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故事|陈松长:却顾所来径——我的简帛研究之路

科技   2024-08-23 10:59   湖南  


湘楚之地,人才荟萃,涌现出一批学风端方、学问精深的社科名家。他们如松之挺拔,如竹之坚韧,深耕学术沃土,勇攀思想高峰,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湖南省社科联特设“名家故事”专栏,旨在记录和呈现社科名家的学术轨迹与人生故事,栏目迄今已推出三辑,均引发热烈反响,现持续推出第四辑。愿这些真实而闪耀的群星故事,能照亮后来者的道路,激励更多社科工作者承袭风骨、赓续血脉,为湖南乃至全国的社科繁荣和社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名家简介】


陈松长,1957年4月生,湖南新化县人。原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院长。现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马王堆研究院首批特聘研究员,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湖南大学分中心首席专家,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兼职教授,湖南省九歌书画院院长,兼任中国秦汉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湖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专家组成员;《简帛研究》《简帛》《出土文献》《简牍学研究》等学术杂志编委。曾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等全球多所大学访问教授。出版《马王堆汉墓文物》(合著)》等学术著作30余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30余篇。

简帛研究是当今海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和热潮不断的一个研究领域,湖南则是全国出土简牍数量最多,且唯一出土典籍类帛书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简帛大省和简帛故乡,同时也是中国简帛研究的重镇之一。

我作为一个从事简牍文献与秦汉历史研究的学者,有幸赶上了这么一个地不爱宝的时代,赶上了一个简帛文献整理研究蔚为壮观的学术大潮,并有幸参与期间,为湖南乃至全国的简帛文献研究略尽了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至今想来都颇感欣慰。

李白有诗云:“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回顾我近40年的学术历程,真有一种回首一片苍茫明翠的感觉。

我之所以走上简帛研究之路,大都得自于海内外简帛学界师友的提携和帮助,同时也得益于特定的工作环境和特别的机缘。

一、简帛研究的缘起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周秉均教授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我对简帛研究还可以说是完全不了解,当时只是在周老师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了语言文字学的基本功课,对中国传统小学研读中的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严格的训练,打下了从事简帛研究的基础而已。

1988年6月,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到湖南省博物馆工作。我先是被安排在保管部工作,主要是协助各库房的保管员从事文物的清库建档工作,一干就是三年,但这三年为我熟悉馆藏文物和后来的简帛文献研究打下了难得的基础。

1991年8月,在甘肃兰州参加的首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和1992年偶中的国家社科一般课题《马王堆简帛文字编》,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将我推上了秦汉简牍研究的大船。

1990年开始,为参加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在兰州举办首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准备了一篇有关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7块木牍的参会论文,论文除了解读这7块木牍的文字内容之外,主要讨论了“纪年木牍”的性质等问题。

很幸运的是,当时主持我们小组讨论的专家是日本关西著名的简牍学者大庭修先生,他在点评与会论文时,对我那篇小文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也许对大庭修先生来说,这只是一种随便的点评,但对我这个后学来说,却是一种无形的鼓励。

特别是在茶歇的时候,他还通过翻译向我询问马王堆简牍的研究情况,并对马王堆三号汉墓纪年木牍的性质谈了他的意见。这种不经意的学术交谈,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从事秦汉简牍研究的兴趣。

不止如此,通过这次会议,我不仅认识了从事秦汉简牍与历史研究的众多学者,如周天游、熊铁基、胡平生、李均明、王子今、孙家洲、张德芳、何双全等,还结识了好些日本从事秦汉简牍研究的学者,如藤田之久、籾山明、大西克也等,成而开始了我长达三十多年的秦汉简牍研究之旅。

二、马王堆帛书的研究


1992年,当时各高校申请国家社科项目远不是现在这么热闹,我当时有感于马王堆简帛文字尚没有可供查找检索的工具书,就根据自己的学业所长,填报申请了一个《马王堆简帛文字编》的课题,没想到的是,竟然很幸运地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虽然当时的课题经费仅仅才2万元,但在湖南省博物馆还是没有先例的事,当时的省社科办还特别请我去介绍情况。

