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和经验的关系
1948年3月6日
少奇同志:
(一)丑巧电[1]早悉。所提各点甚好，已收纳于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工作指示[2]中。惟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做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最近三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分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但是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从日本投降后开始，投降前也有)，晋绥的严重程度似乎还在第二位。是否如此，请你们加以检讨。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上述各点，请你向参加中工委会议的各同志正式提出，并展开讨论一次。
(二)划分阶级草案[3]写出后，感觉一月决定草案[4]上所写的东西不够了，现正以一月草案中间一大段为基础重写一个决定，准备尽速公开发表。一月草案的首尾两段则写社论发表。因为中央发了新区土改要点，我给粟裕的那个电报[5]没有发出的必要了，因此决定不发而将其中某些部分写入社论中公开发表为有利。
(三)粟裕部队要三月十五日以前才能在阳谷全部集中完毕，你们及饶、陈、康、邓[6]似可在三月二十日左右去阳谷，你们可有充分时间讨论全部政策问题(以划阶级一书为中心)、华北局组织问题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
三月六日
注释
[1]指刘少奇1948年2月1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表示，希望能迅速得到党中央有关土地改革问题的文件，并说：“缺少这些文件，就不能在一般情况下避免错误及走弯路。虽然有了这些文件，也还是要犯些错误的，在我们党内主要地也还是靠党员干部的亲身体验，才能把路完全走正，但有了正确的文件之后，就能避免走许多弯路。”刘少奇在电报中还对老区土地改革中不必再一次平分土地、不人为地再搞贫农团、怎样进行土地调剂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2]指中共中央1948年2月22日发出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3]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见本卷第62页注[1]。
[4]指毛泽东1948年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见本卷第42页注[1]。
[5]指毛泽东1948年1月22日就新解放区土改问题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见本卷第35－39页。
[6]饶，指饶漱石（1903—1975），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康，指康生（1898—1975），山东诸城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来源：中央文献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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