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随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而广泛传播。中国知识精英受传统语境和日语影响，以“赤旗”“赤色”指代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随着“赤化”与“过激”相关联，媒体的有意渲染和政敌之间的互相攻击使“赤”的词义渐趋消极。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以“红旗”取代“赤旗”，在“赤卫队”基础上组建政治觉悟更高、更正式的“红军”，最终使“红”取代“赤”成为“红色”词类的主导词。这一演变过程是近代中国多元文化互动、国内外政治局势变动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红色；赤化；红旗；红军；政治象征

近年来，人们常以“中国红”抒发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学术界也出现“红色文化”研究热潮。学者们从理论上阐释“红色文化”的内涵，辨析其与“革命文化”“党史文化”等概念的关系；或视其为一种精神资源，挖掘经济、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当代价值。虽不乏对“红色文化”起源、传播与历史演进的梳理，但忽略了“红色”政治象征意义初入中国时以“赤色”为名的现象，未能揭示出从“赤”到“红”的演变过程，亦未能深入探究“红色”词义的微妙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故本文不揣浅陋，试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红色”词义的演变略作分析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传统语境下的“赤”与“红”及近代以来的新用法

甲骨文中已出现表“红色”的汉字“赤”，常用来修饰马的毛色。春秋战国时期，色彩与方位相对应的观念基本形成，“赤”作为南方正色成为“南方”的代称，后引申出“诛灭”“空净无物”“裸露”“纯真”“忠诚”等抽象意义。“红”本义为浅红、粉红，后泛指红色，可指代红色丝织品、血、花、美女、喜事等具体事物，晚清时发展出“走运、得宠”等抽象意义。汉代以来，中国官民均有尚赤、尚红习俗，遂使“赤”与“红”的词义基本倾向于积极和褒义。

“红”的出现晚于“赤”，东汉之前使用频率也远低于“赤”，至隋唐其活跃度渐呈超越之势，明清时期彻底取代“赤”成为“红色”词类的主导词。这一“逆袭”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魏晋南北朝诗歌对“红”的大量使用，次数是“赤”的5倍多；“赤”虽保持总体优势，但主要出现在《后汉书》《三国志》《齐民要术》等相对严肃的文本中。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流行文体和通俗文学作品中，“红”的使用频率均为最高，“赤”则在第三、四、五位之间游移。可见古代汉语中“红”多用于口语和通俗语境，直到清末依然如此。广州起义失败后，烈士遗骸被收殓安葬在白云山南麓的红花岗，因“略嫌红花二字软弱，不如黄花之雄浑”而改称“黄花岗”。

在近代西方色彩文化中，“红色”除表颜色外，其词义倾向与中国大相径庭。16世纪宗教改革将过于鲜艳的色彩驱逐出教堂，新教伦理视“红色”为奢华、罪孽、淫荡的颜色。随着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减少，“红色”越发醒目，遂用于对不正常现象的标记或警告。

法国大革命时期“红旗”成为革命的象征，并在19世纪中叶欧洲各地工人起义中成为工会和工人政党（尤其是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1848年3月9日，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会议上提议，全体盟员都缠上红色布带，得到与会者一致认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及随后成立的共产国际，继承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红色”的政治寓意，结合本国传统加以改造，进一步向世界各地传播。有别于新教国家色彩文化中对“红色”的贬抑，俄国东正教圣像画的红色底色意在表现天国的“永恒之美”。俄语“красный”（红色）本义“美丽”，“Краснаяплощадь”（红场）为“美丽的广场”，17世纪中期由沙皇命名。苏俄将宗教传统中象征“基督之血”的红色转化成“烈士的鲜血”，“永恒之美”融入“英勇”“牺牲”“光荣”之义，使“红色”涵盖党旗、国旗、红领巾、宣传画及出版物和国家机器的命名，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象征。

受中外色彩文化差异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红色”在民国时期的词义倾向渐趋复杂。流行于晚清民国的京剧吸收传统戏曲的脸谱元素，以不同颜色区别角色性格，同时隐含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忠义血诚，则饰以红脸；奸佞凉薄，则饰以白脸。”在“唱红脸”“唱白脸”等俗语中，“红色”仍延续“赤”表“忠诚”的正面形象。民国报刊对西方色彩文化的译介打破人们对“红色”固有的印象，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因红发美女海伦而起，日常生活中戴红边帽、红领结被认为对婚姻不利，红墙纸、红地毯则会导致家庭惨剧。因“性好扰乱，喜纷争，幸灾乐祸，情同恶鬼”，“红色”成了“最无天良”的颜色。1936年上映的美国电影《Women Are Trouble》中文译名为“红颜祸水”，“红颜”虽保留“红”指代美女之义，但情感态度已经从对“红颜薄命”的怜惜同情转为指责厌恶。

