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路上，曾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野外测绘作业生涯得从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说起。这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完成两幅1:50000的航测外业作业。

这里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有着“魔鬼三角洲”之称的黑竹沟就横亘其间，是现在远近闻名的“无人区”。测区内，常年大雾弥漫，人走进去，很快便摸不清方向。这可是我第一次参加测绘作业呀。

按照原计划，我们应该上半年完成大凉山测区地形图，下半年再转战雅安。但坚持了两个月不到，我便跟队友老熊商量：必须改变“作战计划”。

作为测绘队的技术成员，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坚守的信念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为何我们要放弃大凉山测区？用一句成语解释——“世事难料”。

作业前我们小组三人信心十足，计划先测量像片控制点，再做调绘，稳打稳扎地完成任务。然而，当拿着像片刚走近大凉山边缘，我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大雾笼罩，完全看不清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无人区”！我们在当地驻扎了近两个月，几乎天天浓雾弥漫。航片上所拍到的清晰的森林，应该是拍摄当天正巧碰上了罕见的天晴。

此前，我们听附近的老乡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解放前，有一架飞机在大凉山境内失事坠毁，有好事的村民想要去森林里寻找飞机的残骸，没进去多远便迷路了，最后除了有部分找到路的村民回了家，其余的人都永远困在了林子里。

视野不清，也难倒了有着在大兴安岭丰富作业经验的熊队长，任务迟迟不能推进。

“如果一直停在这里，另一幅图今年也无法完成，到时候回去怎么交代？”

“……”

熊队长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长期的野外作业，风餐露宿，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是深浅不一的沟壑，此时拧在一起，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大大的“愁”字。

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小组3人紧急讨论后，大家一致赞同我的提议：“走！收拾行李，现在出发先去雅安测区。”

再次来到这块“无人区”，只感觉密不透光的森林里，即便是风闯进林中，也掀不起任何波澜。

那时候我们人均负重30～40公斤，每个人都从头武装到脚。密林里蛇虫密布，更让人恼火的是山蚂蟥。这种蚂蟥不比河边或田里的那种“大路货”，不仅蜗居在地面上、腐叶里，更攻占了树木，常常成千上百条盘踞在树枝上耀武扬威。人走过去，一场“山蚂蟥雨”避无可避，这阵势，再铁血的汉子也不免起鸡皮疙瘩。

原始森林中树木太密，遮挡视线，很难测量出准确的控制点。为了开拓测量环境，我们不得不提出“伐木扩视野”的方案：将控制点附近的杂树砍断，清理出一片空地。

但就是在执行这个方案的过程中，我险些就搁在大凉山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了。

这天像往常一样，我和几位负责伐木的民工一起将控制点周遭的杂树清理干净。我们打算砍倒一株直径半米的松树，按照预定目标，砍掉后它应该背朝我们倒下去。

10、9、8、7、6……眼看着还剩几厘米，松树就快被砍断——或许是因为砍伐的工人下手速度太快，又或者豁口位置不准——民工们正准备散开躲避，只听“咔嚓”一声响，它在倒下的一刹那偏离了方向，被另一棵树挡了一下，在反作用力下又被弹起，朝着我的方向重重砸过来！电光火石间，我只看到眼前一片巨大的黑影袭来！

“砰！”一声巨响之后，我彻底失去意识，昏迷前隐约听到工人们的叫喊，“出事了，出事了，快救人啊……”

不知过了多久，伴随着头部剧烈的疼痛，我渐渐恢复了意识，直到大家确定我性命无虞后，才陆续给我讲起我昏迷前后的情况。原来，我面前的树丛替我挡了一下，并且万幸的是，松树倒下的时候没有压到我身上致命位置。我昏迷之后，工人们用刀砍、用手拔，将杂草、灌木、竹子一一放倒，硬生生造出了一条通往营地的救援路。

我昏迷了两个多小时，白天已然变成了夜晚，此时常年密林笼罩，星月难见的森林在我眼前不再恐怖，平日里烦人的虫鸣蛙叫声也可爱万分，尽管嘴巴被锋利的树杈豁开一条伤口，心里只是幸运地想：我可真是福大命大，在死神门前捡回一条小命。

