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之声】红色印记 || 抗战时期周恩来、邓小平、冯玉祥在汾阳

 1937年“七七”事变后，山西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第二战区。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太原成立。为了稳住山西局势，阻止日寇西进，周恩来、彭德怀、左权等同志来到太原，就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战事宜，代表党中央与二战区最高司令阎锡山进行谈判。

10月间，忻口战役失利，日寇进逼太原，阎锡山表面上扬言死守，实际上密令城防司令傅作义作好弃城南逃的准备。11月6日下午，太原城危在旦夕，周恩来、彭雪枫等人只好从水西门撤出。

 11月7日大约中午时分，周恩来一行乘坐两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运输车来到汾阳城外，从西门入城，来到三皇庙巷天主教堂院内，视察了八路军前线司令部供给处的临时兵站，纠集紧急会议，指出“八路军急需军装，汾阳兵站贮存的棉花、布匹对我们军队极其重要，一定要想方设法运过黄河，运到延安，决不能丢给日军”。会后，兵站同志立即行动起来。

 当日下午，周恩来同志一行来到城西栗家庄，召集“战总会”主任续范亭和共产党方面的程子华、南汉宸等同志紧急开会。傍晚，又在村中玉皇庙院内戏台前，给战总会游击千部训练班200余名学员作了《太原失守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抗战，坚持敌后，建讥敌后抗日根据地。阎锡山军队撤了，我们干，共产党人不能撤，要团结各阶层人士，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华北人民生死共存……

 在汾阳城内，周恩来同志还接见了太原一中十几位寻找八路军的路过师生，听说他们想去延安，周副主席说找共产党是对的，大敌当前，只有抗战才是唯一出路。有个问题请大家考虑，去了延安，不管是到“抗大”还是“陕公”，学完还得回到敌后开展游击战，现在子华同志这地方很需要人，你们能不能就地参加?学完后就留在山西，在你们家乡闹革命，宣传发动群众抗日”。于是，这些同志被接纳成了游击干训班的第四期学员。

11月9日拂晓，周恩来同志一行离开汾阳，前往临汾八路军办事处。汾阳及周边县的抗日工作，也在战总会、牺盟会、工卫纵队和中共汾阳地方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开展起来。

 1937年8月25日，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邓小平同志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9月21日，朱德总司令率总部路经太原，到了五台县南茹村。平型关战役结束后，八路军总部所属单位转移驻地，10月下旬，八路军总政治部民运部、随营学校等机关，在邓小平、韦国清、傅钟等同志率领下来到汾阳，驻扎在城西栗家庄村。

 11月2日，邓小平同志来到汾阳城，在八室庵街“汾阳饭店”内召开了战总会负责人会议，听取了第一任汾阳抗日县长武人骡同志的工作汇报后指示：“太原即将失守，估计国民党溃兵一两天就会来到汾阳。你们应该大锣大鼓组织发动群众示威，造成抗战声势，鼓舞其斗志，要发动家家户户熬稀饭、蒸馒头，在北门、西门外设立接待站，让他们有吃有喝，最好不要进城。不然城内社会秩序会大乱。”

 会议后，驻汾抗日力量迅速成立了由刘丹顿、武人骙、周平、王廷弼、 李光斗等六人组成的“汾阳战时紧急状态办事处”，发动汾阳牺盟会、商团会、街道、学生团体游行和欢迎。八路军司令部驻汾阳临时兵站还紧急抽调出一批白面，发给当地群众赶制食品。由于邓小平同志建议及时，抗日力量和社会各界通力合作，措施得当，太原沦陷后晋军撤退至汾阳，城内避免了遭受溃兵抢掠的劫难。

邓小平同志来到汾阳期间，先后驻扎过栗家庄、田村、三泉镇张家堡（1982年村名更换为张新堡村）。这期间，工卫旅也从太原撤出，来到汾阳。邓小平同志会见了该旅党的负责人康永和、张渠等同志。得知工卫旅向晋南撤退的意图后，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工卫旅不能开往晋南，那样会被人家（阎锡山军队）吃掉。要到文水、交城山一带活动，这一带靠近太原，有战略意义。后来，工卫旅接受了小平同志建议，在汾阳边山、文水、交城一带坚持开展了游击战、配合八路军一二〇师，开辟了晋绥抗日根据地。二年后，抗日敌后爆发了“12月兵变”、晋东南的抗日新军受到了阎军的分裂和围剿，深刻的教训再次印证了邓小平同志的英明预见。

邓小平同志在汾阳期间，还派工作团活动在抗日二区的田屯、东西阳城、东西官村、董家庄、北小堡和三区的三泉镇、平陆村、聂生村、南北马庄、石庄、阳泉村、南北广城、南北偏城等村，宣传抗战，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建立地方武装和抗联组织，汾阳广大农村从此又多了一批基层党支部。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担任一二九师政委。离汾前，邓小平同志和傅钟任命朱宝善为中共汾阳县委书记，温克敏为县委宣传委员，并向中共汾孝特委的汾阳籍干部王文达同志移交了新党员的组织关系。1月18日离开汾阳。

