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Victoria、Abigail
这是一篇长文章，但是非常有价值，值得您收藏并详细阅读，真的可以救您孩子的命，也可以帮助您的朋友救他们孩子的命！加州民主党立法禁止父母干预孩子变性
加州州长纽森签署AB1955法案，禁止公立学校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将学生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告知家长。新法于明年1月1日生效。
“事实核查”网站 PolitiFact 把反对AB1955法案的声音被标记为“歪曲”（misrepresentation）。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法学教授考特尼·卡希尔（Courtney Cahill）说，该法案并未“允许”学校对任何人进行变性，并未提到“医疗变性”。该法案也不阻止教师通知家长，只是禁止学区强迫学校员工将学生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情况通知家长，并保护员工不会因不通知家长而遭到学校官员的报复。
这是一个诡辩。的确，法案没有明文禁止老师以个人身分通知家长，但是这样的做法不受保护；法案保护的是那些教唆和鼓励孩子变性的积极分子。
在这个保护伞下，一粒老鼠屎就可以坏了一锅粥。学校里只要有一个积极分子，成立一个面向全校的LGBTQ小组，对孩子进行洗脑、鼓励和教唆，就会造成不可逆的影响，而且这个员工不能被解雇，不用承担后果。虽然法案没有明文禁止，哪个老师愿意拿自己的工作和薪水冒险，阻止学生“行使其隐私权、不受歧视权”？谁愿意被贴上“恐同”、“恐跨（性别）”的标签？
调查记者阿比盖尔·施瑞尔的文章《加州新法允许学校对家长保密》指出：“这项法律实际上封杀了加利福尼亚当地的家长维权运动。”“在加州，自2016年通过《健康青少年法案》以来，所有公立学校K-12年级的学生都必须接受有关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教育。由于此类教学通常是在必修的‘反欺凌课程‘而非性教育课程中进行，因此家长无法选择让自己的孩子不参加，实际上是全面灌输性别意识形态的课程。当孩子不出意料的在课堂上决定自己可能也是非二元性别（non-binary）或跨性别者时，这一新发现往往会触发学校的性别支持计划，这实际上是一个全校性的阴谋，目的是在不惊动爸爸妈妈的情况下，推广孩子的新名字和性别认同。” “社会性别过渡是一种积极干预措施，它使许多儿童走上了医学变性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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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虽然学校无权对孩子进行医学变性，但是儿童保护局（Child Protection Service）可以介入，带走孩子。洛杉矶一位女孩雅莉（Yaeli）被学校怂恿变性，被教唆告母亲虐待，被儿童保护局送入寄养团体之家（foster care group home），然而变性和荷尔蒙疗法并未缓解雅莉的抑郁症。2019年9月，19岁的雅莉卧轨自杀，尸骨无存。“虽然政府干预是为了保护雅莉，但实际上却适得其反。”
最后，一旦孩子被洗脑，木已成舟，即便家长知道了，也很难阻止。下面我们就来看加州的一个案例。
加州法官因父亲反对变性而终止其做父母的权利
加州的一个案例，两年前，加州高等法院法官乔妮·平本剥夺了苹果公司工程师泰德·胡达科对儿子的所有监护权，原因是泰德反对对未成年的儿子实施“性别肯定护理“。
性别意识形态正开始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甚至推动着加州法院的判决，并深深影响着那些负责客观适用法律的人。因此，父母的权利正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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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法院法官乔妮·平本（Joni Hiramoto）主持了一起案件，在该案中，她终止了父亲对其一个儿子的监护权，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性别焦虑的儿子通过激素和手术进行性别“重置”转换。《华尔街日报》撰稿人、《不可逆转的伤害：诱惑我们女儿的变性热潮》一书作者阿比盖尔·施里尔（Abigail Shrier）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这一事件。
文章详细描述了平本法官如何向父亲泰德·胡达科（Ted Hudacko）提出几个假设，以测试他的性别意识形态。
平本法官问道：“如果你的儿子（德鲁）患上了精神病，并认为自己是英国女王，你还会爱他吗？”
胡达科回答说：“我当然会。” 但他补充说，他会设法让儿子得到帮助。平本对这一限定语提出异议，指出德鲁可能太脆弱，无法面对现实。
