呢？买了，而且买了两张，跟那位科举落榜陪同出游的朋友一人一张。但是他们的旅游体验却很差，因为买票之后仍旧不能往上爬，卖票的人说，今天买票，明天才能登顶。次日凌晨，孙嘉淦与同伴再次爬泰山，千辛万苦登顶成功，已经是晚上，远远望去，山顶上繁星点点，可是走近了瞧，“男女数千，宿止道旁，燃炬以丐钱”。竟是几千名乞丐打着火把拦路要钱。孙嘉淦感慨人心不古，同时也抱怨当地官员没能尽到职责，搞得这么多百姓乞讨度日。

究竟有没有给乞丐钱，孙嘉淦没有记载，只说他终于走进碧霞元君祠，“正殿五间，而三门皆有铜栅，门内金钱积深二三尺，堂上有三铜牌，明末大珰所铸，余无可观，束庑廊下，石柱中断”。仅有5间大殿，其中3间被铜栅栏围着，隔着栅栏可以看见香客投入的铜钱，堆积厚度将近1米，正堂可以进去，树着3枚铜牌，由明朝末年太监铸造，其余没什么可看的，门廊下的石柱也断了，无人修理。

泰山碧霞元君祠老照片

从泰山下来，孙嘉淦又去曲阜参拜孔庙，然后离开山东，先后进入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等省份，再转回湖南，北上湖北、河南、河北，年底回到山西老家。这趟出游历时大半年，经过9个省份，游览的名胜除了泰山碧霞元君祠，还有曲阜孔庙、淮安韩信祠、扬州隋炀帝行宫遗址、镇江金山寺、苏州虎丘、杭州西湖、杭州岳飞庙、杭州灵隐寺、绍兴鉴湖、富阳严子陵祠、南昌滕王阁、衡山南岳庙、全州光孝寺、桂林漓江、长沙道乡台、赤壁祭风台、武汉黄鹤楼、遂平嵖岈山、禹州大禹祠、登封少林寺、登封中岳庙、豫北王屋山、易县黄金台、涿州轩辕台……孙嘉淦将此番行程写成长篇游记《南游记》，但他对绝大多数景点的描写都非常简略，没有再提那些景点要不要门票。

按常理推想，无论是对公共景区拥有管辖权的地方官府，还是对私家园林拥有运营权的富商大贾，都有可能出售门票。之所以这样做，既是为了增加收入，也是为了筛选游客。特别是那些闻名遐迩又空间逼仄的景点，假如人人都能免费进入，那么每个人都将没有立足之地。乾隆年间出版的《扬州画舫录》就提到，扬州一位周姓富翁建成一座园林，占地仅有几亩，但布局精巧，风景优美，慕名来访者众多，那周姓富翁就印制了一批长3寸、宽2寸的“园票”，让看园子的仆人出售给访客，不买票就不能进。

古代有没有不要门票、人人能进的景点？肯定有。明朝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粤西游日记》中就说过，广西柳州的柳宗元祠堂不要门票，祠堂里的小潭“罗池”颇负盛名，他兴致勃勃地前去观赏，结果非常失望——传说中清澈见底的罗池竟然变成淤塞的泥塘，塘底堆满砖石，塘面漂着垃圾，苍蝇绕着垃圾嗡嗡飞舞，黑压压的蚊虫铺天盖地。好好的景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当地官府不仅不收门票，还强迫附近的百姓免费接待前来游览的过路官员，让百姓们轮流值班，牵马抬轿，搞得大伙苦不堪言。老百姓没办法，就把怨气撒在风景的头上，偷偷往罗池里扔石头、丢垃圾，让它不再有吸引力。

出远门去旅游
门票终归是小钱

门票始于何时？如今很难考证。按《东京梦华录》第七卷记载，北宋京城开封西郊的人工湖金明池平常用来训练水军，每年农历三月会对外开放，人人可以游览，但如果要在那里钓鱼，“必于池苑所买牌子”，必须去金明池管理处买一张票。宋人笔记《麈史》则记载北宋洛阳的风俗习惯：每年春天，各私家园林对外开放，游客不管去哪一座园林参观，照例都要给看园子的管家一笔“茶汤钱”，也就是小费。管家收了小费，不能全装进自己腰包，照例要拿出一半交给主人。本质上讲，这笔小费就相当于门票，但具体数额可能是不固定的，游客大方就多给一些，小气就少给一些。

