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都意识到东北的战略重要性，纷纷调兵遣将。中共中央紧急动员了来自各地的精锐力量，其中以山东省的兵员为主力。
当时，山东经过罗帅一系列的组织和领导，形成了兵强马壮的局面。罗帅指挥下有八个主力师，以及16个警备旅和独立旅，成为我党主要的根据地之一。接到中央的调令后，罗帅带领大部分军队迅速出发。
值得一提的是，罗帅当时已经患有严重的肾病，但出于大局考虑，他选择默默承受身体上的痛苦，放弃了治疗。在长途跋涉的途中，李作鹏担任山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一路上不离不弃，尽心照料罗帅。
他们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途，艰难地抵达了南满根据地。他们却在那里遇到了一件让人不太愉快的事情。
由于当时有大量部队进入东北，四周充斥着国军、刚投降的伪军、土匪马贼等武装力量，所以负责接待的程世才显得格外警惕。
程世才的经历与罗帅的时间线错开，红军时期，罗帅在红一方面军，而程世才则在红四方面军。抗战时期，程世才最初在抗大学习，而罗帅已领军开辟根据地。后来程世才到了冀热察，罗帅则前往山东，最终阶段程世才回到延安，而罗帅因巩固山东根据地未参加七大。
因此，程世才并不认识罗帅，他一开始就显得不太友善，对罗帅进行了一番盘问。
这些问题对于罗帅来说并不是特别紧要，他脾气好地一一回答。然而，罗帅的谦逊态度却被程世才误解为一个普通干部，因此并没有急着安排休息。
程世才看罗帅这次带的部队并不多，于是随意地问了一连串问题：“你是哪个部队的？在山东什么级别？怎么就带了这么几个人？”
在旁的李作鹏听到这些不太礼貌的质问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让他快点放行。
罗荣桓帅在李作鹏的激烈言辞中察觉到了紧张氛围，迅速采取措施，以平息局势。然而，程世才在李作鹏的发言中嗅到了一种特殊的含义，他明白这位前来报到的人必然身份不凡。因此，他立即停止了进一步的询问，命令手下为罗帅一行安排住处，并迅速准备好第二天所需的汽车和粮食。
在罗荣桓帅抵达时，整个军营仿佛被一场暴风雨激起的波涛所吞没。李作鹏的激烈言辞传达着一种紧张的氛围。
与此同时，程世才敏锐地察觉到李作鹏言辞中的特殊含义。他深知，这位前来报到的人身份不凡，可能承载着更大的使命。因此，他立即停止了进一步的询问，迅速安排罗帅一行的住处，并为第二天的行程准备一切必需品。
罗帅一行安顿妥当后，程世才开始主动了解新来者的身份。终于，他得知罗荣桓是中央派遣到东北的高级首长，职务远远超过自己。这一消息让程世才心中泛起了一抹不安。
次日分别前，程世才特地找到罗帅，诚挚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希望能够赢得罗帅的谅解。然而，罗帅却毫不在意，笑着表示这是他应尽的职责。他认为，军中每个人都应该如严谨如他，这样才能确保战斗力的大幅提升。
最后，罗帅劝告程世才不必过于自责，更应该专注于带领部队赢得更多的胜利。
程世才在抗战初期率领三纵参与四平保卫战，却一直表现不佳。东总发来的电报明确指出，自敌发动攻势以来，三纵一直处于击溃战或被敌击退的状态，这种战况导致士气逐渐低落。
在那个时候，我军并未占据上风，迫切需要更适合的领导者来指挥。曾克林曾短暂担任了三纵司令员，但也未能达到上级的期望。最终，韩先楚接任三纵司令员，成为能征善战的领导者，使得三纵成为国军深感畏惧的“旋风部队”。
值得一提的是，韩先楚同样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在抗战时期，由于与黄克诚关系不和，他在1941年早早返回延安。与林总、罗帅的交情并不深厚，但正是因为他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成为了纵队司令员。
这一系列的调动也从侧面证明了程世才被调离野战军的原因主要是个人问题。然而，当他后来担任军区司令员时，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他指挥地方部队，维护后方交通和治安，协助主力作战，表现得非常出色。
虽然他曾担任冀热察挺进军参谋长兼第12支队司令员，但由于日寇的重点打击，这支部队的任务夭折，未能取得显著的战绩，最终番号还被取消了。
在解放战争中，程世才同样未能展现出特别惊艳的表现，导致他于1955年只被授予了中将军衔。与红30军的其他领导相比，程世才的个人发展似乎有些遗憾。
1955年的大规模授衔中，罗帅作为主要负责人，充分考虑了每个人的历史贡献，尽可能做到了公平。综合来看，程世才被授予中将军衔是合理的，罗帅既没有打压他，也没有过分偏袒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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