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5月9日，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举行大阅兵，隆重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暨二战欧战胜利76周年。一直以来，5月9日都被苏联/俄罗斯作为二战欧战胜利纪念日。但是，这一天究竟是不是“正宗”的欧战胜利纪念日，始终充满争议。
英法等西欧国家，大多将5月8日作为欧战胜利纪念日；也有一些国家（如荷兰、卢森堡等）则将其定在5月7日。那么，同一个纪念日，为什么会出现三个版本？这背后究竟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上图_ 《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即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的宣言
对德受降：三大国之间的博弈
早在1942年1月，各反法西斯盟国（以下简称盟国）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便明确规定，纳粹德国投降的最终形势必须以各主要对德作战国家，也就是苏、美、英共同接受德国投降为准。后来在英国的竭力要求下，共同接受德国投降的国家又加入了法国。
正是以这一精神为基础，在1943年10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上，三大国外长即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赫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共同建议成立了欧洲咨询委员会，以商讨德国受降问题。1944年1月，该委员会在英国兰开斯特宫实体运行，筹划德国投降及盟国对德占领问题。由此一来，对德受降事宜便正式提上的盟国议程。
上图_ 将胜利红旗插在柏林国会大厦顶上的苏军
由于此时二战临近尾声，苏联与英美之间在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矛盾已日渐明显。这般背景下，三大国各怀鬼胎，在对德受降事宜上都有自己的打算，相互之间又不肯妥协。
争吵了半年多，直到当年7月，三国才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
1、德国政府及军队必须接受无条件投降，投降书必须由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或其全权代表签署；
2、德军在投降后必须向盟军（广义上的盟军，包括苏联红军）缴械并退出侵略领土；
3、投降后的德国必须向战胜国移交权力并接受战胜国的占领和管制。在此基础上，委员会形成了对德受降事宜的草案。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召开。在这场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会议上，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以签署备忘录的形式原则上通过了对德受降草案，并按照英国要求，在战后对德占领和管制中加入了法国。
上图_ 1945年，雅尔塔会议的美苏英三巨头
兰斯受降：5月7日、8日版本的由来
1945年4月30日，在苏军攻克柏林的漫天炮火中，希特勒饮弹自尽。他生前指定的继承人邓尼茨在德国北部的弗伦斯堡组织了政府。邓尼茨政府认为美英与苏联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绝不会长期保持同盟关系，他们应当尽量利用这种矛盾，为德国谋求一个体面的终战出路。
最终，邓尼茨政府决定向西线盟军（此处及下文中的盟军均指狭义上的盟军，即英美法军队）投降，而在东线则要尽可能拖住苏军。这样，德国就能以抗击布尔什维克扩张的桥头堡的角色加入美英阵营。
于是，邓尼茨派出冯·弗雷德堡海军大将作为自己的代表，于5月3日抵达盟军第21集团军群位于吕讷堡的司令部，同伯纳德·蒙哥马利元帅进行谈判。
上图_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1887年11月17日—1976年3月25日），英国陆军元帅、军事家
德国人的举动正中盟军下怀——早在1943年4月，为防止德、意投降后法西斯占领区因出现暂时的权力“真空”而发生骚乱，同时也为抑制苏联势力在欧洲的扩张，盟军高层便考虑抢在德、意停止抵抗前单方面受降并对其所占地区实施管制，以此达成对这些领土的实际控制，迫使苏联接受既成事实。
当年9月，西线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上将便与意大利实际掌权者巴多格里奥元帅签署了意大利投降协议，实现了盟军对意大利的单独受降和占领。这种举动，不仅得到了罗斯福、丘吉尔的支持，苏联也因为其对意大利鞭长莫及，故而默许之。
上图_ 兰斯受降 签定
正因如此，当弗雷德堡表明来意后，盟军决心利用德国急于向西方投降的心理捷足先登，以便抢在苏联之前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于是，1945年5月6日，艾森豪威尔通知德国代表前往法国兰斯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参加投降谈判。5月7日凌晨2时41分，德国最高统帅部作战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宣告德军向盟军全面投降。
由于该投降书系5月7日签订，所以一些国家便将这一天作为欧战胜利纪念日；又由于该投降书正式生效的时间是5月8日23时01分，所以也有国家将5月8日作为欧战胜利纪念日。
上图_ 斯大林
斯大林的震怒