其实,这大概是《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是当时学界很期待的资料工具书吧。而我也因这个课题的研究进入了简帛文字研究的行列。

1991年底馆里安排我到馆办公室工作,主要是为筹备即将于1992年在长沙举办的马王堆汉墓发掘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准备,而这次会议的筹备和成功举办,更是强力提升了我从事简帛研究的热情。

说实在的,当时我对马王堆帛书尚没太多的了解和研究,是当时负责全馆业务工作的傅举有副馆长的信任,邀我和他一起为研讨会编一本马王堆文物的介绍图书,即后来为学界所高度认可的《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

同时给我明确分工,说我是学中文的,要我负责马王堆帛书部分的编选。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凭着一股热情就接受的这个其实很不容易的任务。

更没想到的是,就因为这次对马王堆帛书的编选,无意中将我推上了马王堆帛书的研究之路。

最开始接受这项任务时,我想得比较简单,以为就是将马王堆帛书中没有发表的资料梳理一下,挑选几件比较完整的发一个图版就行了。

可在编选的过程中,随着该书在出版社的重视度不断提高,最后成为新闻出版总署的重点图书,故对该书的编选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以帛书的编选为例,原计划是每件帛书发几张代表性图版的,后来却要求既要图版高清,还要求资料相对完整,特别是新发的帛书资料,都要按文献整理的要求全部附上释文。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严重的挑战,当时在长沙可真没几位可请教的老师,除了向周世荣先生偶有请教外,完全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很艰难地给帛书易传《系辞》、帛书《刑德》乙篇作出了释文,特别是对《系辞》的选择和释文,我并没采用于豪亮先生在《易传》研究文章中将《系辞》与《二三子问》合为一篇的分法,而是参照传世文献,将《系辞》一篇单独列出,编发了图版和释文。

没想到这种分法居然还得到了易学界专家的认可,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从事简帛研究的信心。

而有关《刑德》乙篇的释文更是促成了我后来对帛书《刑德》甲、乙、丙三篇的系列研究。

正是通过这次对马王堆帛书的编选,让我在1992年8月召开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幸认识了李学勤、陈鼓应、李零、张光裕等著名的国内学者和日本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夏德安教授、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的马克教授等,从而与国内外马王堆帛书研究的顶级专家结下了忘年之交。

特别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光裕教授,在会上还邀请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1993年即将举办的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三届年会,这对我这个刚开始进行简帛文献研究的后学来说,在当时无疑是最大的鼓励和提携。


▲《马王堆帛书研究》作者:陈松长


1993年春夏之交,我应邀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三届年会,我作为参会最年青的学者之一,在会上认识和拜见了中国古文字研究的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和胡厚宣先生,会上不仅有机会直接领略他俩的学术风采,还可面聆他们的亲切指教。

如饶宗颐先生在得知我做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工作后,专门约我到他的办公室询问和了解马王堆帛书《周易》的整理情况,并手写自作诗一首相赠,以资鼓励,其诗云:

岭似儿孙相率从,凭高喜见九州同。

陇岷嵩岱都行遍,更上朱陵第一峰。

松长尊兄两正,选堂书祝融峰绝顶句。

这既是饶先生登南岳祝融峰时的即景感慨,也是对我这个后学的期许和鼓励。可以说,自此之后,我就一直不断得到饶先生的指教和抬爱。


▲1996年陪饶宗颐先生在君山考察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有幸与胡厚宣先生同桌就餐,胡先生在询问研究状况时,得知我正在整理马王堆帛书书迹资料,非常高兴,一口应承给我题写书名,并于回到北京后不久,交其公子胡振宇先生将题签寄送给我。

而饶宗颐先生更是欣然给我编写的《马王堆帛书艺术》一书撰写序文,对我所作的帛书书体分类和编排给予高度评价,为该书的出版和后期的国家图书评奖增色不少。

应该说,自1991年的甘肃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年的马王堆汉墓发掘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和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古文字研究第三届年会后,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就基本确定在马王堆帛书和秦汉简牍了。