法官的许多问题根本与本案无关。父亲对“跨性别主义”（transgenderism）的看法并不重要。他有权决定自己的儿子是否接受改变人生的激素治疗或手术。
平本法官接着问胡达科是否认为“跨性别主义”（transgenderism）的看法并不重要。他有权决定自己的儿子是否接受改变人生的激素治疗或手术。
平本接着问胡达科是否认为”跨性别主义“是一种罪过（Sin），是否希望儿子没有性别障碍。这位父亲回避了这些问题，并声称自己和其他通情达理的父母一样，只是不想让儿子接受可能导致永久性不育的高风险手术。然而，这对平本来说还不够。
法官完全终止了胡达科作为父母的权利。他在孩子的转院问题上没有任何发言权，因为当地医院已经计划好了。他甚至失去了与孩子见面或交谈的权利。
法官根据错误的科学依据和她个人的主观想法，为这个家庭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我们国家和州内旨在保护和建立公正的制度却恰恰相反。
这个案件应该让我们整个国家感到恐惧和警醒。我们自己的司法系统正受到危险的性别意识形态的攻击，如果我们现在不勇敢地站出来，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父母的权利将取决于他们的智慧。
如果法官不能客观地适用法律，抛开个人信仰，我们所知的国家将无法生存。
除了客观的法官之外，我们还需要致力于提供准确、确凿的医疗信息而不受主观意识形态影响的医疗专业人员。
作家阿比盖尔·施里尔（Abigail Shrier）指出，像这样的法庭案件是“医学专家伪造科学、改写医学定义、容忍伪劣研究以安抚激进分子的意外后果”。正因为如此，法官们现在是在错误的形而上学基础上为儿童及其家庭做出决定，“就好像所有青少年都有一个不可改变、不可言传的‘性别认同’，只有青少年自己知道，这是事实”。
我们的当局正越来越多地将群体思维强加给我们，这起法庭案件和其他类似案件就是明证。为了保护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拒绝屈从，有时甚至要违抗他们的命令。
如果我们的司法系统和父母权利垮台，我们的国家也会垮台。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激进主义的裁决，大声揭露左翼性别意识形态的谎言和危险。
请为结束疯狂的性别意识形态祈祷，为上帝保护我们国家的基础机构和加州健全的司法系统的未来祈祷。
采取行动：
加州家庭委员会和其他盟友共同提出了一项法案，以防止法官因父母拒绝同意或不同意变性药物和手术而对其进行惩罚。但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找到一位议员来撰写该法案。请致电您的议员，鼓励他们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儿童监护权的性别铁手套
关于上面这个案子的详细介绍。泰德并未反对儿子是一个”跨性别“者，只是稍显谨慎，法官就认定他不称职。法院系统就像一副铁手套，死死地将他钳住：不顺应变性革命、不快速对孩子进行化学和手术阉割，就彻底失去孩子。也揭示了变性积极分子们是如何给法官们洗脑的。跨性别意识形态已经在我们的法院系统中占据了强大的地位 - 父母和孩子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接着上面的案例，平本法官问这位苹果公司的高级软件工程师泰德.胡达科：“如果你的儿子（德鲁）在医学上患有精神病，并认为自己是英国女王，你会爱他吗？”根据法庭记录，泰德回答说：“我当然愿意。我也会设法让他得到帮助。”“我理解这个限定词，”平本法官回答说。“但是，如果德鲁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告诉你，德鲁非常脆弱，面对他，或者抱歉，面对他们不是英国女王的想法，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非常有害，你能走过去说，‘好吧，德鲁，你是英国女王，我爱你；你是我的孩子，我希望你做得很好，请继续去看你的心理医生。’你能做到吗?”“是的，”泰德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的过程的一部分，当然。”“什么过程?”平本法官说。“什么事情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接受（德鲁）拥有一个你认为不真实的身份的想法?”“你刚才跟我提到的身份是英国女王，”泰德开始说。“我可以告诉他，我可以向他肯定这一点，让他放心；但客观地说，他不是英国女王，这一点不会改变，即使是治疗师也知道这一点。”当时54岁的他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德鲁是大儿子），他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陷阱。对泰德来说，精确不仅是他工作的要求，而且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他对涉及他和他前妻的复杂的法庭诉讼的每一个事实、日期和文件的回忆都是惊人的准确 - 这种壮举你可能会期望从一个才华横溢的律师那里得到，而不是一个心烦意乱的父亲独自为他的儿子与法律体系作斗争。