《麈史》还记载，司马光在洛阳有一座小型园林叫“独乐园”，每年春天也对外开放，游客也会向他的管家支付小费。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春天，司马光的管家看守独乐园，总共得到20贯小费，将其中10贯上交，司马光高风亮节，一分钱都不要。他的管家同样高风亮节，用那10贯钱给司马光盖了座亭子。10贯钱能盖一座亭子，说明不是一笔小钱，而司马光独乐园开放一个春天就能收入20贯钱，说明门票收入不算低。

如果说宋朝的一些景区已经开始要门票，那么宋朝以前呢？按乾隆年间成书的大型地方志汇编《江南通志》记载，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期气温骤降，太湖封冻，湖边出现一座冰山，当地居民便将这座冰山拖到岸上，用苇席围起来，谁想进去参观，必须拿出钱来。您看，这也算是门票，不正规甚至不合法的门票。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各种文献浩如烟海，在宋朝和五代十国以前，也许早就有了门票，这需要感兴趣的朋友去仔细钻研、阅读和梳理更多的文献。抛开这个问题不谈，我们最后来说说古代旅行家怎么解决旅行成本问题。

常识告诉我们，出远门去旅游，门票终归是小钱，真正花钱的是交通和食宿，而古代交通落后，途中旷日持久，旅行成本其实是比今天高得多的。孙嘉淦在《南游记》开篇说，旅行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像大禹治水那样，为了天下苍生而旅行；第二种是像司马迁那样，为了访求历史而旅行；第三种是像汉武帝东封泰山那样，为了炫耀功业而旅行；第四种是像官宦和商人那样，为了求官求财而旅行。孙嘉淦认为，像他那样单纯为了排解郁闷的心情而旅行，属于非常少见的旅行，普通百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普通百姓为什么不会这样做呢？因为填饱肚子都成问题，如果远方没有更好的饭碗，出远门就等于找死。

那么问题来了，明朝旅行家徐霞客用大半生去旅行，既不为求官，也不为求财，他为的是什么？或者更直接一点问，徐霞客作为一个平头百姓，靠什么来支撑他几十年如一日的长途旅行？

我考证过徐霞客的家世，他本人没当过官，连秀才都没有考中，但他的祖上在宋朝和元朝都当过高官，到他高祖徐经那一代，已经攒下数额惊人的财富。徐经晚年给儿子们分家，其中一个儿子分到12597亩土地，这个儿子名叫徐洽，就是徐霞客的曾祖。

徐洽生下徐衍芳，徐衍芳生下徐仲勉，徐仲勉是徐霞客的父亲。徐仲勉勤俭持家，经营有方，将家产变得更加丰厚。徐霞客18岁那年，徐仲勉在乡间拥有一座别墅，被强盗打劫，伤重去世，而徐霞客的母亲王氏将家产一分为二，一半给了徐霞客的哥哥，另一半给了徐霞客。我们不知道徐霞客继承了多少家产，但是从婚姻生活上来看，他绝对是一个阔佬，他娶过两个妻子，又纳了两房小妾，生下至少3个儿子。在那个时代，一些百姓穷到甚至娶不起媳妇，徐霞客却能娶4个，说明他是很有经济实力的。

另一方面，徐霞客不仅仅家产雄厚，他有时还钻政策的空子，获取免费的食宿和劳工服务。徐霞客《游南宁日记》有记载，1637年和1638年他在广西旅游，通过当地秀才结识当地军官，托军官弄到一张“马牌”，也就是让沿途驿站供应食宿、让沿途百姓提供劳役的通行证。有了马牌在手，徐霞客瞬间成为“公家人”，去村民家里吃饭，让村民给他备马、抬轿、扛行李。有一个村子的老百姓怀疑他的真实身份，要验看他的马牌，他便在日记中称对方为“奸民”，“刁悍无比，真不如来境之恭也”，这些刁民真差劲，对我没有当初那番恭敬了。

细读《徐霞客日记》，您会佩服他坚忍不拔的精神，也会鄙视他非法占用劳役的做法，但这绝对不会影响我们对徐霞客的整体评价，他仍旧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坦白说，谁能在道德上做到毫无瑕疵呢？

孙嘉淦《南游记》不到2万字，《徐霞客日记》超过60万字，这两部游记我都读完了，最大的感受是，幸亏我们生活在物质生活丰富、交通条件便利的现代社会，普通人随时就能出游，不必是像孙嘉淦那样的官员，不必像徐霞客那样继承丰厚遗产，更不必去钻政策的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