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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出生于上海，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备工作委员会和筹备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香港与内地科技合作委员会主席、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大学校长。
口述时间：2024年4月25日
口述地点：香港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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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和一群充满热忱的教授来到香港，共创香港科技大学。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接触深圳，推动港科大与深圳多项合作，并以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角色，为深圳市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深圳与香港的关系，不仅是地理上的相邻，更是文化、科技与经济上的共振。我始终相信，未来的深圳与香港，只有在更深层次的合作与融合中，才能在全球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也正是我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深港合作、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初衷与期待。
我生在上海，长在香港。我的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去美国留学，回来就在铁道部当公务员。1937年，在我出生后三个月，日军攻占上海，父亲带着一家人撤退至香港。1941年，香港沦陷，我们一家回到上海，我在那儿念完小学，又到香港读中学。1954年，我从香港培正中学毕业，却没法读大学。彼时香港正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独占高等教育领域的香港大学，完全用英文授课，且殖民气息非常浓厚。培正中学是用中文授课的，学生们英文不好，上不了香港大学。说起来，我读培正中学是有缘由的。父亲是国难时期的留学生，民族意识很强。母亲出身书香世家，注重学术造诣，担心英文书院教不好中国文化课程，于是两人便打定主意让我去培正中学上学。仔细想想，这也为我日后的选择埋下了伏笔。父母亲不想我辍学，也不希望我留在香港读个政府不予承认的学位，于是便让我申请出国留学。当时家庭条件很差，需要争取全额奖学金。一所位于美国南方的小学院向我提供了机会——虽不属全额，但免缴学费，还提供住宿，我只要负责填饱肚子就行。于是在1955年8月初，17岁那年，我登上了轮船，启程东渡太平洋。初到美国，我还是个毛头小子，没想到在学院里念一年本科就毕业了，随后又去了一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非常辛苦，但所幸顺利毕业，并去了加州大学当博士后。之后的学术之路非常顺利，从西北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到教授，36岁时，我就当上了物理系主任。与此同时，我的研究领域越做越广、教研工作越做越热。1979年，我回到加州，在圣迪戈加州大学担任院长。1983年，45岁那年，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大学校长，当时被称为华人在美国学界“打破了玻璃天花板”。1986年春，我在旧金山郊区，迎来一位来自香港的客人麦法诚。他说香港要开办一所专攻高科技的大学，这便是后来的香港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港科大”），他是这所大学筹备委员会的秘书长，诚邀我当筹备委员会的委员。这些年我一直在高校，且离港三十多年，终于得到能替香港做点事的机会，便欣然应允。学校要运作起来，得尽早选定一位校长，于是筹委会决定成立校长遴选委员会。遴选委员会在美国、英国等多国高等教育刊物刊登广告，又向全球多个大学发信征求协助，据说收到了几十份申请书和大量推荐信。身为筹委之一，我自然没有申请。但1987年9月的某天，筹委会在香港召开会议，我刚到香港，进入酒店，突然接到麦法诚电话，邀请我成为校长候选人，并提前进行面试。我来不及换衣服，穿着旅行时的运动衫和白色牛仔裤就去了。那次面试内容记不太清，只记得第二天，筹委会就告知我，他们决定选我当港科大创校校长。此时我在美国已经待了三十多年，有了些成绩，如果回香港，需要重新开始。四个孩子没有一个赞成，幸运的是，妻子很支持。或许是早年父母亲对我的影响，给了我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当时港科大也需要我。1999年8月，深港产学研基地正式成立，向建设有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迈出新步伐。