但在孩子监护权听证会的这个时候，泰德不明白法官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他即将成为前妻的克莉丝汀（Christine）当时是贝莱德（BlackRock）投资公司的高管，她已经同意共同抚养小儿子；似乎没有人 - 甚至连这位法官 - 相信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泰德不是一个特别虔诚的圣公会教徒，他把自己的政治描述为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他喜欢运动，注重健康，对儿子们的才能非常感兴趣。他指导他们的棒球队，并为德鲁研究音乐学院的课程，德鲁已经是一名有成就的钢琴手。就在一年前，泰德还是旧金山湾区一对有权势的夫妇中的一员，有着很高的职业地位和早熟的孩子。现在，他卷入了一场有争议的离婚案，该案的法官称德鲁为“他们”（they），并敦促泰德接受他16岁的儿子实际上是个女孩的事实。“你认为成为 ‘跨性别’ 者是一种罪恶（sin）吗？”法庭记录显示，平本法官问道。“所以你不认为这是一种罪恶。但你可能会想，如果（德鲁）他们真的是 ‘跨性别’ 者，你会希望德鲁不是 ‘跨性别’ 者，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跨性别’ 者是很多歧视的对象。你同意吗?”“我同意 ‘跨性别’ 者遭受一些歧视和偏见。我同意这一点，”他说。这位法官说：“我在家事法庭或法官的家事法课堂上读到过或听到过同性恋孩子向父母出柜的类似经历。有时，这对父母来说很困难，因为他们认为，在他们的宗教中，同性恋的身份是一种罪恶。有些人并不觉得这是一种罪恶，但他们从另一个角度说，我只是希望我的孩子不是同性恋，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社会中遭受了太多的歧视。”“所以我在问这些平行的问题，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类 -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是，你认为（德鲁）不是真正的 ‘跨性别’ 者，他们只是感到困惑和 - ”“他可能是（might be） ‘跨性别’人，”泰德说，“他可能是（might be）。”“好吧，如果（德鲁）可能是 ‘跨性别’ 人，那只是说他们【1】可能是。”泰德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纠正了自己：他之所以用“他”这个代词，是因为他仍然对他在小联盟中执教过的那个男孩——他曾经看到过他的儿子在五年级的班上暗恋一个可爱的女孩 - 实际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深表怀疑。“他们可能是，”泰德说。“（德鲁）- 他们可能是。可能是。我们不知道。”虽然泰德试图对德鲁的性别保持开放的心态，但他对法官坚定地表示，他不希望德鲁开始医学性别过渡【2】。在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儿子之后的312天里，泰德做了很多关于医学过度和性别焦虑【3】的研究。他请求法院考虑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青春期阻滞剂会损害认知能力并降低骨密度。他知道，如果给德鲁服用青春期阻滞剂和雌激素，他将面临永久性不孕的高风险。他甚至不确定他的儿子是否患有性别焦虑症。他想见到他的儿子，他想让子弹头列车慢下来。“在我看来，你更希望（德鲁），当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做了，只是经历了一个阶段。这样的评价公平吗？”泰德回避了这个问题。他是否更希望他的儿子避免一种医学上有风险的疗法，这种疗法会使他永远无法生育，并使他成为终身服药的病人？难道不是所有人都会这么想吗?在我撰写有关 “跨性别”未成年人家庭的文章的三年中，泰德·胡达科的故事作为性别意识形态如何渗透家庭法的案例研究尤为突出。它还展示了医学专家为安抚激进分子而伪造科学、改写医学定义和容忍低劣研究的意外后果。在每个阶段，医生们可能都会想：“这有什么害处？伤害在哪里？因此，法官现在根据虚假的、未经医学证实的形而上学来决定儿童及其家庭的命运，就好像所有青少年都有不可改变、不可言传的“性别认同”，只有青少年自己知道。”2020年6月24日，在与泰德讨论了英国女王的假设之后，平本法官暂时授予克莉丝汀对德鲁的唯一法定监护权，并批准了他们对小儿子的共同法定监护权和人身监护权安排。她向泰德保证，她的命令还不是永久性的。平本法官已经决定，在做出任何永久性的决定之前，先任命一名未成年人律师来调查孩子们的情况。她心里已经有了最佳人选。她说：”事实上，我知道有一位律师曾被法庭任命过，而且是由另一位法官任命的，他曾处理过一起涉及据称是 ‘跨性别’ 儿童的案件。” 那个未成年人的律师是丹尼尔·哈金斯（Daniel Harkins）。泰德还不知道，哈金斯的任命将为他的父母权利钉上最后一颗钉子。在短短几个月内，法院将明确终止泰德的亲子关系。他将无权见德鲁，无权与德鲁交谈，无权要求德鲁和他一起接受治疗，也绝对无权阻止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贝尼奥夫儿童医院（UCSF Benioff Children’s Hospital）儿童与青少年性别中心已经计划好的医疗转型。