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堵是如何形成的?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与交通态势数据,还原出行时空轨迹丨城市数据派

学术   2024-11-03 11:50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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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空行为视角溯源导致拥堵的出行原因,有助于理解拥堵形成的时空全过程。本文以上海市早高峰期间常发拥堵路段与机动车出行为研究对象,使用手机信令数据与交通态势数据进行交通流分配,还原出行的时空轨迹,从空间、时间、行为3个维度刻画早高峰拥堵形成的总体特征,解析具体路段的拥堵形成模式。发现拥堵的主要来源是沿内环、中环连片的居住密集区,去向主要集中在内环内的就业集中区;道路拥堵模式可归纳为“时空集中型”“出发集中型”“到达集中型”“时空分散型”4种主要类型;进而结合时空行为规划理论框架提出针对性的缓堵策略。从时空全过程视角认识道路拥堵的形成原因,可以为精细化的拥堵治理提供参考。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技术路线

从时空行为视角来看,道路拥堵体现为不同交通主体的出行需求在时空上“聚集共现”。为了深入理解道路拥堵的形成模式以提出规划应对策略,可以从空间、时间、行为维度溯源拥堵贡献者的出行全过程,从而解释拥堵形成的内涵。


时空行为视角下的道路拥堵溯源概念图

来源:笔者自绘。


本文选取常发拥堵路段①作为研究对象,这些路段的拥堵具有一定的时空规律性,更能体现特定城市空间拥堵的一般性特征。研究思路如下:


首先,构建早高峰地面交通出行的时空轨迹数据集。以手机信令数据提取的出行OD作为交通发生量,基于交通拥堵态势数据中的车速信息,使用随机多路径交通流分配法②,模拟获得每个OD的时空轨迹。算法分3个步骤实现:(1)为每一个OD基于时耗计算10条最短路径;(2)以各路径与最短路径的时耗差作为阻抗,生成10条带有选择概率的时空轨迹;(3)根据概率随机选择1条轨迹作为结果。


其次,开展城市道路拥堵的总体溯源。筛选轨迹数据中集中遭遇拥堵的出行,定义为拥堵出行或拥堵人群。汇总所有拥堵人群经过拥堵路段长度的总和,定义为拥堵贡献里程,通过计算其在出发侧、到达侧的空间分布量和时间分布量,来刻画拥堵形成的空间、时间与出行人群的特征。


再次,解析具体路段拥堵形成的时空行为模式。本文从空间、时间、行为3个关键维度,对每条拥堵路段定量溯源并划分类型。


路段拥堵溯源的指标与类型划分

来源:笔者自制。

在空间维度,提出拥堵出行的出发地、到达地拥堵源概念,度量贡献路段拥堵的关键源头区域;对存在拥堵源的路段,针对性地开展源头管控将更有成效。在时间维度,定义拥堵时间集中度指标,度量路段流量的时变特征;高指标值表示拥堵存在明显的高峰时段,更适合采取错峰策略。在行为维度,定义拥堵主导人群指标,度量不同人群对路段拥堵的贡献差异;结合人群活动特征制定个性化引导策略,能够提高精准治理水平。


最后,对具体路段拥堵成因的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归纳典型的拥堵形成模式,并提出时空行为规划应对策略。


1.2  研究数据

拥堵态势数据方面,本文采用高德地图平台提供的交通态势API接口,获取上海市2020年11月2日—2020年11月6日(连续5个工作日)内早高峰时段(7:00—10:00,15 min间隔)的交通态势数据,其中包括拥堵路段名称、空间矢量、路况③、车流速度等字段信息。为了简化问题,本文假设在15 min内每一条拥堵路段的路况、车流速度不发生变化。


手机信令数据方面,本文采用联通公司提供的2020年11月上海市手机信令数据,使用1 km网格汇总拥堵数据对应时段内的出行OD数据。筛选联通公司平台定义的“地面交通出行”且距离大于3 km的出行作为研究对象,即机动车出行。在此基础上,按出行目的与规律性划分人群属性:将OD组合为“家—工作地”“其他地—工作地”的出行人群识别为通勤人群;将1个月内同一OD空间位置机动车出行次数大于3次的人群视为惯常人群。