1988年，我正式来到香港，花了三年的时间为港科大的建立做准备，1991年学校正式开学。在治理港科大的同时，我也开始关注香港的高科技发展。香港地方小，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要发展科技工业，与内地合作是极好的选择，首选地就是珠江三角洲。1994年，我们以香港为核心，聚焦珠江三角洲南部，提出一个新的概念：“香港湾区”，这是与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对比，当时还写了几篇短文，把这两个湾区作了正面的比较。深圳很喜欢湾区的概念，把它改称为“深港湾区”，也可以称为“港深湾区”。“港深湾区”也为我们明确指出港科大应该在哪儿寻找战略伙伴，建立与内地精诚合作的基地。当时这个观念在香港得到的支持不多，随着几十年深港不断深化合作，关系也愈加紧密。后来，中央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这对深港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机遇。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就提出了深港合作以及“双子城”的概念。虽然当时深圳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我非常看好深圳，特别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更加坚定了深圳会快速发展的信念。港科大要走出香港发展，就应该在内地有合作伙伴，特别是深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港科大就在内地有所尝试。1998年，港科大和北京大学建立学术联盟。1999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和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见面，在那十来天里，我们更进一步商讨了联盟五个合作方向，重点之一就是要在深圳铺开。当时深圳已经打造了高新区，为港科大和北大提供了机会进入深圳。于是我们主动向深圳市领导提出，希望能和深圳市政府合作，在高新区设立一个研究院。这个提议得到了深圳市领导的认可，回去我就忙不迭地开始下笔，将我和任彦申讨论的初步构想写下来。构想突出了深圳和香港同一湾区的概念，建议该研究院由北大、港科大和深圳市共同创建，并充分利用三方优势，提升深圳的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的水平。1999年5月22日，基于这个构思，我们三方正式进行会谈。经过一番磋商，我们达成了几点共识，包括运营和管理模式、负责人员等。协商中，我还提出建立“3+X”模式，即我们这个组合要采取开放的模式，在不同的领域吸纳国内外最优秀的教研机构和产业单位参与，为项目合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对此，深圳市政府做出回应：将积极支持三方合作的研究院建设，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以扶助，并鼓励开展多层次的双边、三边、多边合作。随后，该观点被正式写入章程。对于这个机构名称，我们进行了讨论，提过不同意见，比如“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研究院”“深圳香港湾区产学研合作中心”“深圳香港湾区研究院”等等。首先，“深港”两字一定要，此外，机构的定位不仅是“中心”，我们认为“基地”更为恰当。当时北大提出“产学研”是高校改革的方向，建议用该词。深圳市领导解释了“产学研”的意思，这是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相结合的一种模式，通过科研、教育、生产的不同社会分工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实现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接。我们发现“产学研”确实符合这个基地的目标和方向，最终彼此达成一致，就叫“深港产学研基地”。1999年8月，深港产学研基地正式成立。在这个基础上，港科大和北大又在深圳合建“北大科大深圳医学中心”，并合办“MD-Ph.D”双学位课程，通过跨学科、跨地域的合作，培养具有高临床实践和生物医学科技研究水平的医学—哲学双博士，为深圳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医疗健康事业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深港产学研基地。资料图
深港产学研基地建成后，我们常常一起商讨，如何能让基地更好地发挥作用。2006年，我提出按照专家智库的模式，在基地下设一个深港发展研究院，研究的范围包括社会、文化、科技、教育、法律等6方面，每个领域成立一个专家组。专家组人不需要太多，4-6人即可。如果内部专业力量不够，还能从外面找专家来协助。研究院的运作方式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即研究须站在深港合作与发展的高度上，但具体的题目不要太大。专家组每选一个课题，就要成立一个专项小组，研究后写一个简明的报告，内容要做得深入，但无须长篇大论。这个建议得到了基地理事会的同意。那段时间，我们从全国各地招徕不同领域的专家，他们提出建立新型大学、提升文化交流活动、建立国际化三区融合示范区等建议，都一一送往深圳市委市政府，为日后政府决策提供了很多参考意见。到2008年底，深港产学研基地共孵化出科技企业近百家，这些孵化企业90％以上从事电子信息、IC设计等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企业从业人员近2000人。2008年销售收入达3亿多元，实现利税5000多万元。“深港创新圈”是发挥要素之间互动、实现彼此资源互补、提高深港两地科技创新能力的新主体，将为我国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探索新的途径。