最后，法院还认为泰德无权知道平本法官自己也有一个跨性别孩子，而且她公开支持这个孩子的性别转换。没有人向双方透露这一信息。2021年5月，在平本法官根据未成年人律师的建议剥夺了他对德鲁的所有监护权之后，我第一次与泰德谈话。泰德非常依赖互助小组来度过每一天。他把自己比作电影《搏击俱乐部》中那个情绪低落的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后者参加了多个互助小组来缓解抑郁和失眠。泰德说：“我参加了六个互助小组。”据泰德估计，在过去的12个月里，他和德鲁总共只相处了75分钟。他的伤口还没有愈合。他很想把自己的故事传遍全美，但他也担心，如果这样做，他可能会失去再次见到儿子的任何机会。他辞退了自己的律师，因为尽管支付了2.5万美元的律师费，律师也未能恢复泰德的任何权利。四个月来，泰德一直在法庭上代表自己，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动议，试图终止未成年人律师的任命（被驳回），恳求法庭允许他与儿子有更多的接触（也被驳回）。与我交谈的这名男子心烦意乱，半信半疑，就像一个下班回家发现自己的房子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的人一样。对泰德来说，德鲁可能是“跨性别”人的整个概念仍然显得很离奇 - 一个关于别人的幻想，与他毫无关系。就连他的离婚也更像是一场噩梦，而不是梦醒时分的生活。泰德告诉我，克莉丝汀对他们的婚姻已经疏远了一段时间，但这很容易解释：一年多来，她一直被悲剧所困扰。2018年，克莉丝汀的姐姐在工作场所被自己疏远的丈夫刺了23刀，而她的丈夫最近刚从一家精神疾病住院机构出院。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克莉丝汀从湾区奔波到纽约州北部，帮助姐姐康复，并为地方检察官的谋杀未遂起诉提供证据。在2019年6月和7月的刑事审判量刑阶段，克莉丝汀和两个儿子一起留在东海岸。泰德当时正全神贯注地为苹果公司做一个为期六周的艰巨项目。他说自己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睡好觉了。2019年8月的一个星期六，克莉丝汀带着孩子们从纽约州北部回来后不久，就走进泰德的办公室，宣布她要离开，并宣布他们的儿子德鲁是“跨性别”人。泰德自己也承认，他变得很生气。他认为一定是克莉丝汀在纽约州北部的几个星期里说服了德鲁。泰德说，他恳求在睡一觉后再谈这件事。但克莉丝汀走了出去，带着孩子们住到了邻居家。他说：“星期六，当她离开时，我的印象是，错误的印象，你知道，她只是暂时离开了。他说：”你知道，也许是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或者是给我们一些空间，甚至可能是去看电影了。我只是上楼去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起床。法庭文件揭示了泰德与法庭指定的未成年人律师丹尼尔·哈金斯（Daniel Harkins）之间的斗争。他的悲剧没有比这更卡夫卡式的了。哈金斯会见了两个男孩，询问了德鲁的治疗师和父母，并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贝尼奥夫儿童和青少年性别诊所的黛安·埃伦萨夫特进行了两次长达90分钟的访谈。哈金斯还对肯·扎克（Ken Zucker）做了一些研究，他是泰德喜欢的多伦多心理学家和性别障碍专家。哈金斯从未与扎克谈过话。扎克可以说是世界上研究性别障碍的顶尖专家。他监督了最新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中有关该病症条目的编写工作。他还帮助撰写了世界跨性别人健康专业协会（WPATH)【5】最新版《护理标准》（Standards of Care）指南。（新的最终标准即将出台）。扎克是“观察等待”（“watchful waiting”）疗法的实践者。“观察等待”疗法是一种探索性治疗方法，它认为性别只是造成儿童困扰的一个因素。在“观察等待”疗法的支持者看来，这种疗法是治疗性别障碍未成年人的更稳妥的方法，因为它认识到超过70%的性别障碍儿童通常会逐渐摆脱这种障碍。2015年，扎克被他的诊所解雇，因为当时一场由积极分子发起的运动，旨在清除加拿大那些反对立即“肯定”和为性别障碍儿童提供过渡治疗的心理学家。（解雇扎克并关闭其诊所的医院后来公开向他道歉，并支付了近55万美元，外加法律费用，因为他们抹黑了他，歪曲了他的工作）。简单地说，扎克的方法与现在流行的“确认”方法【6】直接相悖，后者将性别厌恶症未成年人置于自己诊断和治疗的主导地位。哈金斯偏爱的专家戴安娜·艾伦萨夫特（Diane Ehrensaft）是“唯肯定疗法”（affirmation-only）的主要倡导者，哈金斯似乎将她的观点奉为圭臬。相比之下，哈金斯则认为扎克是个怪人。哈金斯写道：“他的观点是有争议的，而且我得知他的观点在心理学界是不被认可的。”至于扎克的方法 - 试图通过心理治疗来探索孩子所有的痛苦来源，从而鼓励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更加适应-哈金斯表示担心：“他的方法即使不是真正的转变疗法【7】，也与转变疗法相去不远。” 哈金斯在他的报告中将（DSM-5《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对“性别焦虑”的临床定义援引为权威，而扎克监督了这一定义的撰写，然而哈金斯对此只字未提。泰德还向法庭提供了记者杰西·辛格尔（Jesse Singal）的一篇文章【8】，文中解释了扎克的工作，并讲述了让扎克丢工作的激进暴徒的故事。哈金斯似乎不为所动：辛格尔先生明确表示，他对变性人感到不安。他在文章中经常提到扎克的工作。他被批评为”跨性别“ 恐惧症患者。
