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学阶段，我与马尼拉的华人社区几乎没有太多接触。因此，与父母或祖父母一起去中国城，对我来说就是有趣的冒险。夏天，我们常在中国香港度过。我外祖父在九龙靠近弥敦道（Nathan Road）的街角有一栋楼。我们还会搭乘渡轮前往澳门，探望我母亲早年在嘉诺撒学校（Cannonian School）就读时结识的修女们。这种与中华文化的连结始终存在。即使成年后，我们也会在11月专程前往香港品尝上海蟹，与好友前往普陀山、南海祈福许愿。神奇的是，我们许的愿都会实现！很多华人家庭在取得菲律宾公民身份后，会选择将自己的中文姓氏改为菲律宾姓氏，我曾经很不理解这一做法。我们家一直保留了原来的姓氏。我父亲的弟弟爱迪生（Edison）为他的家庭保留了柯斯腾（Co Seteng）这个姓氏，而我们的家庭至今仍保留简化后的单词“Coseteng”。在我们年轻时，中国大陆并不是旅游地图上的推荐目的地。直到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情况才开始变化。在那之前，很少有菲律宾人，甚至菲律宾华人，考虑到中国大陆度假，更别说与大陆中国人做生意了。那时的中国贫穷、落后、不方便，甚至不卫生、不舒适、交流困难，可以说与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格格不入。大部分人不会说英语——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以为所有人都会说英语，而我们菲律宾人是这方面最优秀的。然而，后来我逐渐明白，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不说英语。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聪明，今天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就读菲律宾大学时，我第一次接触到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当时，《毛泽东语录》（Mao’s Little Red Book）被视为“煽动性”材料，持有它竟然是违法的。这让我很不理解——因为我全心全意地认同，妇女确实撑起了半边天。后来，我成功当选为国会第三选区的代表，有机会随代表团回到祖父的家乡——福建泉州一个叫“Tan Nah”的村庄，也拜访了祖母的家乡——泉州的“Chim Ho”。那是我的寻根之旅的开始。第一次到访时，厦门的机场又小又拥挤，闷热昏暗，完全不像“第一世界”的场景。但我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尽管这是一个我从未踏足过的地方，却让我感到自己并非局外人。他们用尽全力让我感受到归属感。当时的道路大多未经硬化，尘土飞扬、颠簸不平。汽车的喇叭声此起彼伏，大家都在拥挤的路上艰难前行。商店和住宅用小油灯照明，人们的衣着简单朴素，颜色单调，款式极其简约。出发前，一些亲戚和菲律宾华人朋友建议我带上肥皂、卫生纸、洗发水、罐头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作为礼物送给泉州的亲朋好友。泉州的父老乡亲非常高兴，因为他们要迎接一位“Tan Nah”重要人物的后代，以及那些为家乡贡献了巨资的菲律宾华人富豪。这些海外华人慷慨地为他们的家乡修建了壮观的村庄、企业、基础设施、学校、医院、道路和桥梁。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根源。要知道，许多人当初几乎是两手空空地离开中国，而如今，他们愿意将自己在海外取得的财富贡献于家乡的进步与发展，这种精神令人钦佩。有关菲龙网新闻和评论的任何疑问及咨询，读者可通过“菲龙网”微信对话页面“更多服务-新闻客服”的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