辛亥革命时期“红色”出现类似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政治象征意义。孙中山坚持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同盟会的革命标志，一方面沿用陆皓东为兴中会设计的“青天白日旗”，意在纪念陆皓东和惠州起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另一方面增加红色，区别于日本的“旭日旗”，且红蓝白三色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之真义”。民国初年北京政府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并申明“五色固含五族同等之意，究非以何色分配何族”。这为解释“红色”的政治含义留下空间。

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见诸报端，“赤旗”旋即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象征，涌现出“赤军”“赤党”“赤俄”“赤色国际”等一批新名词。同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的负面宣传影响到国内舆论，“赤色恐怖”“赤色帝国主义”等复合词增添了“赤”的消极语义，“赤化”也成为攻击政敌的武器，竟至于谈“赤”色变的地步。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打出“红旗”，组建“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国民党则将中共及其军队诬称为“赤匪”。国共双方的话语体系虽呈现出对“红色”截然相反的政治态度，但均对“赤”与“红”的政治意义和用法加以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语境下表“红色”时“赤”已基本被“红”取代，当“红色”象征“社会主义”的政治意义传入中国时，为何早期仍以“赤”指称？1927年后“赤”与“红”在意义和用法上有何不同？哪些因素导致了从“赤”到“红”的转变？

二、“赤旗”与“赤化”：“红色”政治含义的传播与转向

十月革命前，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已经注意到国外的社会主义政党及其活动。早在1896年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就曾转载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的消息，但此时梁启超关心的是会议中公办教育、保护童工等与其改良主张相近的内容，未介绍阶级斗争、土地问题、民族殖民地等主要议题。1904年日俄战争激化俄国国内矛盾，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十分关注俄国的立宪问题，并注意到社会主义政党积极组织示威运动，学生团体“标革命之题词于红旗上，高呼自由万岁”而遭警察镇压。明确将“红旗”与社会主义政党关联起来的是《时报》上的一则补白：

世界通行之公例，白旗为休战旗或则为投降旗，红旗为告险旗或则为社会党旗，黑旗为海贼旗，黄旗为传染病旗或则为验疫船旗。中国尚黄，所以人咸称我中国为东方病夫。

显然，这里介绍世界通行的旗色含义是借中外色彩文化的差异激发民族意识，不是为了宣传社会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鼓吹“黄祸论”，为其殖民侵略制造借口，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命运。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黄色”更敏感，“以黄旗为病”的观念广泛传播，“红旗”的政治象征意义反被忽视。

1908年日本发生的“赤旗事件”在留日学生中埋下“赤色”的种子。6月22日，日本各派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党人在东京开会，因争夺赤旗与警察冲突致多人被捕。拘留期间又发现颂扬法国大革命处死国王路易十六的诗句，被认为是侮辱天皇而处以重刑。四川留日学生刊物《四川》杂志因第4期刊登“赤旗事件”的消息而遭查禁，主编吴玉章被控“反对天皇”险些入狱。吴此时尚为同盟会成员，创办《四川》杂志是想通过反对外国侵略来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使其更容易运进国内且更受读者欢迎。对“赤旗事件”的关注间接体现了这一办刊思路，日本统治者对国内进步人士的压迫正是清政府镇压革命者的写照。由于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相携并进，“赤旗”的象征对象并不唯一，国内刊物在报道日本当局审判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时，将“赤旗”视为“无政府共产革命”的标志。

总之，十月革命前，部分中国社会精英已经意识到“红旗”与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联系，他们对外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介绍因政治立场的不同而无法深入，混杂着零星的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成分，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比较肤浅、片面甚至不准确。“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尚不明确，“赤”与“红”的用字也不固定。

十月革命的爆发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报刊连篇报道革命经过及新政府的内外政策与活动，起初对“红旗”并不在意。1917年3月1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改称俄国共产党，即布尔什维克）发表宣言，号召全体俄国公民“在俄国各地举起起义的红旗”，“推翻沙皇专制的奴仆”，“创建革命人民的政府”。这一阶段的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红旗”的象征对象不限于社会主义政党。是故国内报刊虽提及“红旗”，但未重视其象征意义。《东方杂志》对革命当日俄国首都民众“手持赤旗，游行街市”的情形一笔带过，《民国日报》对沙皇政府驻沪总领事馆“改悬红色新国旗”的举动也未作评论。直到1919年《东方杂志》才转译美国报纸解释“红旗”为阶级战争的标志，称其“推翻国家主义建造大同主义（即国际主义）”的动员效果比国旗更甚。