在简帛研究的道路上,一是有各位前辈学者的关照和提携。如随着傅举有和我所编著的《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的出版发行,当时在北大的陈鼓应教授就鼓励我继续马王堆帛书《易传》的整理和研读,同时在他所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杂志第三期上,以马王堆帛书《周易》研究为专题,邀请海内外从事《周易》研究的专家撰稿,出版了一本非常厚重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研究的专辑。我当时作为最年青的学者之一,也忝列其间,这更提升了我从事简帛研究的信心,相继撰写了几篇有关帛书《易传》研究的论文,同时也结识了国内外许多从事《周易》研究的学者。

二是需要根据自己的认知去选择研究方向。我在编选《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的帛书资料时发现,帛书数量众多,书体各异,一般研究者的视角多注重其文字内容的解读,对其书法价值鲜有论及,于是我就尝试将已发表的所有帛书资料汇集起来,按书体将其分成篆隶、古隶、汉隶三大类,并按其抄写的大致年代排序,在1996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之为《马王堆帛书艺术》的书。

该书的书体分类中,我第一次提出了“篆隶”的概念,完全否定了原帛书整理小组所定名的《篆书阴阳五行》和《隶书阴阳五行》的说法,我认为马王堆帛书虽书体多样,但实际上并没有篆书,其本质都属于隶书,只是这隶书各有不同的特征而已。

所谓“篆隶”,其重心是隶,也就是用篆书的结构,隶书的笔法写出来的时代相对较早的隶书。

这种认识,虽多有人质疑,但饶宗颐教授却在所赐序文中给予高度认可。他指出:

“汉初高祖、孝文之际,为书体篆、隶蜕变之关键时期,陈君松长此书,分析軑侯墓出土文书为三大类:篆形而隶势,一也;古隶旧貌,二也,汉隶新型,三也。譬之草木,区以别矣,所论可谓扼要。然篆实有二类:笔画圆浑者为玉筋,落笔重而收笔缩小者为悬针。悬针一体,侯马盟书与楚帛书为其所自出,则全不见于马王堆,盖楚人书风发展另有他途,非此之所及者。故軑侯墓书体,一言以蔽之,纯以隶势为主体,殆所谓八分是矣。”

饶先生对我所分的篆隶、古隶、汉隶作了很好的解释,所谓“篆形而隶势”就是对我所说“篆隶”的准确分析,而“纯以隶势为主体”,即充分肯定了我认为马王堆帛书均为隶书的见解。正因为有饶先生的肯定和加持,故该书自1996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以来,一直是马王堆帛书艺术研究必备的参考书之一,而这也是我在简帛文献研究的同时展开简帛书体研究的开始。


▲马王堆帛书


1996年,由国家文物局谢辰生先生牵头,重新启动了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整理工作,这主要是鉴于马王堆帛书从1974年出土以来,原整理小组计划整理出版的六卷本马王堆帛书只出版了第一、三、四卷,还有三卷一直没有整理完成,故国家文物局请谢辰生先生牵头,组织北京和湖南的相关人员重新组成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即请李学勤先生作组长,原整理小组负责图片资料的吴铁梅先生和当时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李均明、刘绍刚和历史所的刘乐贤以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周世荣和我作为整理小组成员,在北京沙滩的红楼召开了帛书整理小组的重启会议,并作了简要的分工。其中帛书第二卷,即《周易》部分是张政烺先生整理的,仍依旧不变。

我们所作的主要是第五、六卷的数术类的内容。当时的分工是李学勤先生全面负责,李均明和周世荣负责有关帛图的整理,刘乐贤负责《阴阳五行》甲乙篇的整理,刘绍刚负责《天文气象杂占》的整理,我则负责《刑德》甲乙丙三篇的整理,同时负责所有帛书图片的重新拍摄和洗印。

会议之后,我们从文物出版社和湖南省博物馆资料部调查了现有的文物底片情况,然后专门请文物摄影的专家对部分帛书进行拍摄,然后拿到当时洗印照片最好的浙江省博物馆请专业师傅洗印了供研究用的两套图片,分别给各整理者进行整理研读。