但是，艾森豪威尔显然明白，德国不同于意大利。在对德受降问题上如果完全抛开苏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为此，他弄了两个小动作：
一方面，他没有在5月7日的投降书上签字，而是由其参谋长沃尔特·史密斯中将代签，这样万一将来苏联就此进行指责，他完全能够以自己没签字为由表示并不知情；
另一方面，在签字仪式即将开始时，他让人邀请苏军驻盟军联络团团长伊万·苏斯洛帕罗夫少将作为苏联代表出席并签字，这样就能向世人证明自己没有抛开苏联单方面对德受降。
然而，当苏斯洛帕罗夫来到现场后，发现投降书早已拟定，自己只剩下的签字的份儿。深知干系重大的他也心生一计：在签字前便警告称只有举行新的、有莫斯科承认的苏联代表参加的签字仪式，投降书才有效，并在签字时故意使用法文，而非俄文。
上图_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890年10月14日—1969年3月28日）
对于苏斯洛帕罗夫所作所为的含义，艾森豪威尔当然一清二楚。为了尽可能不刺激苏联，他下令所有媒体不得对兰斯受降进行报道。然而，在收到苏斯洛帕罗夫发来的电报后，来自莫斯科的严正声明很快就送达盟军高层：兰斯投降不可接受，它不仅与雅尔塔会议确定的草案有异，而且苏斯洛帕罗夫没有获得授权，不能代表苏联政府。斯大林明确表示，纳粹德国必须向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巨大牺牲并做出卓越贡献的苏联红军投降，否则苏联绝不承认任何形式的德国投降协议。
于此同时，苏军驻德国最高司令朱可夫元帅也通知艾森豪威尔，受降仪式必须在纳粹德国的巢穴——柏林举行，才具有合法意义。因为攻克柏林不仅是对纳粹最终胜利的标志，而且只有在这里签署德国投降书，才能告慰伟大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红军将士。如若不然，“红军将采取果断行动，以便达成真正合法的对德受降”！
上图_ 战后的柏林一片废墟
柏林受降：对德作战的“胜利宣言”
显然，斯大林和朱可夫的话并不是说说而已。虽然对美苏之间的分裂已有预感。但不论是谁，都不敢、也不可能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迎战德国境内200多万久经战阵的苏军。加之这时，有媒体不顾艾森豪威尔的新闻封锁令，将兰斯受降的情况公之于众，使得盟军这种违反《联合国家宣言》的做法饱受舆论抨击。为此，艾森豪威尔只能安排飞机将德国代表送往柏林参加第二场投降仪式，时间定在5月8日21时20分。
然而，这场投降仪式的进行也不顺利。首先是盟国各方的代表人选，苏联方面自然是“柏林的解放者”、功勋卓著的朱可夫元帅，但本应代表盟军到场的艾森豪威尔却只派了自己的副司令、英国空军上将阿瑟·特德。盟军解释是因为朱可夫虽是苏军副统帅，但时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在级别上低于艾森豪威尔，对此苏联方面表示理解。法国第1集团军司令塔西尼中将和美陆航驻欧司令官斯帕茨上将分别代表法国和美国出席。
为了凸显苏军对纳粹德国的全面胜利，朱可夫要求德陆、海、空三军都要各自派出代表签字。于是，德国方面除去由弗雷德堡大将代表海军外，又加派了凯特尔元帅代表德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汉斯-于尔根·施通普夫大将代表空军出席仪式。
上图_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896年12月1日-1974年6月18日），苏联著名军事家
但在签字时，争执又出现了。朱可夫以盟军已签署兰斯受降书为由，拒绝美、法代表参加签字，只能由他和特德分别代表苏军、盟军签字。为此，特德和塔西尼据理力争，表示没有美法代表的签字，就不能算是完整的对德受降协议。因为“和苏联人民一样，美法人民对战胜德国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付出”，美法代表的签字是对德受降合理及合法性的必然要求，不然则无法被世人接受。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终塔西尼和斯帕茨作为见证人签字，朱可夫则同意投降书的生效时间仍以兰斯协议为准。
5月9日0时16分，签字仪式结束，纳粹德国的覆亡在这一刻被永恒地记录在历史之中。尽管苏联承认兰斯协议规定的5月8日23时01分的生效时间，并表示柏林的仪式仅仅是为体现苏联地位而举行的补充签字。但由于柏林签字结束时是在5月9日，且协议生效时莫斯科时间也已是5月9日，所以苏联（后来是俄罗斯）便将5月9日定为欧战胜利纪念日，直到现在。
上图_ 柏林受降 旧照
应该说，不管是哪个版本的欧战胜利纪念日，都代表着欧洲乃至世界人民为反抗法西斯暴行而不懈努力、直至取得最终胜利的历史印记。
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全面对峙的背景下，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西方社会普遍将欧战胜利纪念日定为5月7日或8日，并大力宣传盟军为打败纳粹德国所做出的贡献，竭力诋毁苏联红军的形象。
我们应当明白，不论是5月7日、8日还是9日，都是值得人们永远铭记的。对其中任何一个日子的视而不见，都是否认反法西斯国家团结合作击败纳粹的篡改历史之举。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欧战胜利纪念日的日期之争或许仍将继续，但对那段正义向邪恶施以制裁岁月的认同，势必将被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永远缅怀！
参考资料：
【1】徐焰 《铁血苏德》
【2】邓肯•安德森、艾劳德•克拉克等 《东线战场：从巴巴罗萨行动到攻克柏林》
【3】邓肯•安德森 《第三帝国的灭亡：从诺曼底登陆到易北河会师》
【4】杨隽 《法西斯的覆灭：攻克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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