率先敏锐察觉“红色”政治象征意义并加以宣传的是李大钊。二月革命后，他一度将“红旗”视为“共和赤帜”，不久便注意到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和平运动对“一战”战局及俄国革命的影响，认为一旦示威运动升级为总罢工，“各国之主战者，虽欲不俯首听命于赤旗之下，不可得也。吾人将于此次战争，一觇社会党之势力何如矣”。他进一步分析了二月革命成功的原因：

交战以来，俄国社会党之活动，由表面观之，似无甚大之影响，而考此次革命之成功，则泰半为社会党运动之效果。当俄京骚动之际，其各大都会，赤旗飘扬，一挥而蔽罗马那夫朝之日月，而CDPN[СДРП]（社会民主工党的俄语首字母缩写——引者注）之帜，到处与国民以绝明之痕印，不啻为社会民主党建纪功碑于人人之脑中也。

这是李大钊第一次将“赤旗”与社会主义政党联系起来，并指出其对革命宣传的重要影响。此后他多次在文章和演讲中以“赤旗”为象征，不断丰富其政治含义。《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赤旗”指代区别于法国大革命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Bolshevism的胜利》中“赤旗”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潮流的象征，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芬兰、匈牙利、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欧洲舆论由此创造出一个意义抽象而形象鲜明的新名词——“Red Revolution”，中国报刊译为“赤革命”。《民国日报》援引其发明者匈牙利临时政府总统卡罗利的解释，“赤革命”即不同于19世纪“白革命”（政治革命）的“社会革命与产业革命”。这一解释与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的理解不谋而合，他在《每周评论》的“随感录”里直接引用了“赤革命”的说法。

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在《每周评论》《新生活》等刊物上发表《赤色的世界》《灰色的中国》《赤色青色》等短评，不再独树“赤旗”而以“赤色”统称，与“白色”“灰色”“黑色”形成鲜明对比，呼吁顺应世界潮流，改造中国社会，对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影响巨大。与他一同创办《每周评论》的张申府这一时期常用的笔名皆与“赤”有关，如“张赤”“赤”“赭”等，后来直接署名“R”，他解释为“英文的‘俄国’（Russia）和‘红’（Red），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Russell）三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R’，那时我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罗素的哲学，取‘R’为笔名就是‘我是红色的罗素’的意思”。领导芜湖地区学生运动的蒋儒恒、王持华分别改名蒋光赤、王赤华，被当地军阀称为“安徽二赤”。蒋光赤（即蒋光慈）后来成长为左翼作家，其第一部作品旅俄诗集《新梦》出版时，扉页上有木刻红字：“这本小小的诗集贡献于东方的革命青年——光赤。”

由此可见，“赤”已不单是用来区别革命性质的颜色词，在表达思想信仰和政治立场时具有明显的情感倾向。十月革命期间，列宁曾以“黑色”象征保守反动的政治势力，“黄色”代表效力于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粉红色”是主张向资产阶级妥协、调和阶级矛盾的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即孟什维克），只有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即布尔什维克）以“红色”为标志。这套政治话语至少在1919年9月已传入中国，为正在酝酿和秘密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所吸收。鉴于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即申明：“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同年12月李大钊在北京中国大学的演讲中，用颜色阐明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不同，后将演讲稿发表于《新青年》：

社会主义者应为浅红色，而共产主义者为纯赤色，可是共产主义者却称社会主义者为黄色的社会党，黄色的国际，而不以浅红色称之。

简明的说，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社会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进化；共产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革命。社会党人是中央派与右派，共产党人是极左派。社会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二国际，是黄色的国际；共产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三国际，是赤色的国际。这是现代社会革命运动的两大潮流。

这里取“赤色”比“红色”更深更纯之意，不仅符合传统语境中“赤”与“红”的本义，还蕴含“赤诚”的意味。“赤色”不再笼统地象征多歧以致分裂的社会主义政党，而是代表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反对妥协调和、主张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者。因其支持暴力革命推翻现存秩序，又被国内媒体称为“过激派”“过激党”，称其领导的革命运动为“过激化”。与“赤色”相比，“过激”显然带有批评语气。

作为形容词，“赤”可以修饰具象的“旗”、抽象的“革命”，也可以与军队、党派、政权、国际组织等对象搭配，构成新名词，如“赤军”“赤党”“赤俄”“赤色国际”等。加入动词性后缀而出现“赤化”一词后，尤其是与“过激化”相关联，“赤”的词义倾向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渐趋消极。