尽管这次马王堆帛书的重新整理没延续多久,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完成另三卷的整理出版工作,但对我来说,这次的整理工作,促使我对马王堆帛书《刑德》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相继撰写了几篇帛书《刑德》甲、乙篇的研究论文,分别在《文物》等杂志上陆续发表。

后来这些文章又集结一起,于2001年在台湾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马王堆帛书<刑德>研究论稿》一书,这可以说是1996年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重新启动后我从事帛书《刑德》研究的一个小结。

此外,我还和刘绍刚先生一起作了《天文气象杂占》的重新拼缀工作,补上了不少残片,收获甚多。

此外,在这段时间内,我还应约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史话系列丛书撰写了《帛书史话》一书,该书2000年正式出版,其内容主要是对长沙出土的楚帛书的流传经过和马王堆帛书的研究成果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和介绍,同时也丰富了自己对楚汉帛书的了解和认知。

1999年,我的简帛研究开始融入海外简帛学界的各种研究,这主要得益于饶宗颐先生的提携和关照。该年11月至2000年5月,我应饶宗颐教授之约,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整理该馆所购入藏的简牍。

应该说,这次的简牍整理之旅,既是我第一次出境访学,也是我融入海外简帛研究学界的开始。

半年内,我不仅可以随时向饶先生请教,而且可以在中文大学图书馆和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资料室查阅各类书刊,并参加或旁听各种学术会议和专题报告,应该说,这半年犹如一次短期的学术研修,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我的研究视野。

整理项目的顺利完成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同行更是非常迅速的将我的整理报告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为名于次年(2001)正式出版,饶宗颐先生更是亲自作序,对该书的整理出版给予高度评价,内地学者也因该书的出版对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有了大致的了解,其中的“序宁简”“河堤简”和晋代的“松人”解除木牍等一时成为简牍学界反复讨论的热门对象之一。


▲2007年在美国佛利尔博物馆与陈伟老师一起看楚帛书


2001年可以说是我学术研究成果集中刊布的一年,这年我相继出版了3部研究著录,一本是2001年3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这是我第一次出境访学的成果之一。

一本是2001年4月由台湾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马王堆帛书<刑德>研究论稿》,这是我自1996年以来对帛书《刑德》研究论文的一次集结,也是对帛书《刑德》研究的一个阶段性小结。

还有一本是2001年8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马王堆简帛文字编》,这是我1992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经过近8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得以正式出版。

该书是在当时的电脑并不发达的情况下,采用传统的剪贴照片方式,在保证不摹写、不失真的原则下,请当时博物馆的郑曙斌、喻燕娇两位同仁协助,共同努力编写出来的,虽不尽完美,但在当时尚以摹写为主编著文字的时代,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该书已由文物出版社于2023年重印,由此亦可略知其书还是颇受读者欢迎的一部工具书。

2003年5月,我因马王堆帛书《刑德》的研究而应法国高等实验学院马克教授之邀,前往法国巴黎作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期间除了在该学院作了几场有关马王堆帛书《刑德》和其他数术类文献的讲座之外,用大量的时间参观了巴黎各大博物馆,同时还在法国远东学院图书馆调阅了不少西北汉简和敦煌卷子的微缩照片,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视野,同时也结交了不少法国学者。

2005年3月至5月,因对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的整理研究,我应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的傅敏怡教授之约,前往德国汉堡大学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期间虽主要是与傅教授的博士李孟涛先生一起讨论研究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的文本特征,但对我来说,则是借助帛书《老子》文本特征的讨论和研究,使我对西方文本学研究有了比较直接的了解,同时也对自己多年来所从事的帛书研究有了不同程度的反思。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访问,对汉堡大学亚非学院和写本文化研究中心有了充分的了解,并与傅教授成了学术知音,并开始了我们之间长达近20年的学术交往。

应该说,在2006年以前,我的主要精力都用在马王堆帛书的研究方面,尽管期间偶有古代玺印的研究著作问世,如在2004年曾于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湖南古代玺印》一书,但那都是在帛书研究之暇所作的零碎研究而已。

