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5月份以来，全省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转入实地调查阶段已有6个多月了。在此期间，临汾市积极推进普查工作，深入实地开展调查，“四普”队员们跋山涉水、奔走各地，为全面摸清“家底”挥洒着汗水。
在忙碌的调查队伍中，经常能看到一个身影，在那里为队员们答疑解惑、指点迷津——他，就是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研究员王春波，同时也是此次“四普”工作中临汾市包市专家。
王春波（左三）赴实地指导临汾市的“四普”工作。
深入实地，随时为队员答疑解惑
“这个古建筑是什么年代呢？”“它有怎样的价值？”“能不能登记到四普名录里？”……每当遇到这些拿捏不准的问题时，临汾“四普”的队员就会咨询王春波，有时是打电话，有时直接微信视频。除了随时答疑解惑，每周，王春波还会去各个县进行现场指导，频繁在路上往返奔波。
临汾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地形地貌复杂，又是一个文物大市，全市17个县（市、区），共8300多处文物，因此“四普”工作任务重、难度大。自从“四普”文物工作开展以来，临汾市“四普”办向各个乡办发布了文物征集公告，收集到很多新线索。
根据线索，普查队员在侯马市张村乡褚村发现一间小房子，外表看上去很不起眼，和普通民房差不多，因此不确定是否需要进行登记。王春波到现场实际勘察以后，发现有两块碑，记载的都是捐款人的名字，一块是《重修观音堂碑记》，上面显示这里曾是观音堂，创建于明万历年间，清康熙年间进行了重修；另一块是《□街人等因巡更夜黑众人公议各施油银开列于后碑记》，可以看出这里曾是巡更人夜里休息的地方。“有些建筑虽然简单，但是它包含的信息量和价值较高。这间房子及两块碑可以反映出山西明清时期乡村生活的一个侧面，村里晚上会有巡更的人，相当于是维护村里安全的保安。对于文物建筑来说，不能只研究建筑结构及用材，而是要研究其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状况、经济状况或生活状态。文物不能仅看到眼前这个物体呈现的状态，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等外延才是重要的。”王春波说。
在侯马市张村乡西里村发现的娘娘庙。
在侯马市张村乡西里村，还发现了一座“娘娘庙”，经王春波现场鉴定，它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这座庙面阔五间，保存了明清两代的彩绘，梁、檩、枋等主要结构尤其脊檩、中金檩、檐檩上都有彩绘，且保存得很完整，比较少见，对今后研究我省明清彩画的地方风格传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此外，殿内还残留有悬塑痕迹。不过现场所能看到的文物信息也比较有限，有些还需要进一步确认，“村里人管它叫娘娘庙，但是它的体量非常大，一般的娘娘庙比较小，像这么大的我估计它的正规名字应该是后土庙或观音庙。这个殿的题记是明正德年间修建的，但是它的平面布局可能比明代还要早，应该最迟是元，因为它的神龛是在中心，而不是靠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早期特点或形制。”
娘娘庙彩绘。
经过走访村民，王春波了解到，这个村是清末河南人迁移过来的移民村，移民过来时这座庙宇已基本荒废了，因此村民并不清楚原来的格局，需要再进一步查资料。新中国成立后，这座庙宇作为粮仓保存了下来，而且每年都会对屋面进行简单的防雨修缮，才能一直保存至今。“目前在庙里没有发现相关碑刻。这个村位于汾河南岸，地貌曾发生过改变，因此有可能在地下埋着，普查结束后应该会重点进行勘探发掘。”王春波说。
长期在一线工作
从文保新人到“老专家”
22岁时，王春波从太原理工大学土木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之后去了原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并长期在一线工作，为古建筑保护事业奉献了一辈子。今年，他已经62岁，退休两年了，但仍继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发光发热，为山西古建筑保护事业添砖加瓦。
上世纪90年代，国家文物局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文物地图集。那时，王春波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就被单位派去参加山西分册后期的工作，负责补充襄汾、阳城两个县的部分资料登记工作。“那次大概去了两三个月，每天按照目录出去走访调查，到现场拍照记录、绘制草图。当时还没计算机，都是自己手绘。”回想起那段日子，王春波笑着说，“出去调查坐的都是‘蹦蹦车’，没有防震设施，跑在路上特别颠，每次出去就是一天，晚上回来屁股颠得还疼。坐这种车出去走村串巷也有危险，尤其在阳城都是山地，一个不小心就翻车了。”
2008年，山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启动，普查队员开始进行地毯式“搜索”。在全省来说，临汾的文物遗迹数量最多，因此工作量也大。当时，王春波就是包市专家，负责临汾全市地上文物古建筑的实地调研、资料审核等工作，“由于参加‘三普’的队员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工作，缺乏经验，所以在登记时可能会出现用词不准或绘图不准确的情况，我都要给他们具体修改。8000多条目录，每一个都得校对，一个一个地修改。”最难的一点是，当时很多普查队员不会建筑绘图，王春波又充当起“建筑制图老师”，教大家如何在电脑上用CAD软件为古建筑绘图，为临汾市培养了一批绘图高手，“现在，每个县最少有一个技术骨干”。
在山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王春波依然是临汾的包市专家。20多年来，他还参加了许多临汾的文物保护修缮项目，如汾城古建筑群、汾西师家沟民居、临汾铁佛寺、霍州州署等，因此省“四普”工作组在征求专家意见时，王春波主动要求到临汾，“因为对临汾特别熟悉，这样可以更好地完成工作”。
与前两次相比，“四普”的信息采集手段更加科技化、数字化，而且也更加细致，要求队员尽可能地丰富完善文物信息。王春波介绍，“四普”大量的工作是在复查核对“三普”的成果，同时增补新发现。“比如说最初我们培训时考察一个民居，‘三普’登记的信息很简单，就是‘一座正房’，但我们实地走访后发现它原来是两进院，现在留存的是二进院的正房，那么这次核对就要把这个信息补充进去，写成‘二进院正房’。”王春波说。他还给队员增加了一个新的任务，即调查民居类建筑时，最好拍一张真正的房主或者传承人的照片，留存到记录里，这样信息量就更丰富了。
“四普”要应普尽
记录也是一种保护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入实地调查阶段以来，我省各市的普查组坚持“应普尽普、应查尽查、应细尽细、应保尽保”的工作理念，积极探索工作方法，建立协作机制，多措并举高效推进普查工作。截至目前，临汾市的“四普”工作已完成超过40%。
对于接下来的“四普”工作，王春波强调，还是要做到应普尽普，尽量不要漏掉，因为文物普查不只是文物工作者的事，也是对各行各业历史的一个记载。在“四普”中，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消失文物进行核查。有些文物因为某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影响而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也需要写清消失原因及消失时间等，这样才更有史料价值，对今后制定科学的保护措施具有重要意义，“哪怕它将来消失了，现在的记录也是对它的一种保护，一种信息的保护”。
“因为每个人的知识面都是有限的，也许你认为不重要的，可能后人认为很重要，只是你目前没有发现它的文物价值，所以说能记录地尽量去记录它。不要因为个人的认识不足，造成了信息的缺失。”王春波说。
来源：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南丽江
编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曹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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