“赤化”大约是从“赤色化”一词简化而来，最初并无统一定义，词义倾向也因人而异。据笔者所见，戴季陶可能是“赤色化”的最早使用者。1919年12月在《意大利的“赤色化”与其反动》一文中，戴氏没有解释何为“赤色化”，而是列举“赤色化的事实”：

（甲）俄国劳农军的胜利，及各国对俄不干涉政策的决定。

（乙）英国劳动党势力的扩张。

（丙）美国劳动党成立，及直接行动的趋势。

（丁）奥大利布尔塞维主义化的趋势。

（戊）意大利社会党的胜利及革命的征候。

可见其所谓“赤色化”主要指，在俄国革命影响下，欧美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壮大并出现革命趋势的现象。他虽洞悉这一世界潮流，也看到意大利社会党在议会选举获胜后提出的“蔷薇色的政纲”“去马克斯的精神还很远”，对于如何满足“赤色化的潮流”却避而不谈。实际上，戴季陶对意大利“赤色化”的理解局限于议会斗争的范围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亦有类似认识。1921年中共上海发起组介绍意大利“赤化之表征”，即社会党在地方选举中获胜，表示支持列宁及苏俄政权，并力促政府与苏俄通商。

随着1920年2月意大利工人占领工厂运动蔓延升级，“赤化”激进的一面凸显出来。张煊将意大利“赤化”的标志概括为工人欲彻底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由工人选出的委员会接管工厂，实行“工厂苏维埃制”。从政府不干涉工人的“过当行为”，首相“投降”于工人，“强迫”资本家承认，上院议员提出“抗议”等用词来看，张煊的立场是相对保守的。此后，“赤化”的激进面相被不断放大，所指对象也不限于苏俄和各国共产党，最终演变成政治力量之间互相攻击的话语武器。

日本媒体较早发挥“赤化”的激进语义，挑动东西方媒体敏感的神经，对中国发起舆论攻势。1920年9月23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停止旧俄使领待遇。日本报纸借机称这是苏俄政府对中国进行“赤化”宣传的结果，中国业已“赤化”。已经卸任回国的美国公使芮恩施出面替北京政府辩解：此举“出于过激党运动”的传言“完全乖误”，政府不仅事先与英法顾问商榷，还征得了旅华俄人的同意。天津《益世报》承认苏俄利用知识分子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的效果显著，但中国不会马上赤化，驳斥“赤化论”是日本“妒我收回俄国权利，意图激起列强干涉”的手段。《大公报》在一篇“闲评”中指出，“赤化论”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国民性而言过其辞，也是对国民和政府的提醒，劝诫国民不要被阴谋政客、好奇学子、东渐激派所“煽惑”，政府对民意应择善而从，强力压制只会加速“赤化”。“中国赤化论”虽得以澄清，但将“赤色”视为危险信号的社会心理持续发酵。

日本媒体的这一伎俩成为国民革命时期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利用“赤化”攻击进步力量的滥觞。1924年1月改组后的国民党正式实行联俄容共政策，针对其“赤化”的谣言纷至沓来，国民党不得不反复辟谣。中国共产党自带“赤色”特征，面对五卅运动中军阀和列强的“赤化”指责，中共非但不回避反而发挥宣传优势主动出击。在这场舆论战中，中共将“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意义融入“赤化”的内涵，“反赤”阵营也不断扩大“赤”的对象范围：

从前此头衔只是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所专有，现在工会、学生会、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的首领、国民军、郭松龄、虞洽卿，甚至北京与段祺瑞接近的贾德耀内阁，和湖南反对赵恒惕的唐生智也都被指为“赤化”，为帝国主义和军阀所声讨。

“赤”与“反赤”在双方各自的语境下几乎成了“敌”与“友”的代名词，甚至出现“不问敌不敌、只问赤不赤”的说法。随着北伐的推进，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继续以笼统泛化的“赤”为标准区分敌友，无疑是将矛盾斗争简单化。1927年国民党通过武力“清党”改变“赤化”形象，一场更残酷、更漫长的“反赤”运动拉开序幕。

综上，十月革命期间，国内报刊仍未给予“红旗”充分重视，直到“一战”结束，欧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迭起之时，才通过国外媒体译介“红旗”的象征意义和政治作用。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时常使用“赤旗”意象，并借鉴“赤革命”等外来新词，拓展深化“赤色”的内涵，赋予其进步的词义倾向，在五四时期的青年人中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由“赤色化”演化而来的“赤化”一词，最初只是相对中立地描述苏俄及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运动的趋势，因共产党的激进主张而被指责为“过激化”，经日本媒体“中国赤化论”的刻意渲染，引发国内社会对“赤化”的忧虑，“赤色”渐染消极色彩。国民革命时期关于“赤化”与“反赤”的争论一方面丰富了“赤”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模糊了“赤”的边界，使其成为污蔑政敌的工具。在上述过程中，“红色”的政治含义进一步向大众传播。相较于传统语境中多指代具体事物的“红”，富于抽象意义的“赤”重获优势，在政治语境下“赤”的使用更广泛。

