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非升即走”的聘期考核连续曝出两起事件：一是4月2日，出生于1986年，本科毕业于天津工业大学、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学位、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博士学位和博士后科研经历的宋凯，在2019年被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以人才引进后被聘为硕士生导师、副教授后，因未能通过首聘期考核而服药自杀；二是华侨大学一位怀孕9个月的刘姓女教师虽然在怀孕期间写了20万的专著，一万字的论文，但依然没有达到华侨大学聘期考核任务，要被解聘，“没等休产假就要失业”。关于学术和考核的关系，援引劳东燕教授的一些观察和思考，特此分享
制度改来改去，往往到最后就是各方都更加不满，因为进一步恶化了原先的处境。当然，要说根子就出在大学管理层，可能也有些不公，因为大学自己也被各种考评指标指挥着。但凡在双一流与学科评比上排名落后，大学管理层就会有巨大压力。这应该就是当年外卖骑手困于系统中的文章，让那么多人产生共鸣的缘由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相对于普通老师，大学管理层需要尽可能多地承担与消解一些压力，而相对于学生，老师这边应该更多地承担与消解压力，而不是层层传递压力，甚至变本加厉。理由很简单，能力越大，责任应该越大。变本加厉地向下传递压力，只会使情势恶化，并与当初制度变革的初衷越来越渐行渐远。什么时候，能试着把压力向上传递而不是向下传递呢？
教育领域的很多所谓制度改革，就像是把一个鱼缸里的鱼腾换到另一个鱼缸，号称是要把鱼养得更大，更有利于鱼的生长，实际上就是折腾这些鱼。闹心的是，每过几年都要来一次这样的改革，结果鱼缸的生态环境反而越来越差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可能是非如此不足以彰显管理部门的政绩吧。
目前国内高校的非升即走制度与教师职称晋升，考评时主要看论文发表、课题申请（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与领导批示。
论文发表方面，对论文发表的刊物有特别的限定，必须发表在本专业权威或核心刊物上。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对专业刊物影响力也有专门的评价排名体系，刊物更喜欢发有知名度的大牌教授的论文，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引用率与刊物的影响因子，而不怎么情愿发年轻学者的论文。这使得年轻学者很难在专业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课题申请方面，大学教师为了完成非升即走与职称评定的指标，必须要有国家级或省部级的课题。国家级的课题，在自然科学领域主要是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在人文社科领域则主要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的课题总量也相当有限。全国这么多高校教师，几乎人人都需要手头有课题，僧多粥少之下难免竞争激烈。课题能不能申请成功又有很大的偶然性，不一定取决于自身的学术实力。
领导批示方面，级别越高的领导所做出的批示，对在高校的留任与职称晋升的帮助就越大。当然，各个高校具体做法不一，赋予的权重会有所不同。一位兄弟院校的同行曾与我提起，在其所在的大学，高层领导的批示可以替代顶级刊物的论文，甚至还能折抵数篇。这样的考评指标之下，就难免会有一些大学教师把精力花在如何获取领导批示上。
在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考评体系之下，大学教师放在教学与指导学生上的时间与精力自然大受影响。为了防止教师在教学方面投入不足，有的大学又会设置相应的指标进行倒逼，提教学方面的要求，甚至搞一票否决。这样的层层捆绑之下，大学青年教师群体怎么可能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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