哈金斯写道：“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记者的观点会受到如此重视。”相反，哈金斯似乎不加批判地采纳了一位性别医疗提供者的观点，她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寄托在不可言说的性别的存在上 - 只有通过肯定、荷尔蒙和手术的组合，才能纠正性别与生理性别的不协调。据哈金斯称，泰德在面谈中失去了冷静：“在面谈过程中，父亲的律师在场，他变得非常生气，并表示5年后，当（德鲁）意识到自己被残害时，他将不得不在那里收拾残局，而不是未成年人的律师。”泰德的爆发可能会让很多家长觉得合情合理。这个刚到现场的人是谁，能决定泰德是否还能再见到他的孩子，以及德鲁的哪些部位应该被手术切除？但哈金斯从字里行间读出了泰德对性别认同的看法，即性别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这表明了父亲对[德鲁]性别认同的看法。这也让我们了解到他对性别认同的总体看法。”根据冗长的未成年人律师报告，哈金斯给泰德的养育方式打了不及格的分数：“这位父亲一直不接受（德鲁）的跨性别身份。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不接受（德鲁）是跨性别人的事实”。哈金斯可能从未见过像泰德·胡达科这样观点如此“错误”的父亲：“这位父亲要求由克雷格·柴尔德里斯博士进行父母疏离评估。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父母疏离’并不是一个恰当或公认的术语。合适的术语是‘结盟’。这意味着孩子与父母中的一方结盟，反对另一方。”至于泰德建议“父母疏离”方面的心理专家至少强迫德鲁和他的父亲谈谈，哈金斯只能啧啧称赞：“令人遗憾的是，父亲似乎愿意使用胁迫手段，试图迫使（德鲁）与他建立关系，而不是试图接受（德鲁），向他们提供无条件的爱，倾听他的心声。”在哈金斯的报告中，甚至泰德从529教育储蓄账户中提取资金来支付德鲁的预科学费也进一步证明了泰德 “愿意使用惩罚性措施[原文如此]让（德鲁）按照他的条件与他沟通”。在哈金斯的书中，泰德根本无法停止失败。“他也没有把（德鲁）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当时德鲁16岁。哈金斯似乎对泰德怀疑克莉丝汀影响了他们儿子的新身份或让德鲁反对他的做法感到不快。哈金斯在报告中写道：根据哈金斯的报告，泰德“质疑（德鲁）是否给他写过信件，因为这些信件的用词非常老练”。德鲁确认这些信件是他写的。他在语法上得到了一些帮助，但思想都是他自己的。哈金斯可能会问，语法是谁帮他写的？是“不是‘那里’，而是‘他们’”式的帮助，还是“让开，让我来打字”式的帮助？无论如何，哈金斯都认为克莉丝汀是这场育儿竞赛的赢家，而泰德则是令人痛心的失败者。“德鲁是一个独立、非常聪明的年轻人。面对性别认同问题是很困难的。我认为，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人无法真正理解，当你觉得自己的身体是错误的，并愿意通过痛苦的手术来纠正这个问题时，是多么困难。（德鲁）的母亲给予了他无条件的爱。她报告说，当她问父亲能否给予（德鲁）无条件的爱时，这位父亲说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哈金斯写道：“这些父母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继续相信自己应该完全控制孩子的生活，也可以认识到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他们需要与孩子一起努力，给孩子一些独立的空间，让他们有能力自己做一些决定。” 哈金斯的总结方式就像一位痴迷于性别意识形态的所罗门王。当然，这需要性别医生的帮助，他们将从手术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哈金斯的判决迅速而坚定：“妈妈应永久保留全部法定监护权，并酌情向泰德提供有关影响德鲁健康、教育和福利的最新信息。德鲁将按照加大旧金山分校的指示开始接受激素治疗。平本法官正式宣布了这一切。泰德似乎唯一保留的权利是，如果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他有权阻止德鲁在18岁之前接受“任何与性别认同相关的手术”。2021年10月，泰德被保险单上209,820.34美元的费用吓了一跳。当他写信给克莉丝汀时，她证实几个月前在德鲁的手臂上植入了青春期阻断植入物，而且德鲁已经开始服用异性荷尔蒙。如果不尽快停止使用这种激素，德鲁很可能会绝育。没有人征得泰德的同意，甚至没有人告诉泰德做了什么。得知这一消息后，泰德给克莉丝汀的律师发了大量电子邮件。他告诉克莉丝汀的律师，这个医疗程序违反了法院的命令，克莉丝汀有可能被控藐视法庭。一天后，克莉丝汀的律师申请了针对泰德的家庭暴力限制令，称他在小儿子的足球比赛中“威胁性地”与前妻说话。