三、“红旗”与“红军”：“红”对“赤”的替换与延展

1924年中苏建交后，上海的俄国领事馆升起赤旗。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苏联驻沪领事馆屋顶上的旗杆突然消失，似被人有意截去，使赤旗不得飘展。此时“赤旗”的象征意义已深入人心，舆论不免猜测，一时间谣言四起，一说苏俄领事已移居新地，拟早日离沪。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时，国民党极力划清与“赤”的界限，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思想亲共的青年，鲍罗廷等苏联顾问也遭到通缉，被迫离开中国。

人员组织可以强行清理，意识形态则需要反复强调二者的区别。国民党高层偏重于解释“北伐与赤化”“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事件和理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清党实录》中，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被解释为一种“以紫乱朱”的策略，混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达到消灭国民党的目的。地方党组织的理论水平较国民党中央次之，除宣传中央的思想精神外，他们继续在“赤”的象征意义上做文章，解释国旗之“红”与共产党之“赤”的区别。例如，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将“赤化”二字反过来解释，主张以党旗的“青白”二色“化赤”，因为“赤”象征流血、杀人、残酷，是阴暗险恶的，虽含有“红”的元素但加入了“黑”的色素，不会使人感到美与爱；而“青天白日满地红”象征人们所希望的和平、自由、博爱，“红”还象征勇敢与热烈，是鲜明伟大的，令人肃然起敬。

然而“清党”使国民党地方和基层党部力量大为削弱，解释和宣传工作的效果不甚理想，舆论对青天白日旗的抵触情绪不绝于耳。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双十节”，青天白日旗即被《新闻报》调侃。文章以寓言形式将黄龙旗、五色旗和青白旗拟人化，在“双十节”各色旗帜开会的场景中，青白旗表现出对黄龙旗的不屑和对五色旗的嘲讽，最终“得意洋洋的走上台去”，当选会议主席。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天津后，《盛京时报》发文直言：“国民革命军既不以党私国，奈何欲以一党之旗帜，压制民众，肇不附于国民党下者之反感。”当时就读于中国公学的青年学生罗尔纲对学校不挂国民党旗、不做国民党纪念周“感到痛快”，间接体现出对国民党流于形式的宣传教育的反感。

在宣传不力的情况下，国民党运用法律手段，加快出台党旗国旗的使用规范和权威解释。南京国民政府尚未统一全国时已将污辱国旗的行为定性为“妨害秩序罪”，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东北易帜前夕，国民政府公布专门的《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详细规定国旗图案的位置、尺度与比例。1929年5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发的《党旗和国旗》宣传册，成为官方解释的奠基之作。其中，对红蓝白三色的解释继承了最初自由平等博爱的象征意义，并与三民主义相结合，分别对应民族、民权、民生及民有、民治、民享，还特意纠正对国旗“红色”的误解，驳斥国家主义派将其等同于“赤化”的言论。同时，强调制作国旗的红色，“取色不得太重致表现残酷悲残；亦不得取色太轻，致表现轻浮邪僻，应以深红正红为主”。

国民党试图从多种角度论证国旗的“红色”与共产党的“赤色”毫无关联，但视觉效果上二者的差异似乎比政治意义更难分辨。为避免误会干脆禁用红色，同时“红”与“赤”的用字须格外讲究，注意区别。1931年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围剿”前夕，将对共产党及其军队的称呼一律改为“赤匪”。起初，负责“剿共”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提议改称“红匪”，理由是共产党在湘鄂闽赣各省“烧杀淫掠”，“全无所谓主义，若加以共产党或共匪之名称，将引起一般民众好奇之心理”，改称“红匪”是为了“统一宣传而利军事”。在电请中央核定时，蒋介石本已批准，旋即“以红字尚有未妥”而决定改为“赤匪”。这一改定过程值得玩味：何的提议是基于军事动员的需要，采用口语中普遍使用的“红”字；蒋最初同意何的意见，因为在单纯的语言环境中“红”与“赤”可以通用；但蒋很快意识到在国民党的政治话语中，国旗之“红”与共产党之“赤”不能混淆，怎能将“红”与“匪”并称？他认为共产党是“苏俄的鹰犬”，是“被卢布收买的赤匪”。自此，国民党正式给共产党贴上“赤匪”的标签，并在后来的宣传中不断丑化其形象，“赤”的负面意义通过官方话语被强化。