但2006年以后,因工作单位的调动,也因特殊的机缘让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香港古董市场抢救性地回购了一批珍贵的秦简,从而使我的研究重心从帛书转向了秦汉简牍的研究。

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研究


2006年7月,我调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工作,本来的构想是借助高校的科研机制继续做好马王堆帛书的研究工作,但特殊的机缘,很快就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

2006年12月,我应邀去香港参加饶宗颐先生90大寿的学术研讨会,会上见到了好久不见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光裕教授,他很关切的询问我的现况,我如实报告:我已从湖南省博物馆调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除了教学工作之外,还负责中国书院博物馆的展览陈列和文物征集。

张先生说最近香港古董市场上有一批秦汉简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我听后非常高兴,就约中国文化遗产院的简牍专家李均明先生一起,跟张先生去观摩这批简牍。其实给我们看的仅仅是用泡水海绵和薄膜包裹的10多枚简而已,从其简的形制和墨书文字来看,这批东西应该不假,至少是汉代简牍无疑。

但当时我们尚没有过从境外回购简牍文物的先例,我也只是询问了一下这批简的大致数量和要价情况,就和李均明先生一起告辞了。


▲在香港和张光裕、李均明老师看简


回到长沙后,我向朱汉民院长汇报了这个情况,当时鉴于高校也没收购过境外文物,故院长建议先去寻找赞助。这样,经过近一年的多方联系,我得到一位企业家的口头承诺,但尚没进入具体商谈阶段。

也真是机缘巧合,2007年11月底,我又赴香港参加一个中国书法史的学术论坛,同行的有中国文化遗产院的刘绍刚先生,张光裕教授又带我们去古董商那看简,这次看到的不是10几枚,而是两大盆简,且泡简的水面上已漂浮着一层白色的泡沫,这说明这批简亟待保护处理了。

老板说,简已全部收过来了,但保存状况比较堪忧。

如果我们有意收购的话,就可把这批简带回去。

我说,这批简如果是真的,我们一定收,但要经过检测鉴定之后才能决定,而且我们也不能随便带这批简过关。

老板说,那他派职员送过来,如果是真的,请大致按完整的简1千元1枚计价。

当时我们觉得这条件可以接受,就互相交换的联系方式后,没有签署任何文字合同就告辞了。

12月8日晚上,香港的古董商派他的职员将这批简用饱水的海绵包裹成8捆,用一个塑料盒盛着送到了岳麓书院,并且连收条都没要,放下东西就返程了。

收到这批简之后,我们当即请湖北荆州文保中心的方北松研究员取样,同时请他从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和荆州谢家桥西汉简的无字简中取样,和新竹样品一起送往武汉大学进行对比性的科学检测(因我们当时的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批西汉简,故取样的标本都是从最近出土的西汉简中选取),同时对这批简进行饱水保护。


▲2000多年前的竹简


一个星期后,检测结果出来,这批简的各项指标都与长沙走马楼西汉简、荆州谢家桥西汉简相近,可证明其确实为2000多年前的竹质,这给我们增加了收购这批竹简的信心。

接着,我们又在2008年初,那次长沙冰灾最严重的时节,邀请了李学勤、张光裕、胡平生、李均明、彭浩、陈伟、刘绍刚等秦汉简牍整理研究的专家冒着因冰灾回不了家的风险来长沙对这批简的形制进行人文方面的鉴定,为做好鉴定,我们随便挑取了几十枚简请方北松先生先做脱色处理,同时请他介绍和报告科学检测结果。经过到会专家的仔细观摩和鉴定,大家一致确认,这是一批珍贵的秦简。

通过科学的检测和鉴定之后,我们即请方北松先生组织团队来岳麓书院对这批简牍进行揭取和电脑绘制揭取顺序图表,将8捆简牍全部揭取完之后,我们发现,比较完整的简牍大约有1300枚左右,其他则都是残简,一共有700多个编号,这样,经与香港古董商商议,比较完整的按一支1千元计价,共130万元,残片则折合一下,共算20万,一共是150万元。