出行时空轨迹数据集方面,为了验证交通分配结果的有效性,随机抽取1 000条轨迹作为实验组,以高德地图导航推荐轨迹结果作为对照组(每一组出发时间相同)。结果表明,出行时耗、距离的R2都大于0.9,在0.001水平上显著,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200 s、582 m;相似路段(容差50 m以内)总长度占比约80%,最远偏移距离的中位数仅为103 m,平均值为402 m。



2 道路拥堵的总体溯源结果

2.1  常发拥堵的基本特征

早高峰期间(7:00—10:00),浦西地区整体拥堵水平高于浦东。


常发拥堵路段的平均拥堵时长

来源:笔者自绘。


其中,拥堵持续时长大于150 min的常发拥堵主要在浦西地区的快速路上呈线性连续分布;拥堵持续时长小于90 min的常发拥堵主要发生于主干道、次干道及支路(以下统称为“一般道路”),在郊区大型居住片区成片断续分布。同时,道路等级与拥堵强度呈正相关:快速路平均拥堵时长最高,达129 min,而支路为80 min,表明在对常发拥堵进行治理时应优先关注城市快速路网。


2.2  拥堵溯源的OD空间特征

汇总全市范围内拥堵出行的来源与去向,可以揭示上海市域尺度拥堵的时空演化规律。从空间分布上来看,拥堵出行的主要出发地呈现“两片多核”的格局:内环、中环沿线的居住密集片区是引发全市拥堵的重要源区,尤其在浦西形成了南北向的两大集聚片区;同时在外围形成多个高值核心,以大型居住社区为主。相比之下,拥堵出行的主要到达地则高度集中于内环内的商务办公、科创产业等就业功能片区,并在局部形成高强度集聚点。


拥堵出行的出发地和到达地分布

来源:笔者自绘。


2.3  拥堵溯源的时间特征

按途经时间汇总全市拥堵贡献里程,并按出发、到达时间汇总拥堵人群总量。结果表明,早高峰期间高峰形态明显,拥堵贡献人群的出发、到达高峰时段分别在8:00左右和8:30左右,5 min内出行人次均约8万人;途经高峰时段为8:00—8:30,平均每5 min内全市拥堵贡献总里程达30万km。拥堵贡献总里程与拥堵贡献出行人次呈正相关,人均贡献拥堵里程约为4.7 km,占总出行距离(17.3 km)的27%。


拥堵贡献里程与拥堵人次的时间分布

来源:笔者自绘。


2.4  拥堵溯源的人群特征

从对全市拥堵的贡献总量来看,早高峰拥堵主要由惯常通勤人群和随机非通勤人群贡献:二者贡献总量接近,分别占43%、42%;二者对拥堵的贡献随时间发生变化,前者在8:30前占主导、后者在8:30后更多。结合人均贡献情况可知,尽管随机非通勤人群(36%)出行量小于惯常通勤人群(48%),但由于其出行距离更长,因而人均拥堵贡献量(5.4 km)高于后者(4.1 km)。这表明在制定精细化缓堵策略时,既要重视通勤高峰期的需求引导,也需关注非通勤人群的行为优化。


各类人群的拥堵贡献里程

来源:笔者自绘。


进一步对比两类人群的空间分布发现,其出发地具有相似性,而到达地则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惯常通勤人群的拥堵出行到达地主要集中在传统商务办公区,高度依赖于就业岗位;而随机非通勤人群的拥堵出行到达地主要在浦西中环内分散、成片分布,主要受商业、医疗、交通枢纽等服务设施吸引。


拥堵贡献的出发地分布

来源:笔者自绘。


拥堵贡献的到达地分布

来源:笔者自绘。


 3 道路拥堵的时空行为模式解析

3.1  空间模式解析

为厘清各拥堵路段贡献出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基于前文所定义的空间维度指标,对其来源与去向的集聚程度进行评估。结果表明,58%的常发拥堵路段在出发侧存在拥堵源,55%的路段在到达侧存在拥堵源。进一步分析这些存在拥堵源路段的空间特征,发现其中超过90%的路段拥堵源呈现聚集特征,且拥堵源与拥堵路段的距离较近,说明路段的拥堵基本受到单一拥堵源的影响,且空间作用距离较近。