为应对舆论攻击和武力镇压，中共对“赤”与“红”的使用和解释也在发生变化。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赤”的使用悄然减少，使用具象的红色实物和以“红”命名的现象逐渐增多。“红旗”取代“赤旗”，“红军”区别于“赤卫队”，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体现。

中共成立初期没有自己统一的党旗，而是模仿俄共（布）以镰刀斧头为标识的红旗式样。但囿于当时的条件，各地党组织制作的红旗规格尺寸各不相同，红旗的使用范围也相对有限，在宣传工作中继续发挥“赤旗”“赤色”的象征意义，便于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展动员。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中共打出国民党的旗帜，团结资产阶级革命力量与“反赤”势力斗争，推动国民革命的进程。直到南昌起义爆发，部队虽以颈系红带为标志，但仍以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旗帜，延续国民党的正统，组织有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参加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甚至提出“中国国民党万岁”的口号。

中共湖南省委首先认识到树立自己的“红旗”之必要，并在革命实践中自觉使用红旗。1927年8月20日，负责组织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以湖南省委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明确指出：“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立刻坚决地竖起红旗”。这里的“红旗”不仅指具体实物，还象征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当时湖南省委多数委员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中共中央在尚未收到湖南省委来信时已决定，仍以“左派国民党”为旗帜吸引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不宜提出组织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三日后中央复信湖南省委，指责其抛弃国民党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张，认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9月8日，驻在江西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连夜赶制了100面红色军旗，发给部队用作起义动员。旗面正中是一枚大五角星，星中是镰刀斧头图案，左侧空白处写着部队番号。秋收起义爆发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反扑，工农革命军被迫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转向农村和山区寻找落脚点。

旗帜和口号反映出中共对革命策略与革命任务的认识，认识不清甚至认识错误都会对革命行动造成严重后果，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鉴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接连失败，中共中央于9月19日肯定湖南省委的建议，承认国民党的旗帜已成为压迫与屠杀的“白色恐怖的象征”，必须取消“左派国民党”旗帜，同意宣传苏维埃口号。在未得知中共中央这一转变时，南北地方党组织及工农群众对国民党旗帜的态度不尽相同。10月6日中共北方局向中央报告暴动计划，准备使用两面大旗，一面大红旗上书“土地革命”四个大字，旁书“工农兵联合起来”；另一面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旗。28日中央回信责令其更正旗帜和口号问题。10月中旬广州工人在示威运动和代表大会中，自发取消国民党旗帜，喊出“拿下青天白日旗，举起镰刀斧头红色旗”的口号。23日中央明确指示南方局及广东省委，将工农武装改称“工农革命军”，“用工农的红旗”；南昌起义撤退下来的“叶军残部也要改名易旗”。之所以有如此差异与南北方不同的革命环境有关，此时北方局负责的直隶、山东等地仍在北京政府统治下，国民党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正面形象仍有一定号召力；而广东、湖南等省已被国民党控制，武力“清党”、镇压工农运动使其声望大跌，走向革命群众的对立面。

从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到秋收起义的镰刀斧头红色旗，中共在宣传口号和军事斗争中对“红旗”的使用日益超过“赤旗”，“赤色”的政治象征意义也逐渐转移到“红色”上来。1931年先后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名称用“红”而不用“赤”可见一斑。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不仅大量使用具象的红色实物，如缀以红五星、红领章的军装，以红色书写的标语口号等；还积极以“红”命名，如“红军”“红区”“红色政权”等。这些新名词将外语词的翻译与“赤色”的政治含义融合起来，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中赋予“红色”新的意义。

以“红军”一词为例，追溯词源主要有二。其一，俄国十月革命后英文报刊将苏俄革命武装称为“Red Guard”或“Red Army”，中文译作“红旗卫队”“红旗卫军”或“红旗军”，有时简称“红军”或“赤军”。五四前后随着“赤色”政治象征意义的广泛传播，“赤军”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武装的泛称，与“红军”混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刊物多以“赤军”统称苏俄军队，尤指接受正规军事训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常备军；以“赤卫军”指称平时生产劳动、战时武装防御的工农群众性武装。国民党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积极仿照苏俄“赤军”制度，以黄埔军校学员为骨干组建“党军”。20世纪30年代初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领导人深受“赤军”制度影响，片面强调军队建设和军事战术的“正规”原则，使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重大损失。30年代出版的辞典也以“正规性”解释“赤军”与“赤卫军”的区别，“赤军”条目多省略而参见“红军”。这表明“红”与“赤”在象征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意义时已几乎没有区别，只是在官方语境下，“红军”仍指苏联红军，而非中国工农红军。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后，工农红军取消番号接受改编，公开的官方话语也不再称之为“赤匪”，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展现出的爱国、民主形象使“红色”的进步意义更加凸显。