这笔钱原计划是请企业家赞助的,但朱院长决定,不需要赞助,就岳麓书院购买。

这一决定也确保了这批简牍的所属不会产生歧义,也免去了许多未知的所有权问题的麻烦,故这批秦简也就定名为“岳麓书院藏秦简”。

岳麓书院收藏秦简开启了国内高校收藏研读简牍先例,这主要是岳麓书院当时正在筹建“中国书院博物馆”,作为秦代的文献墨迹入藏中国书院博物馆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们并不是为藏品而收藏,而是为秦简牍的研究和培养人才而收藏,因此,自这批秦简入藏岳麓书院之后,我的研究重心也就从马王堆帛书的研究转向了岳麓秦简的整理与研究。

与马王堆帛书整理研究不同的是,岳麓秦简的研究是从收购入藏到揭取鉴定,再到图像拍摄和红外线扫描,再到简牍的拼缀和内容的解读等都是我一手主持推进的,故其中的酸甜苦辣非经历者所能知晓。

▲《岳麓书院藏秦简(壹)-(柒)》


值得庆幸的事,经过近15年的整理研究,已于2023年全部完成了《岳麓书院藏秦简(壹)-(柒)》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并于2023年11月在长沙举办的“岳麓秦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推出了《岳麓书院藏秦简(壹)-(柒)》的合订本和《岳麓秦简研究论文集》,那是从15年来海内外学者所发表的400多篇学术论文中精选出来的一本论文选粹,也算是给岳麓秦简的整理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阶段性的句号。


▲讲述“岳麓秦简——写在竹木简上的秦代日常记录”


回想这15年岳麓秦简的整理研究历程,有许多的故事,这里且择其要者简略一二。

首先是学术团队的建设方面,我深知,以我个人之力,是不足以支撑这批珍贵秦简的整理和研究的。

因此,从一开始我就采用全开放的姿态,欢迎国内外学者来共同参与整理和研究。

例如在进行第一卷的整理过程中,我就请院内作秦汉史研究的老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邬文玲老师一起参与,采用集体读简、分工负责的方式展开研究,在全书的整理研究统稿完成之后,再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来长沙进行审读,这多少保证了岳麓秦简的整理质量和研究水准。

后续岳麓秦简每一卷的整理研究都是按照这种模式推进的,特别是第三卷以后,随着2014年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的成立,我更是以我所带的博士、博士后为主体,培养和建设了一支专门从事秦汉简帛文献整理研究的学术队伍,成而以简帛文献研究平台的名义纳入了当年教育部2011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平台的11家高校和研究机构之中,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开辟了一个简帛文献研究的学科方向和研究基地。


▲在桂林举办的秦汉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其次是与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合作方面,岳麓秦简的整理和研究离不开学界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出版社的鼎力合作。岳麓秦简的整理和研究,一开始就得到学界和出版界的高度关注,在岳麓秦简的鉴定消息公布不久,当时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张晓敏社长第一个带领他的编辑团队来到长沙,具体商谈岳麓秦简的出版事宜,他以豁达的胸襟一口就应承了岳麓秦简的出版项目,不仅全部免费出版岳麓秦简的整理报告,还承诺给10万元作为前期的整理费用,从而保证的岳麓秦简的顺利整理和出版。

而岳麓秦简的整理之初,为获取高清的秦简图像,日本东京大学的大西克也教授便以课题的形式,给我们申请了一台红外线扫描仪并无偿地捐给岳麓书院,既保证了岳麓秦简红外线图像的提取,更开启了简牍整理红外扫描的序幕。

可以说,近10几年以来简牍研究的迅速发展,与红外线扫描技术的引进和使用是分不开的。

因此,也可以说,岳麓秦简的整理实际上开启了秦汉简牍整理研究的新阶段,自此以后,所有出土秦汉简牍的整理报告中,红外线图版和简背信息的图像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的研究