基于拥堵出行首末点分布的异同,将常发拥堵归纳为4种典型的空间形成模式。其中,同O不同D型占25%,主要分布于大型居住片区通往就业中心的主次干道上,在外环内呈片状聚集分布,郊区则较为分散;不同O同D型占22%,主要分布于就业中心片区的主次干道上;同O同D型占33%,在空间邻近前二者且呈片状聚集、连续分布的特征;不同O不同D型占20%,主要分布于高速、高架等城市结构性通道上。可以看出,不同等级道路因其服务对象、交通功能的差异,在拥堵的空间组织逻辑上也有所不同。


常发拥堵空间模式的空间分布

来源:笔者自绘。


为进一步说明拥堵溯源的空间解析方法的效果,本文以中春路和南北高架为例进行对比分析。南北高架、中春路分别是上海市内最重要的南北向快速路、闵行区内重要的南北向干道,均因拥堵问题突出④而被频繁报道。从拥堵贡献的OD空间分布来看,中春路(莘松路—沁香路)段、南北高架(呼兰路—共康路)段分别是典型的同O同D型、不同O不同D型常发拥堵路段。前者的拥堵出行在来源、去向空间上都较为集中,主要分布于莘庄镇和莘庄工业区内;后者的拥堵出行OD相对分散,遍布多个街道单元。


典型拥堵路段的拥堵出行OD分布图

来源:笔者自绘。


3.2  时间模式解析

基于拥堵时间集中度指标,识别出两种主要的拥堵时间模式。61%的拥堵路段属于尖峰型,错峰调节潜力较大,主要分布于主次干道;相比之下,厚尾型则因早高峰期间流量保持相对稳定,调节难度相对更大,主要分布于高速、高架、主干道等高等级道路。总体呈现道路等级越高,尖峰型拥堵占比越低的特征。从空间分布上看,拥堵路段时间集中度普遍较高的板块主要有五个新城、陆家嘴、张江、金桥加工区、外高桥、友谊、月浦、马桥、颛桥等街道单元。


常发拥堵时间模式的空间分布

来源:笔者自绘。


中春路(莘松路—沁香路)段是典型的尖峰型拥堵路段,其出行流量在高峰时段内(7:30—8:30)存在明显的波峰;而南北高架(呼兰路—共康路)段是典型的厚尾型拥堵路段,波峰不明显。


典型拥堵路段的出行流量分布图

来源:笔者自绘。


3.3  行为模式解析

基于人群特征指标,结果表明,62%的路段拥堵由惯常通勤人群主导,主要在外环内就业中心区、外环外大型居住区内的一般道路上密集成片分布;25%的路段拥堵由随机非通勤人群主导,主要分布在快速路上,交通枢纽片区内尤其明显。


常发拥堵行为模式的空间分布

来源:笔者自绘。


中春路(莘松路—沁香路)段的拥堵出行中,惯常通勤人群、随机非通勤人群、其他人群各占51%、35%、14%,是典型的惯常通勤主导型拥堵路段,其中惯常通勤人群占比在高峰时段内达60%左右;而南北高架(呼兰路—共康路)段的拥堵出行中,上述各类人群分别占29%、52%、19%,由随机非通勤人群主导。


典型拥堵路段的各类人群占比图

来源:笔者自绘。



4 基于时空行为规划的缓堵应对策略

4.1  拥堵形成主要模式

为了提出缓堵应对策略,需要综合归纳拥堵路段的空间、时间、行为模式。因此,将3个维度的不同模式交叉分析,拥堵路段可以被分为32种模式。

一方面,从路段长度占比看,最高的4类分别是“尖峰—同O同D—惯常通勤主导”(以下简称“时空集中型”)、“尖峰—同O不同D—惯常通勤主导”(以下简称“出发集中型”)、“尖峰—不同O同D—惯常通勤主导”(以下简称“到达集中型”)、“厚尾—不同O不同D—随机非通勤主导”(以下简称“时空分散型”),各占23%、12%、9%、9%,合计54%,即这4类拥堵的时空行为模式可以解释早高峰大部分路段的拥堵成因。