泰德收到了临时禁止令；加州法律现在要求他在24小时内交出所有枪支，否则可能面临重罪指控。泰德最近在电话里对我说：“这就像做竞技小丑或职业摔跤手一样。这就像，’好了，现在让我们看泰德被摔得体无完肤。现在看平本法官用头锁住他。现在，看我的下一个魔术！”泰德过于激动，也许有点鲁莽，他加入了苹果公司专门讨论“跨性别儿童养育”的Slack频道，并分享了他对儿子医疗转型和相关风险的愤怒和担忧。其他成员斥责了他，并将泰德报告给了 “员工关系部”，在其他地方被称为 “人力资源部”。泰德现在很担心自己的工作。至于平本法官潜在的利益冲突，通过查看社交媒体可以发现如下情况：2019年10月1日平本法官在她孩子-出生时是男孩，戴着耳环、化着妆-的帖子上评论道：“作为你的妈妈，我很自豪。”2020年5月，也就是泰德·胡达科和克莉丝汀·胡达科出庭的前一个月，平本法官的儿子在 Instagram 上庆祝自己作为 ”跨性别“ 女性出柜一周年。2020年7月3日在平本法官签发了第一份授予克莉丝汀完全监护权的临时命令后，她 ”跨性别“ 的儿子在 Instagram 上发帖说：“这是我第一次穿比基尼。” 平本法官评论道：“太美了！”2021年2月7日，平本法官在另一个帖子里看到她的“跨性别”孩子画着眼妆，涂着指甲油，举着一个海胆，平本法官评论道：“贻贝扁面条绝对美味！谢谢你，我亲爱的女儿！”2021年2月9日：“喜欢你的颜色和妆容！”2021年2月20日，平本法官在她的成年亲生儿子化了妆、戴上了睫毛和珠宝、并贴上了 “#跨性别很美”、“#女孩爱我们”和“#跨性别可见度”等标签的帖子上写道：“甜！”随后是拍手、心形眼睛和火的表情符号。（平本法官没有对她孩子的几张穿着性捆绑装束【9】的照片发表评论）。2015年6月27日，平本法官在自己的 Facebook 页面上重新发布了她的照片，并在照片上转贴了”骄傲“旗帜。而在2020年11月20日，为了回应加州众议员马克·高野（Mark Takano）为纪念“跨性别人纪念日”而发布的帖子，平本法官写道：”感谢你为那些在我们的社会中面临最严酷偏见的人大声疾呼。（我联系了平本法官、未成年人的辩护律师丹尼尔·哈金斯和克莉丝汀·胡达科，请他们发表评论；他们都没有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人们是否认为平本法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构成了令人钦佩或适当的教养方式，与这些帖子是否产生了司法回避义务或披露义务无关。在不提及平本法官姓名的情况下，我咨询了两位司法伦理专家，以确定法官在这种情况下的具体伦理责任。两位专家一致认为，虽然回避的义务很难确定，但披露的义务要宽泛得多。法律专著《司法回避》（Judicial Disqualification）的作者理查德·弗拉姆（Richard Flamm）说：关于披露的一般经验法则是，法官应向当事人披露当事人可能认为与他们是否应寻求法官回避问题相关的任何事情。《法官的回避和取消资格》一书的作者理查德·弗拉姆（Richard Flamm）说。我问他，在一起父母为是否让未成年儿子变性而争执不下的监护权案件中，法官自己有一个“跨性别”儿子是否是当事人“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啊，我是说，你不觉得吗？”弗拉姆说。“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只要是相同的主题，任何事情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一名法官曾是事故受害者，那么他在主持一起涉及车祸的案件时，就应该披露这一点。如果一名法官的孩子曾被猥亵，如果她主持的案件中一方当事人被指控猥亵他人的孩子，她可能会披露这一点，因为当事人会认为这与案件相关。”平本法官可能有道德义务向当事人披露这些事实。但我越是深入研究这个案件，就越是意识到性别意识形态已经在我们的法院系统中占据了强大的地位。几乎所有的家事法庭法官，无论是否存在家庭利益冲突，都有可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在2017年2月举行的 ”世界跨性别者健康专业协会“（USPATH）美国分会会议上，(USPATH)【10】一位与会者问两位性别医生 - 南加州大学儿科医生约翰娜·奥尔森·肯尼迪（Johanna Olson-Kennedy）和布朗大学儿科教授米歇尔·福西尔（Michelle Forcier）- 是否有办法从法律上强制父母对孩子进行医学转变。“即使你获得了法庭命令，父母的支持才是取得好结果的最大保护因素。因此，我的第一道防线不是去法院为[儿科病人]争取他们需要的东西。但这是我的第二防线，我会这么做”。福西尔同意，在法律上强制父母的做法“没有先例”。“但你可以再次与儿童保护小组合作，处理医疗疏忽问题。与父母中的一方合作，至少让事情开始进行。同样，你也可以进行一些教育”。福西尔补充道：“事实上，我们对罗德岛州的法官进行了教育。我们花了半天时间对家事法庭的法官进行教育，告诉他们这就是性别和 ‘跨性别’ 的含义。”性别问题积极分子教育家庭法从业人员的做法已经取得了成果。在亚利桑那州的另一起家事法庭案件中，父母因拒绝承认15岁的不良女儿实际上是个男孩，从而失去了对她的监护权。我采访了参与该案的家庭律师弗娜黛特·布罗伊莱斯（Vernadette Broyles），她设法从法官那里获得了她所接受的关于 ”跨性别“ 青少年的全法院范围的“培训”课程。