在岳麓秦简的整理研究临近尾声的2017年,我们又开始了与长沙简牍博物馆的精诚合作,联合申请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的整理与研究的国家社科重大攻关项目。在当年11月申报成功之后,即展开了长达6年的走马楼西汉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并于2023年11月顺利结项,获得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和高度评价。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是2002年由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一批西汉中期长沙国重要的官府档案文书,自其出土以来,长沙简牍博物馆的同行对其进行了科学的保护和清理,并拍摄和扫描了简牍的图像资料。但由于种种原因,有关这批简牍的研究一直没有全面展开,以致到2017年我们联合申报课题时,尚只公布了零星的照片,而研究的论文也只有根据零星的照片所发表的几篇论文而已。

在课题立项之后,我们以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和长沙简牍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为主体,同时聘请省内外的相关专家,迅速组织了课题整理小组,借助岳麓秦简的整理经验,采用集中读简、分工负责的方式全面展开研究。

在近四年的时间内,我组织了11次整理小组全体人员参加的读简会,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成而基本解决了对这批简牍的性质认识和大部分的文字释读问题。

然后根据大家读简归纳出来的近20个法律案例分成四卷,将整理小组成员分成四组,分别对应每卷的内容解读和编排,同时鼓励课题组成员撰写论文,以研究提升课题水平。

经过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我们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课题组成员在国内不同的学术期刊如《考古》《文物》《光明日报》《出土文献》《简帛》《简帛研究》等杂志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


同时,我还主持编辑出版了《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一书。当课题结项时,我们提交的结项材料就有7大卷,它们分别是《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壹-肆卷)、《长沙走马楼西汉简考古报告》《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文字编》和《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研究文集》,得到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按时间按计划圆满地完成了这个国家重大课题的研究任务。

在整个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除了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全部的整理研究工作之外,自己的研究范围也从秦简研究向西汉简牍研究转移,围绕这批珍贵的西汉简牍文献,我分别对西汉中期长沙国的职官制度、司法程序、赋税内容、文字异写等方面展开了研究。

由于汉承秦制的特点,长沙走马楼西汉简中的司法案例和法律制度与岳麓秦简多有一脉相承之处,因此,走马楼西汉简的研究对我来说,也就是岳麓秦简研究的延续,故相对于岳麓秦简的最初研究,对走马楼西汉简的研究也就驾轻就熟了不少。

五、简帛书法的研究与推广


除了对马王堆帛书、岳麓秦简和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的文献整理和研究之外,我始终关注着秦汉简帛书体和书法的研究。


▲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学术座谈会上发言


我很早就认为,简帛书体乃至简帛书法的研究本就是简帛研究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简帛学所不能或缺的重要板块。

因此,我从研究简帛文献开始,就觉得简帛书法的研究应该是,也肯定是简帛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故投入了不少的精力,相继撰著出版了有关简帛书法研究的论著多种,它们分别是:《马王堆帛书艺术》(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简牍帛书粹编》8种(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2001年)、《马王堆简帛常用字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新中国出土书迹》(合著)(文物出版社,2009年)、《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编年与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岳麓秦简书迹类编》(河南美术出版社,2022年)、《湖湘书法经典千年流韵---简牍》(湖南美术出版社,2023年)、《中国简帛书体研究》(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年)。

从上述书目大致可以看出,我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就关注着简帛书法的资料整理,也一直没间断有关简帛书法的研究。这些研究虽不是什么大著,但我认为,简帛书法的研创既是当今书法界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向,而简帛学也是中国书法史上足可与帖学和碑学并驾齐驱、三足鼎力的一个重要学科。作为简帛文献研究的重要分支,我们不仅要撰著相关的简帛书法资料来普及简帛书法的知识,更应该以不同的形式加强简帛书法的宣传普及与人才培养。


▲在书院给博士生上课


有鉴于此,为推广简帛书法和培养简帛书法的专业人才,我于2014年向学校申请成立了湖南大学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研究中心。

我们曾连续三年举办了三届简帛书法的小型学术研讨会,并联合甘肃省简牍博物馆、里耶秦简博物馆在郑州美术馆举办了一届秦汉简牍暨全国简帛书法邀请展。

但这种学术研讨会的受众有限,推广的效应不明显。受2011古代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多次举办简帛文献培训班的启发,我们从2018年开始,联合贵阳孔学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一起,以每年一届的速度,以全公益的方式,在全国各地相继举办了6届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研创高级培训班,在全国26个省、市、区培养了250多人的简帛研创队伍。