为了不耽误工作，我仅做了简单包扎，第二天便又跟着大家出测。但这一次尽管我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测量还是止步在大凉山的南部。

距离收队时间不到一个月，我和一个民工赶了几天路回到大队部，想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向小组申请增援，但后来陆陆续续去了十多个技术专员，都被测区的密林和浓雾绊住了手脚……

就这样，1965年年底，我们撤离了大凉山。现在想来，虽遗憾未完成任务，但我问心无愧，我们没有任何人偷懒，大家都已拼尽了全力。

“天无三日晴，人无三两银，地无三尺平。”1966年的贵州，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

这一年，我们在贵州测区，需要完成2幅1:50000地形图，覆盖面积大约900多平方公里。

贫穷、偏远、落后，海拔高、落差大，这是当地给我的第一印象，但真正让人闻风丧胆的，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几乎与世隔绝的麻风村。

那是个谈“麻”色变的时代，现代人无法想象，在医疗条件落后的情况下，这是一种一旦被传染上，几乎是被判了“死刑”的绝症。

在贵州高原西部的乌蒙山腹地，有个叫撒拉溪的小镇。相传这个小镇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典故：1931年，德国女传教士苏宽仁在赫章县“枪下留人”，救下两名麻风病人。接着，她又在毕节城西南面三十多公里处的撒拉溪小镇附近买地造房，开设了麻风病医院。据说这是贵州最早的麻风病医院，也是贵州“麻风村”的源头。

贵州测区比四川测区好一点的地方就是村民挺多，也因此，我们可以被安排在老乡家里住宿。有一次，我从测绘控制点下来，已是傍晚。我拿着公社开的介绍信，准备找到最近的村子歇一晚。夜色模糊，我没有注意观察这里的村民有什么不同，谢过给我提供床铺的老乡后，我几乎倒头就睡，一夜好眠。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正打算辞别老乡，便看到心惊肉跳的一幕，这一家人几乎没有眉毛！联想到昨晚刚进村时，老乡们不似以往遇到的那么热情，村里也安静得出奇，我瞬间产生了一个不太美好的想象——该不会我是误入了麻风村吧！

想到这里，我连早饭都没吃，便心急火燎地赶回了驻地，后面听当地人讲起来，那一带确实有麻风病，本地人基本上都不会往那边去。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我仍“心有余悸”，若是被传染上了后果不堪设想！

比起这些种种危险，这份能够培养严谨工作作风的体验，于我而言却是珍贵的财富呀。

调绘，通俗地讲，就是指把地面的实际东西在草图上写清楚，这是外业所有工序中技术含量最高、最复杂的一个工序。

上世纪60年代，我们九队完成的1:50000和1:10000的地形图，多用于军事建设，因此，不仅对控制点测量有着严格的要求（必须精确到0.1毫米），更要求在做调绘时，力求在森林、河流、道路以及村民、人口、地名等各个细节方面都要做到万无一失。

比如为了准确地确定一个地名，最好询问村里的中老年人，且需要多方求证，有时候一个地点附近若是有好几个村子，还得一一求证。倘若该地名没有“文字版”只有“音译版”，那还得参考当地的典故，因此人手一本《新华字典》，算得上是我们的标配了。

当年测绘队就出了一个“文字”事件，据说当时做调绘的技术人员问当地的村民，“白壁桥”究竟用文字怎么写，但村民大多数文化程度偏低，并不知道究竟是写作“白壁桥”还是“白碧桥”。时间久远，我也不太记得最后确定下来的名称是什么，只记得队里自此流传下来了“白壁桥事件”，以此告诫我们做调绘工作，一定不要怕麻烦，须经得起得反复推敲。

在我看来，做测绘工作不仅要能吃苦、肯想办法，最重要的还得是“凭良心做事”，要以极端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国家很多基础建设都离不开测量，倘若第一次测量就不准确，后患无穷啊！ 

清绘工具

2021年11月，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导航科学院院士、“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李德仁(中)为本书题词，并亲自赠予湖南省第一测绘院院长雷宇斌(左)、院党委书记周振明(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