另一方面,从3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出发同样可以归纳出这4种主要模式。尖峰型拥堵通常与惯常通勤主导型拥堵相关联,且在此基础上根据空间特征的具体形式,演化出时空集中型(同O同D)、出发集中型(同O不同D)、到达集中型(不同O同D)3种类型。其中,时空集中型可被认为是出发集中型、到达集中型的特殊形式,同时具备出发集中型、到达集中型的相关特征。厚尾型拥堵通常与不同O不同D型、随机非通勤主导型拥堵相关,定义为时空分散型。


拥堵时空行为模式桑基图

来源:笔者自绘。

从空间分布来看,出发集中型拥堵主要分布于中环外大型居住片区;到达集中型拥堵主要分布于中环内就业中心片区;时空集中型拥堵则与出发集中型、到达集中型拥堵分布特征相似,主要在居住—就业复合片区内聚集成片分布;时空分散型拥堵主要分布于结构性交通廊道内的快速路上。


常发拥堵时空行为模式的空间分布图

来源:笔者自绘。


4.2  不同拥堵模式的规划应对策略

基于对拥堵时空行为模式的理解,可以针对性地制定缓堵对策,以提高时空行为规划的可实施性:


(1)拥堵贡献的空间集中度越高,对拥堵贡献的出发、到达空间进行干预的潜力越高,越适合进行空间规划以实现源头管控。


(2)时间集中度越高,表明越有可能通过时间规划管理措施来降低拥堵波峰。


(3)惯常通勤人群因受到较强的时空约束,宜采用“自上而下”的措施改变其出行选择,而随机非通勤人群敏感性较低,可通过引导使其优化自身出行行为。

因此,对于4种主要拥堵模式,根据其空间、时间、行为特征,可以制定相应的规划策略。


各类型拥堵模式的潜在缓堵策略

来源:笔者自制。


5 结语

本文从时空行为视角分析上海市早高峰拥堵的形成模式,建立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和交通态势数据的出行轨迹还原方法,对拥堵进行溯源并归纳了拥堵形成的时空模式,基于时空行为规划框架制定了缓堵应对策略。一方面,刻画了上海市早高峰拥堵形成的特征,另一方面,解析了具体道路拥堵的时空行为模式。在实践方面,本文为拥堵治理提供以下参考:一是为城市交通体检提供普适性的数据与方法框架;二是为精细化的拥堵治理提供切入点;三是为交通规划方案提供缓堵潜力评估。


注释:

①将连续5天同一时段均存在拥堵状态的路段定义为常发拥堵路段,否则为偶发拥堵路段。

②交通流分配方法主要有完全分配法、随机多路径分配法、迭代容量约束法、增量容量约束法和均衡分配法。随机多路径分配法相较于其他算法的优势主要有:一是能发挥拥堵态势数据的优势,结合分配后的出行轨迹定位拥堵路段、追溯拥堵人群;二是分配效果较好,优于完全分配法,与迭代容量约束法接近;三是算法复杂度较低,易于实现。

③ 高德地图中路况有通畅、缓行、拥堵、严重拥堵4种类型,本文将后3种定义为拥堵。

④南北高架共和—鲁班段在工作日的日均拥堵达6 h,在上海市所有快速路的拥堵排行榜中位列第5;中春路莘庄段曾于2018年由四车道扩容为六车道,但时至2020年11月早高峰期间依然拥堵不断。


详情请关注《上海城市规划》2024年第2期《时空行为视角下上海市早高峰拥堵的形成模式与规划应对》,作者:涂鸿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晏龙旭(通信作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智能规划技术重点实验室;王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数字规划研究中心;胡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骆晓,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转载自:上海城市规划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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