开始举办第一届培训班的时候,我的初衷是想通过古文字的训练和简帛知识的传授,通过研读和创作相结合的方式来培养提高具有简帛书法基础的中青年书家的学术素养和文字的释读能力,并通过简帛实物的观摩来提升学员对简帛书法的认知水平。

因此,我们选择暑假期间,借助贵阳孔学堂凉爽的研修园作为培训地点,请全国各高校有关古文字和简帛书法的老师来授课,并设计了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书法创作实践的培训模式,并安排培训班结束后,组织全体学员到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和岳麓书院来观摩简帛文物,最后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结业仪式。

第一届我们招收了45位学员,最大的有过60岁的地区书协主席,最小的是大学本科二年级的学员,大家老少一堂,学习和研创非常投入和融洽,在培训结束后,每位学员都提供2件临创作品或一篇有关简帛书法的研究论文,经评审,精选作品和论文在上海书画出版社正式以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研创高级培训班师生作品集的形式出版,而入选的作品我们还相继在贵阳孔学堂、甘肃省博物馆、连云港博物馆举办巡回展览,最后全部作品归岳麓书院收藏。

应该说,第一届培训班得到了老师、学员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大家都觉得这是对简帛书法推广的有效方式,值得持续办下去,以在全国引领简帛书法的研创大潮。

这样,我们克服种种困难,持续在贵阳、山东滨州、长沙、江苏张家港、湖北荆州举办了6届培训班,已成功地将培训班办成了一个公益性的简帛书法培训的品牌,许多学员也已在各地斩露头角,成为各地简帛书法研创的中坚或主力。

2021年,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研究传播工程正式列入湖南省重大文化建设工程,2023年,甘肃省简牍博物馆建成开放并举办首届全国简帛书法艺术大展,湖北省文联更成立了湖北楚简书法院,中书协的领导也全程参与指导,强力推进,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简帛书法研创的燎原之势。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从2018年开始举办的简帛书法培训班,对中国简帛书法的普及和推广,或有导夫先路之功也。


▲在简帛书法培训班上现场示范教学


 我从1988年研究生毕业到湖南省博物馆参加工作至现在,在简帛研究的道路上已走过了36年历程,回想起来,围绕着简帛研究,我也就做了几件事,一是从事了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和研究,二是主持了岳麓秦简的整理研究和出版,三是主持了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的整理和研究,四是倡导和主持持续开办了中国简帛书法研创高级培训班。可以说,这几件事相辅相成,在我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互相交叉,密不可分。

如果说我在简帛研究的过程中稍有贡献的话,那都得益于海内外简帛学界、出版界师友的提携和帮助,得益于湖南博物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长沙简牍博物馆同仁的鼎力支持和精诚合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简帛研究正方兴未艾,简帛研究的未来可期,所谓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将继续勉力为之。


主要学术成就附录


著作

《马王堆汉墓文物》(合著).湖南出版社,1992

《马王堆帛书艺术》.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帛书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

《马王堆帛书〈刑德〉研究论稿》.台湾古籍出版社,2001

《马王堆帛书竹简文字编》(合著).文物出版社,2001

《新中国出土书迹》(合著).文物出版社,2009

《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编年与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

《马王堆帛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21

《湖湘书法经典千年流韵——简牍》.湖南美术出版社,2023

《中国简帛书体研究》.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合著).岳麓书社,2023

《岳麓书院藏秦简(壹-柒)》合订本(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23


课题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岳麓秦简与秦代法律制度研究》,2011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的整理与研究》,2017


论文

《马王堆三号墓主的再认识》.文物,2003.08

《马王堆三号汉墓纪年木牍性质的再认识》.文物,1997.01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行书律令初论》.中国史研究,2009.08

《长沙走马楼西汉古井出土简牍概述》.考古,2021.03


编    辑:曾梦芳

一    审:卞   玮

二    审:邹康一

三    审:陈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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