 邓小平同志在汾阳工作生活的两个月期间，对驻汾抗日武装力量之间的协调，对抗战开始后汾阳党组织的建设和基层农村抗日力量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0年夏，中原大战阎冯倒蒋失败，山西军阀阎锡山在日本领事馆的策划下，转道天津逃往东北大连。

 具有民族气节和正义精神的冯玉祥将军，带着他的军校和军官教导团一千余人，辗转来到了汾阳。汾阳大地因此成为山西抗日运动兴起最早、最集中的地域之一。

 冯玉祥将军在汾阳生活了二年多，他和夫人李德全女士住在峪道河赵庄村的石勤寺里。他生活简朴，粗茶淡饭，身穿中式衣裤，冬天头戴毡壳帽，腰系布带，形同农民，这在旧军阀中可能绝无仅有。他忧国忧民，常与农民席地而坐，一起吃饭谈心。他了解到农民贫困子弟们求学困难，毅然在桑沟村办起了“求知贫民学校”，聘任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地方进步人士担任小学校长，为峪道河一带的农村培养了400多名品学兼优的小学生。后来大都成为抗战力量的中坚骨干。

 冯玉祥将军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蜗居峪道河乡下期间，他目睹外国宗教势力建在水泉村一带的避暑别墅，心中忧愤难耐，在求知贫民小学墙壁上题诗抒怀：“胜景驰名峪道河，清山活水幽情多。分明华夏一片土，半成洋人安乐窝。”以此激励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他深刻反思国民革命以来自己走过的曲折弯路，与共产党的代表秘密接触，开始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并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在民族解放的路上迈开了新的步伐。

 冯将军的军官学校来汾后驻进了河汾中学校园，易名“汾阳军校”后继续招生培养国民革命军人。在那座温文尔雅的古老校园里，河汾中学进步学生们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不断感染着血气方刚的青年军人。冯将军带来的这批军队，原系部下徐永昌三军的精华，军校政治处处长杜鸿程、组织处处长孟文武、宣传处处长郑坦都是黄埔军校优秀毕业生，同时也都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河汾中学开始实施了军训管理，新文化、新军事运动蓬勃开展。这一传统被继承下来，以至于“七七事变”爆发前，河汾中学成立了童子军营，一曲《中国童子军军歌》回荡在校园上空：

  “中国童子军/我们是三民主义少年兵/年纪虽小主义真/献此身/献此力/献此心/为人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充实我们行动的精神/大家团结向前进/青天高/白日明。”

 冯玉祥将军来汾阳，也有其特殊因素和背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汾阳迅速成为美国基督教会在晋西北一带的大本营，将军早年间与蒋介石结盟，也就成了基督教徒，只不过他对信仰比蒋虔诚。他深知教会有其宽容的一面，来到汾阳这个教会势力最集中的地方，便于日后东山再起。但是，冯玉祥首先是一位爱国的中国军人。对于教会势力，他决不奴颜屈膝，他深谙“拥有了青年便拥有了未来”，来汾后不久，就将部下余心清派去担任了铭义中学校长，牢牢掌握了这块阵地。

 余心清先生早年也是基督教传教士，这一特殊身份是教会容得下他的主要原因。余先生担任校长后，一方面请汾阳基督教公会理会负责人、美国牧师瑞保罗担任了副校长，同时广泛邀请师生座谈，研讨治校良方，汾阳铭义中学很快进入建校史上校风校纪、教学质量、开展民主运动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1931年，余校长更换了教务、训育主任，更新了国文教师队伍。不数月，新礼堂建起来了，学生有了更宽敞的集会集社场所；原先小礼堂改成了图书馆，新置书架上公开亮出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当时社会上的禁书。于是，铭义中学学生们从《大公报》上看到了《苏俄考查记》，了解到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社会状况。同时也从报纸上看到日本首相给天皇的《田中奏折》之内容：“欲统治世界，必欲占领中国，欲占领中国、必欲先占满蒙。”于是，学生们提前感觉到世界大战将山雨欲来，旧中国已风雨飘摇。

 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果然发生了。余校长下令停课一周，古钟洪亮地敲响了，警钟长鸣，声震河汾。学生们在校园里、紧急结合，与此同时，河汾中学也行动起来，两校师生走向街头，走向乡村，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铁流。“打倒日本帝主义”、“反对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口号声震撼着汾州大地，激动着汾阳人心。

 9月20日，汾阳开展了“雪耻救国纪念周”。在中共汾阳地下党和冯玉祥将军支持下，铭义、河汾、汾阳军校学生为主体，在县文庙东侧的操场上，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集会，军校副校长支应麟率教导团、手枪团众教官出席，学生、工人、商人代表一万多人群情激奋。汾阳，在抗日烽火中提前醒来！

1932年冬，冯玉祥将军在“欢迎冯焕章先生出山，主持抗日大计”的抗日呼声中，率部离开了汾阳，走向了河北察哈尔抗日前线，跟随前去的，有汾阳籍青年军人一百多人。余心清校长也走了，但铭义、河汾两校学生“抵制日货”的抗日浪潮，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汾阳县委的领导下，进一步深入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