其二，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打出红旗后，民众自发称之为“红军”，广东省委首先接受这一称号，在组织军队时自觉使用，后经中共中央确认正式定名。1927年11月13日中共湖北省委领导农民自卫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发动黄麻起义，占领黄安县城。新成立的黄安县农民政府门前挂起当地书法家吴兰陔创作的一副对联：

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

克复黄安县，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

联中巧用10个颜色词，使民众愤恨国民党新军阀与拥戴共产党起义军的情绪形成鲜明对比，指代工农革命军的“红军”一词在民间口口相传，不胫而走。此时中共中央话语中的“红军”仍指苏联红军，例如11月17日通过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对其掌握的军队“依照红军的编制，自上至下设党代表”。广东省委在执行过程中即称其军队为“红军”，中央在随后发布的文件中沿用这一称呼，将广东、湖南等地参与暴动的工农兵革命武装称为“红军”。1928年4月底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传达及井冈山会师，使中共中央更加明确组建红军的任务。5月25日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之名，将暴动所建割据区的军队正式定名为“红军”。6月4日中央致信朱德、毛泽东，指示“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成红军”。各地工农革命军相继改变称号，中共话语中“红军”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统称。

同样由中共领导的“赤卫队”（又称“赤卫军”）与“红军”不同，二者的差异使“赤”与“红”的政治象征意义出现分化。1927年底在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中，中共广东省委以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为基础组织红军，并在乡村招募农民志愿兵组织赤卫军。这种组织方法得到中共中央认可，并于1928年5月制定《军事工作大纲》进一步明确赤卫队与红军的分工，同一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红军领导人也多次论述二者的关系。笔者根据相关文献将赤卫队与红军的区别与联系概括如表1所示。

表1 赤卫队与红军之比较

可见，赤卫队与苏俄革命时期兵民合一的赤卫军类似，且基本沿袭其称号，并结合国民革命时期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形式，是规模较小的非正式的地方群众性武装。由于兵民合一，赤卫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受到一定制约，战时只能配合红军行动，接受红军调遣。红军是中共领导的正式军队，有完整的军事建制和自上而下的党组织，主要承担作战任务，是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早期的红军战士多经过大革命洗礼，受过一定军事和政治训育，相较于赤卫队员战斗力更强、政治觉悟更高；后不断选拔征召勇敢积极的赤卫队员和觉悟较高的暴动士兵加入红军，这无形中使“红”具有比“赤”“政治觉悟高”的新含义。

综上所述，国共第一次合作关系破裂后，国民党刻意将象征其政权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之“红”与象征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赤旗之“赤”相区别，虽然口语中“红”与“赤”可以通用，但在宣传动员时国民党高层放弃民间使用更广泛的“红”字，而以“赤匪”称呼中共及其军队，并不断强化“赤”的负面形象和消极语义。中共以“红旗”取代“赤旗”是在秋收起义部队自觉打出红色军旗和广州示威工人自发喊出“举起红旗”的口号之时，民众因此将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称为“红军”，而后得到中共中央认可正式命名。“红军”之“红”既有对苏俄“赤军”之“赤”的继承，也有与“赤卫军”“赤卫队”之“赤”的区别。在吸收融合外来政治文化与本国革命文化的过程中，“红”不再是最初有别于共产主义之“赤”的浅红色，反而成为比“赤”政治觉悟更高的象征。

四、从“赤”到“红”词义演变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红色”词义演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近代西方特别是苏俄十月革命后“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与中国传统语境下“赤”的抽象意义相结合，形成“象征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的新内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红”还发展出“政治觉悟高”的引申义；二是在“红色”政治含义的传播过程中，“赤”的词义倾向发生改变，官方舆论不断将其污名化，在中共的话语中“赤”也逐渐边缘化，最终被“红”取代。上述变化过程集中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至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这与当时中国社会多元文化的互动和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动密切相关。

首先，“一战”打破国内知识精英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迷信，十月革命后其研究热情转向马克思主义，早期研究受日本影响，译词借鉴日语，且此时白话文写作尚未成熟定型，书面语词的使用仍受传统语境影响。以李大钊为代表，包括与陈独秀一起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沈定一、戴季陶（中途退出）等人均有留日经历，1920年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也是由陈望道以日文版为底本、参照英文版翻译而成。他们在日本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根据相关的日文著述开展理论研究和翻译宣传工作，自然容易受到日语影响。日语保留古代汉语中“赤”作为“红色”词类主导词的用法，“红”的使用比较有限且略含“桃色”之意，如女性的腮红、口红等；加之1908年发生的“赤旗事件”使日语中“赤”与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和社会活动关联起来。在中文语境中，“赤”与“红”表示红色时同义，但“赤”具有更丰富的抽象意义，“红”则多用于口语和通俗文本。对从事理论研究和翻译写作的知识分子来说，表示“红色”政治象征意义时“赤”无疑是首选。

