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夜读|探寻地名里的意蕴——以“汉”和“丝国”为例

文摘   2024-10-21 19:58   江西  
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汉”是使用频率特别高、使用场合特别多的一个字眼,汉人、汉族、汉语、汉字等,不胜枚举。国外有关中国的学问,也称汉学。这样的“汉”,大概是中国历史最鲜明的记忆、中华文化最显眼的符号。追根溯源,这种记忆与符号,最初又是以国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没有汉国号,便没有汉族之称。没有汉高祖刘邦,便没有汉国号。
关于刘邦封王、国号为汉、汉国号的源与流,一番考证之后,可以获得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地理。公元前206年,项羽、范增封刘邦为“汉王”,直接原因是刘邦封地的都城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而南郑为秦国与秦朝的汉中郡治所。
第二,语言。汉中郡的“汉”本指汉水,汉中郡的“中”在古代巴人语言中作“地方”讲,所以“汉中”是个双语地名,即华夏语言的“汉”加上巴语的“中”,意为“汉水流经的地方”。
第三,文字。无论字形(古体作“图1”,意为滋润的大国、河流津润黏土)、字音(水流盛大的拟声)还是字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里说“汉,漾也”,清段玉裁注“漾言其微,汉言其盛”),“汉”都是美好的字眼,寓有盛大、伟大的美义。
第四,天文。古人认为天上的银河和地上的汉水相似,都是发自西北,流向东南,所以银河也被称为汉、天汉、云汉、银汉、星汉。反过来,地上的“汉”既与天上的“汉”联系在一起,地上的“汉”也就带上了特别的美义,这就是《汉书》中记载的“以汉配天,此美名也”说法的由来。汉代之后,诸多学者将刘邦的汉国号与银河联系了起来。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汉高祖入秦,项羽封为汉王。萧何曰‘天汉,美名也’,遂都南郑”,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秦亡,项羽封高祖为汉王。高祖欲攻羽,萧何曰‘语曰天汉,其称甚美。’遂从之”。甚至明朝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在《中国札记》中写:“汉,那意思是银河。”
第五,心理。按照当初楚怀王与诸侯们“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沛公刘邦先入关中,接受秦王子婴投降,应该受封为“关中王”。然而项羽违约,封刘邦为“汉王”,汉王的封域在汉中、巴蜀,当时属偏僻、闭塞之地。刘邦虽然愤怒、无奈,但迫于形势,只得听从萧何等人的劝谏,前往南郑。在此过程中,萧何的谏言“语曰天汉,其称甚美”,起到了关键的心理安慰作用,它不仅使刘邦接受了项羽给予的“汉王”封号,还让刘邦“因始封国名而号曰汉”,将帝国国号定为“汉”。
汉朝国祚绵长,“汉”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沿用颇多、影响颇盛的国号。如刘备的汉(季汉、蜀汉),匈奴刘渊、沙陀刘知远、沙陀刘崇的汉。他们中的一些虽非汉族,但却依傍汉朝、从汉朝寻找执政依据,说明在古代中国,西域各族欲在中原立国,须认可、接纳、融入汉地的文化与历史传统。这一现象,反映了他们并不自外于中国。中国不仅是汉族的中国,也是非汉族的中国。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古代中国本如此,现代中国也是这样。
“汉”其荦荦大者,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汉成为域外有关中国的习惯称谓。刘邦、刘秀的汉朝历史长久、疆域辽阔,对周边国家和民族产生过重大影响,对外交通尤其是与中亚、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非常繁盛,因此域外特别是中亚地区及其以西各国,往往称汉朝及汉朝以后的中国为汉。不仅上述区域,其他邻邦如日本也称中国为汉、汉土,日本和朝鲜称中国文字为汉字。
其二,汉演化为民族的族称。先秦时期,中国的主体民族称为诸夏(许多的夏)或华夏(如同花一样美丽的夏)。及至刘邦建汉,两汉立国四百余年,于是魏晋以后尤其是十六国北朝时期,“汉”作为新起的族称,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诸夏”“华夏”,并一直沿用至今。