我拿到的这份清单中，除了“LGBTQ法庭涉案青少年委员会”举办的午餐会之外，还包括前两年由积极分子举办的四次单独讲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这些司法“培训”中包括哪怕一位去性别转换者【11】- 快速增长的年轻人去性别转换运动中的一员，他们对自己匆忙的医学变性感到后悔 - 也没有任何一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青春期的孩子因为突然的性别转换而生活变得更糟的家长，也没有任何一位对快速为青少年医学变性持怀疑态度的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布罗伊莱斯说：“问题是，当这是一次全法院范围的培训时，即使你提出动议要求该法官回避，你也无法保证你能在任何法官面前得到公正的审判。”平本法官在笔录中两次提到她在“司法大学”和“法官家庭法课程”中学到的东西。她学到的一件事似乎是将所有性别认同有争议的青少年称为“他们/她们” - 无论性别认同是否有争议。根据记录，平本法官学到的另一件事是，性别和性取向一样，是不可改变的。她多次以各种方式逼问泰德，如果事实证明德鲁是“真正的跨性别人”，他是否能接受德鲁。这就是性别意识形态 - 没有任何有意义的经验证据支持的信念，即我们都有一个不可言喻的性别身份，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种身份认同没有任何可观察到的标记，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当然，直到我们改变主意，显示自己是“性别多变者”的那一刻）。几乎所有的“性别确认护理”从业者都在宣传这种身份，它是无法证实的，而且它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经过性别积极分子多年的游说，今年1月生效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版(ICD-10)【12】取消了“性别焦虑”一词。这本标准的国际疾病教科书将这一病症重新命名为“性别不一致”（gender incongruence），并将其重新归入“性健康”类别。心理症状 - “痛苦”（distress）- 不再出现；根据全世界医生使用的最权威的诊断教科书，曾经的心理症状现在只是一种生理症状。因此，人们可能会原谅法院的这种假设，即身体上的问题必须有身体上的解决办法。法院采纳了这一观点，将有性别障碍感的儿童视为与生俱来的腭裂儿童无异。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涉及跨性别未成年人的监护权纠纷中，唯一相关的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允许他接受必要的手术来修复他的身体？你什么时候会允许他接受必要的手术来修复他的身体？换句话说，一旦法院接受了性别意识形态，法官们就会认为，在青少年宣布变性身份后，有爱心的父母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送到医生那里，让他们改变他的身体，并在他发布在 Instagram 上的照片中加入鼓掌表情符号。至于那些反对伪装成科学的性别意识形态的教条坚持的医生和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只有少数人愿意以自己的名义写作和战斗：威尔·马龙（Will Malone）、朱莉娅·梅森（Julia Mason）、帕特里克·拉珀特（Patrick Lappert）、保罗·赫鲁兹（Paul Hruz）、保罗·麦克休（Paul McHugh）博士、史蒂芬·莱文（Stephen B. Levine）博士，还有肯·扎克。其余的人则通过新的组织匿名工作，这些组织尚未设法放松性别意识形态对法院的控制。2021年1月，平本法官从康特拉科斯塔家事法庭调至刑事庭。温迪·科茨（Wendy Coats）法官主持了胡达科斯夫妇一年的诉讼程序。上周五，泰德和克莉丝汀在新法官本杰明·雷耶斯二世（Benjamin Reyes II）面前出庭。争议焦点是针对泰德的临时限制令。据几位目击者称，雷耶斯法官一开始就使用了泰德指定的代词。【注】Victoria姐妹原来是纽约公立学校教师，曾经被左派的“精英教育”洗脑。然而一桩学生变性的事件将她重重地锤醒了。她信了主，深切地认识到左派议程的错误，于是毅然辞去了公立学校的铁饭碗教职，成了《吹角人》机构所开办的《圣经世界观课程》的助手。- 在这里，法官使用了跨性别代词。跨性別革命的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别人使用跨性别代词。泰德称儿子为“他”(he/him)，而不是“他们”(they/them)，在法官看来，就说明他不接受跨性别。在跨性别积极分子看来，不使用跨性别代词，就是歧视跨性别，“跨性别恐惧”、“恐跨”、“反跨”(“transphobia”)。
- Medical transition：性别过渡，也称性别跨越、性别转换，是指一个人改变其性别表现或性别特征，以符合其性别认同。方法包括使用激素阻止第二性征发育。
- Gender dysphoria：性别焦虑，指由于出生时的性别与性别认同不一致而引起的心理困扰。