2006年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号文件《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快“深港创新圈”建设，并专门设置了一个章节讲述如何建设“深港创新圈”，这是政府层面首次正式提出这个概念。然而，文件出台后，“深港创新圈”的反响不太理想。恰逢3月，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要赴北京参加两会，正在想要做什么提案，便问了深圳市相关领导：“有什么提案可以帮到深圳？”对方建议提“深港创新圈”。我觉得这将是个非常好的提案，但希望能邀请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两位深圳市领导一起联名提交，这两位既熟悉深港合作，又非常有影响力。没想到两位领导很快就答应了下来。经过我们一番讨论，《积极发挥香港深圳的创新优势建立有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的提案很快就诞生了，提案明确提出：建设“深港创新圈”。我们认为，深圳与香港有地缘优势，可以成为创建有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加强创新能力建设的试验窗口。“深港创新圈”是发挥要素之间互动、实现彼此资源互补、提高深港两地科技创新能力的新主体，将为我国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探索新的途径。这份提案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中央政府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非常必要。”这也是我们做这个提案的目的：希望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并能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提案提交后，《深圳特区报》对我们进行连续三天的报道，并从多个层面传达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在京专家学者对深港科技合作的声音。很快，提案得到了中央有关方面的重视，科技部、教育部等对提案的内容进行了研究，科技部还对提案中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答复。2007年5月，经中央政府批准，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式签署《关于“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全面推进和加强科技合作，包括人才交流和资源共享，使两地形成创新资源集中、创新活跃的区域。深圳与香港的关系，不仅是地理上的相邻，更是文化、科技与经济上的共振。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接触深圳，我参与的事务远不止此。当时，深圳的高等教育相对落后，稍好的大学只有深圳大学。在多次会议中，我提出深圳需要更多高等院校，这也推动了南方科技大学的创建。后来，我担任南科大校长遴选委员会成员，在南科大筹建过程中提出多项建议，涉及组织智囊团队、学术规划、人才招聘、校园设计、财务预算等。多年来，我为深圳市政府担任高级顾问，有幸参与了多个重要的决策咨询会议。深圳这座城市充满了活力，无论是政府的魄力还是城市发展的速度都令我钦佩不已。![]()
吴家玮 资料图
深圳的经济腾飞让人瞩目，当年与之相匹配的高等教育资源却相对不足。当时许多人认为，深圳不需要再建更多大学，因为前来深圳工作的博士和硕士数量已经超过了很多大城市。但经济特区的政策红利不会永远持续，深圳的未来不能只依赖外来人才，下一代应该有更多机会在深圳本地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高等院校不仅仅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更是区域创新和文化发展的核心引擎。近年来，我非常欣喜地看到深圳的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从当年的一所大学发展到十几所，为深圳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回想2000年前后，香港房地产市场低迷，金融问题也较为严重。当时，一些香港的大型企业老板曾找我讨论投资科技创业的可能性。尽管交流一度进展顺利，但每次谈到最后，他们总是问：“明年能有多少回报？”这种典型的短期回报心态，恰恰反映了他们在高科技领域发展认识上的局限性。高科技创业至少需要3到5年才能上市，并且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然而，香港的投资者大多对这种长周期的高风险投资望而却步，错失了不少宝贵的机遇。反观深圳，凭借灵活的政策和市场导向，吸引了大量创业者前来发展，并迅速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热土。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深圳和香港作为中国的两大窗口城市，各自都拥有独特的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正在为两地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香港若要保持繁荣，就必须主动适应变化，打破过去的局限，融入大湾区的广阔发展蓝图。深圳与香港的关系，不仅是地理上的相邻，更是文化、科技与经济上的共振。我始终相信，未来的深圳与香港，只有在更深层次的合作与融合中，才能在全球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也正是我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深港合作、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初衷与期待。
采写 | 深圳晚报记者 成功 唐文隽 实习生 李卓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