综上所述,时间上贯穿了两千多年、空间上跨越了中外的汉国号、汉称谓、汉族称等,系由汉朝而来,了解国史须知。
Serice,汉译一般写作赛里斯,意为“丝国”,这是古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称谓。而说起丝国,读者朋友大概就会想到丝绸之路。
那么,中国为什么被称为“丝国”呢?从自身资源禀赋来看,中国的养蚕缫丝拥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也因此拥有了丰富的蚕桑文化与重要的丝绸经济。但是,“丝国”并不是我们自称,而是域外对中国的他称,其中有着复杂且有趣的外因。
首先,古代中国政府严禁桑蚕种子出口,相关技术也对外保密。植桑、养蚕、缫丝、织丝都是技术活,如果没有专人指导与培训,“老外们”还真不容易学会,更别说可以自己琢磨出来了。
其次,古代希腊人、罗马人非常喜欢丝绸。丝绸富有光泽、质地轻盈、坚韧柔软、细致爽滑,既是穿着非常舒适的服装面料,也适合刺绣和作为装饰品。在古希腊、罗马社会,还盛传丝绸服装可以减少虱子、跳蚤、臭虫附身的概率,预防皮肤病。于是人们对丝绸、丝织品趋之若鹜。
再次,由于丝绸输出地中国与丝绸输入地欧洲之间距离遥远,丝绸贸易的中间环节加价严重,流入欧洲的丝织品极其昂贵。公元前1世纪时,一匹大约25两重的双丝细绢“缣”,在原产地中国的价格约为400—600个铜钱,取居中的500个铜钱计价,约合0.25两黄金,到了罗马市场,价格大约上涨了100倍,竟值25两黄金。想象一下吧——在古代欧洲国家如希腊、罗马,一方面人们如痴如醉地喜欢丝绸,另一方面丝绸又价比黄金。在这样的追求与向往中,希腊、罗马等欧洲文明古国,既把丝绸的来源地、遥远的东方国家称为Serice(“丝国”),又极尽想象、锲而不舍地探寻着丝与丝国的秘密。
最早关注东方纺织品来源的,可能是西方“历史学之父”、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在《历史》中提到,印度位于世界上最东部的地方,那里有一种长在野生的树上的毛,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量还要好。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这大概就是赛里斯“树上的羊毛”传说的最初版本。
及至后来,类似的记载颇为常见。如公元1世纪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中,写下了一段关于赛里斯国产丝与贸易的著名文字:赛里斯国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赛里斯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
看来,到了公元1世纪时,罗马博物学家还认为“丝生于树叶上”。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公元2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丝的见识显然进步了一些。例如,希腊历史学家包撒尼雅斯在《希腊纪事》中写道,赛里斯人织绸缎之丝,非来自植物,另有他法制之。其法如下:其国有虫……虫之大,约两倍于甲虫……赛里斯人冬夏两季,各建专舍,以畜养之。虫所吐之物,类于细丝,缠绕其足……虫之寿仅有五年。虫食青芦过量,血多身裂,乃死。其内即丝也。
虽然包撒尼雅斯的认识较之普林尼已经进了一大步,知道了丝与虫有关,但对一些细节仍然把握不清,甚至多有谬误。如“虫食青芦过量,血多身裂”“其内即丝也”,都是谬误。
西方人对中国蚕丝有明确而真实的认识,还要等到公元6世纪中叶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了中国的蚕种,并开创了自己的丝织业之后。西方有了自己的丝织业,意味着中国的养蚕缫丝不再神秘,于是公元6世纪以后域外称呼中国为赛里斯的现象越来越少,并最终归于消失。
从地名学角度说,作为自称的“汉”与作为他称的“丝国”,大体对应了一段时期内古代“中国”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反映了泱泱中华的文化传统与深远影响,也映照了古代中外交通的曲折复杂与不断融通。这就是地名的学问与魅力吧!

(作者:胡阿祥,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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