- Puberty blocker 青春期阻滞剂，又称激素阻滞剂、荷尔蒙阻断剂，是用于推迟儿童第二性征发育的激素类药物。青春期阻滞剂会影响生长，导致骨质疏松、不孕等风险，并且需要终身服用。欧洲六国 - 芬兰、瑞典、挪威、法国、爱尔兰、英国 - 都已限制或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青春期阻滞剂。
- “欧洲国家限制未成年人的变性医疗保健 - 从瑞典到法国的欧洲卫生机构对未成年人的性别确认护理采取了更为保守的方法”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articles/2023-07-12/why-european-countries-are-rethinking-gender-affirming-care-for-minors;“英国限制青少年变性药物，这是欧洲重大转变的一部分” https://www.seattletimes.com/seattle-news/health/england-limits-youth-gender-medications-part-of-big-shift-in-europe/“停用青春期阻滞剂并没有导致自杀率上升”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9x8j5p0992o
- Gender affirmative surgery 性别确认手术、性别肯定手术，以前称为性别重置或生殖器手术。指手术切除乳房、阴茎和生殖器官，以及构建阴茎和阴道等手术。Worl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Transgender Health（WPATH）世界专业跨性别健康协会，成立于1979年，是一个国际非营利组织，拥有近2000名成员，包括一些著名的医生、外科医生和心理学家，以及跨性别人士和积极分子。四分之三的会员在美国，其余的分布在世界各地。WPATH 倡导变性人可以按需获得“性别确认护理”，这是一种治疗方案，涉及激素、手术以及青少年的青春期抑制。WPATH还提供旨在塑造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为跨性别个体提供治疗方案的材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护理标准》——为性别困扰和变性人提供医疗保健的准则，它声称这是科学的和基于证据的。这些涵盖了跨性别健康的各个方面，包括心理健康、激素治疗和手术干预。目前的版本是2023年发布的《护理标准8》(SOC8)。自2000年以来，WPATH 就被跨性别积极分子所主导；2007年，WPATH 自封为跨性别问题国际权威。美国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的工作手册是DSM-5《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制定该手册的美国精神病学协会（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就深受WPATH影响。WPATH 对英国国民保健署(NHS)的治疗方案也极具影响力。2024年3月4日，美国记者 Michael D. Shellenberger 的非营利组织「环境的进步」发表了记者 Mia Hughe s的报告《WPATH文件：对儿童、青少年和脆弱的成年人进行伪科学的外科和激素实验》(https://environmentalprogress.org/big-news/wpath-files)。“WPATH文件”是从 WPATH 组织的内部聊天室泄露出来的文件。它们揭示了所谓的“性别确认护理”或“跨性别医学”是伪科学，可能弊大于利，全球跨性别医疗机构对儿童和弱势成年人存在广泛的治疗失当（malpractice）。
- Conversion therapy，指使用心理治疗试图“转变”一个人的跨性别身份。
- “关于跨性别儿童的争论是如何让一位著名的性研究专家被解雇的” How the Fight Over Transgender Kids Got a Leading Sex Researcher Fired, Feb 7, 2016, The Cut
- USPATH，世界专业跨性别健康协会（WPATH）的美国分会。参见注释6。
- Detransitioner：去性别转换者，指终止或逆转跨性别转变的人，通俗而言，就是后悔变性的人。最近一篇文献调查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跨性别者，终止变性的人高达16.8%（https://www.jahonline.org/article/S1054-139X(24)00251-9/abstract）。然而，去性别转换者的声音经常被打压，甚至遭到跨性别积极分子的攻击和霸凌。
-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Tenth Revision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是一个对疾病、医疗状况和死亡原因进行编码的全球系统，由世界卫生组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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