李大钊在十月革命爆发前以浅白的文言文撰写文章，并已多次使用“赤帜”表达抽象含义；十月革命爆发后，从“赤帜”“赤旗”到“赤军”“赤革命”“赤色”等词汇的使用，既是长期文言文写作习惯的延续，也受日语翻译用词的潜在影响。对比没有日本留学经历但同样关注十月革命及各种社会思潮的毛泽东，这一时期他的文章对“红”的使用远多于“赤”。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时毛泽东首先提出“竖起红旗”的问题，这是他深入湖南基层后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也是从注重理论研究和宣传动员的知识分子向依靠工农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职业革命家的转变。随后中共在地方群众性武装“赤卫队”基础上组建工农革命军，并以民间流传的“红军”称号正式命名，“赤”与“红”在中共话语体系中的地位随之逆转。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借“赤”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革命实践中接受群众口语广泛使用的“红”并发展出新含义，这一过程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多元互动的结果。

其次，十月革命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社会主义政权的敌视及国共第一次合作关系破裂后双方在军事、政权等方面的全面对峙，是“赤”的词义倾向发生改变的直接原因，也间接促使中共增加“红”的使用并最终取代“赤”的主导地位。1918年3月苏俄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一战”，紧接着英法美等协约国以防止德国舰队入侵为由登陆苏俄港口摩尔曼斯克，日本也以保护侨民为由占领海参崴。“一战”的结束使欧美列强无法再借德国之名武装干涉苏俄内战，于是他们发明“Red Terror”一词为颠覆布尔什维克政权和镇压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做舆论准备。报刊等媒体利用战后人们渴望和平安宁、恐惧革命动荡的社会情绪渲染社会主义政策的“过激”，使“赤化”等同于“过激化”，“赤”成为令人恐惧的色彩。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北洋军阀及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以“赤化”攻击国民革命；合作关系破裂后，国民党及主流媒体又以“赤色恐怖”攻击中国共产党，将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称为“赤匪”。中共在武装斗争中逐步克服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问题，建立起一支扎根群众、纪律严明的新型人民军队，树立“红军”的革命形象，强化“红色”的积极意义。

另外，从“赤俄”到“赤色帝国主义”，苏俄国家形象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变化也是“赤”的词义转向负面的影响因素之一。1919年7月25日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承诺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20年初消息传入中国，迅速激发社会各界对苏俄的好感。此时距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不到一年，苏俄对华宣言展现出的正义形象使其国内的“赤军”“赤党”“赤革命”也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在内政外交混为一谈的特殊政治语境中，苏俄后来在策动外蒙古独立和中东铁路权益等问题上的言行不一也必然招致非议，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推动国民革命在时人看来亦属于干涉中国内政，与帝国主义并无本质差别。1925年10月一场关于“赤色帝国主义”及中苏关系的“仇友赤白”之争爆发，“联俄”与“赤化”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责难，“赤”的词义倾向难免不受影响。

结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红色”政治含义的传播与演变及从“赤”到“红”的用字转变，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和民主革命进程的一个缩影。早期传播过程因知识精英的留学经历而留下日语和文言文的痕迹，多用“赤”表示“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象征意义。国内外媒体对苏俄的报道评论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常以负面舆论引导社会情绪，反动势力借此向革命力量发起攻击。尽管中共尝试将“反帝”“反军阀”的进步意义融入“赤”的政治语义，但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关系破裂后，“赤”在官方语境中彻底沦为贬义。与此同时，中共吸收民众口语中广泛使用的“红”，发展出比“赤”“政治觉悟高”的积极语义，不断凸显“红色”的正面形象，在中共话语体系中“红”最终取代“赤”成为主导。

从“赤”到“红”的过程也反映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心路历程。最初因片面强调“赤”的纯度而忽视同其他革命力量的联系，自身发展速度和规模十分有限；后来因过于泛化“赤”的对象而导致敌友不分，使革命受挫，自己也险些陷入绝境。复杂的革命环境使中国共产党无法直接接过俄国十月革命的“赤旗”，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脱下带着血迹的长衫，换上工农群众的布衣，举起自己的“红旗”，以简陋的武器组织工农红军，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红色政权，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使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