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澳门制衣业衰落、大量工人下岗转型，她已然成为一名行政经理，又进入澳门工会联合总会（简称“工联”），先后担任工联青年委员会主任、特区政府青年委员会委员、广东省青年联合会澳门区特邀委员，现为工联文化委员会副主任。杜艳芬说，自己之所以能不断提升自我，靠的就是一句话：喜欢就去做。
如今，外表看上去还很年轻的杜艳芬已经过了耳顺之年，但她依然爱笑、爱生活：读书写文章、满世界旅游、办个人画展、教老人小孩国画……她赤忱、活泼，谈起年轻时工作努力被领导提拔、涨薪时，还露出孩童般“炫耀”的笑容。
杜艳芬在澳门大三巴牌坊前
乐观、平和、勤奋，她说自己没什么特别的，千千万万的澳门人在这片土地上都是这般过活。
家中长女
上世纪50年代，杜艳芬出生于澳门下环街蓆里围的一个草根家庭。上世纪30年代，她的父母从广东省中山县来到澳门谋生，后来父亲在码头找到一份工作，负责处理渔民打捞上来的鲜鱼，一个月有六十多元葡币的收入，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杜艳芬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家五口挤在不到50平的小平房里。
澳门老城区 杨瑞/摄
尽管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杜艳芬回忆起童年岁月，却并不觉得缺爱，印象里却满是温馨。“那时候整个澳门，除了新马路一带比较繁华，其他地方基本都是渔村、小巷、平房，没有现在的高楼大厦，左邻右舍之间关系很亲密。”
放学后，杜艳芬常常和邻居家的小孩们一起玩“煮饭仔”，其实就是用塑料餐具，模仿大人煮饭、吃饭；还会模仿粤语警匪片，玩“兵捉贼”，街头巷尾里随处都是小孩子们“点子兵兵，点子贼贼”的嬉闹声。
1950年代的澳门 图源：视觉中国
除了游戏，杜艳芬放学后还会和妈妈一起做些手工活贴补家用。当时，澳门的一些工厂会把穿珠片、穿塑料花之类的小手工活外包给妇女、小孩。放学后、放假时，各家各户、老老少少就会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赶工，顺便拉拉家常。
小时候的杜艳芬最喜欢的，其实是读书，尤其喜欢文学。不过，因为父母都是农民，虽然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对女儿的学习并不重视。“他们觉得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嫁个好人家，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加上当时澳门人普遍学历不高，很多人认为有小学文凭就够了，于是，杜艳芬小学毕业后就开始打工赚钱。
上世纪70、80年代，制衣是澳门制造业的龙头产业，制衣工人一度多达三万多人，大量成衣销往美国及欧洲，出口额占制造业出口总值的40%多。“当时每家每户都有人在制衣厂打工”，在朋友的介绍下，12岁的杜艳芬走进了位于家附近的德祥制衣厂。
杜艳芬（右二）与工友聚会
进厂后，手脚麻利、脑子灵活的杜艳芬晋升很快，不久便从杂工变成了领位（负责衣领加工的工种）。技艺熟练后，工资也从最早的100多元/月涨到了两三千元/月。
“工厂实行按劳计酬，多劳多得，订单也多得做不完，我当时每天都主动申请加班，从早上九点干到晚上八点多，所以在我的部门里，我的工资都是排前三的。”回忆起年轻时的这段热血经历，杜艳芬现在仍难掩自豪。
杜艳芬（左一）与工友表演
小小年纪就进厂共事，让制衣女工之间的情谊纯粹又浓厚。上班期间，工友们会一起聊天、说笑；每个月两天的假期里，工友们会相约在黑沙滩、竹湾海滩玩耍，烧烤、爬山、看电影……“安逸、稳定，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工作能干一辈子”，然而，杜艳芬却早早察觉到了隐藏的危机。
极盛时转身
杜艳芬的警觉，是从第一批内地劳工来澳门时开始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有大量对薪酬要求更低的内地工人来到澳门打工，加上来自东南亚的工人入澳，有些工厂开始减少聘用本地员工。杜艳芬立刻意识到了工作危机，认为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早晚没有生存空间，于是便计划转行。
澳门老城区 杨瑞/摄
杜艳芬离开制衣厂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水泥厂的接线员，薪资待遇反而不如制衣厂，离家也更远。“当时澳门制衣业还处于鼎盛时期，工人工资比普通文员更高，我的父母、同事都觉得我傻，只有我自己坚持。”
工作半年后，她又应聘上了某排版公司的中文打字员，负责报纸、书刊的排版。在这里，她学会了尚未普及的中文输入法、读到了更多的报纸、图书，还在下班后报读了夜校，短短几年间就从打字员破格晋升为了行政经理。
1982年，杜艳芬（左三）在工会表演
杜艳芬爱学习的种子早在制衣厂时就已种下。有一次，一班工人因为劳资纠纷请求工会帮助，工友找身为理事的杜艳芬做会议记录，但杜艳芬却发现自己不懂怎么做记录，既害怕又惭愧。“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我下决心在职进修，在制衣厂时就经常去夜校上课。”
转型为文员后，这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受愈加强烈。1994年，抱着试一试的态度，30多岁的杜艳芬报读了华南师范大学与澳门业余进修中心合办的中文专业学士学位课程，一年四门课，一门课15节。
杜艳芬白天工作，晚上听课、写论文，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不停歇。“也不觉得累，我看到有比我年龄更大的人都在努力学，我有什么理由不坚持呢？”经过了5年学习，杜艳芬于1999年取得了本科学士学位，弥补了从前只有小学学历的缺憾，圆了她的大学梦。
1992年，《华澳邮报》专访杜艳芬
与此同时，如杜艳芬十多年前所预料的，澳门制衣业迎来巨变——制衣厂北移内地，本地订单锐减，制衣工人大量失业。至2008年底，澳门制衣工人仅占整体就业人口的4.6%。“当时离开制衣厂转文职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疯了，后来都夸我厉害呢，”谈起那个决定，现在的杜艳芬仍然觉得庆幸。
喜欢与责任
在杜艳芬的人生经历中，社会工作占了很大一部分。
早在制衣厂工作时，她便加入了制衣工会，从理事干到常务理事，再干到副主席、会员大会主席、理事长。当时在面对制衣厂“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时，很多女工友默然接受：“男的养家嘛”，杜艳芬却大胆发言：“我工作也是为了养家，同样要养家，为什么男工人每小时比女工人多5块钱？”
杜艳芬在工会联欢会上做主持
杜艳芬手巧、爱热闹、不怯场，在制衣工会里是有名的活跃分子：教编织、教绢花、教小手工艺、主持晚会、策划活动……上世纪90年代初，澳门工联筹备成立青年委员会，杜艳芬担任了第一届工联青年委员会主任。
和年轻人打了十多年交道，杜艳芬发现，现在的年轻工人还会面临她年轻时遇到的问题。“为了生活，小小年纪就出来打工了，学历不高，也没有提升自我的意识。”
因此，她会有意识地为青年工人举办技能培训、文化讲座，见识更广阔的世界；还发起举办了“澳门游”，一期一个主题，从庙宇、教堂到炮台、图书馆，邀请资深历史学者做向导，让青年人更了解澳门这片土地。
澳门圣老楞佐教堂 杨瑞/摄
如今，退休后的杜艳芬还是“闲不住”，年轻时因为喜欢而偶然学习的国画填满了她的退休生活，她每天轮流去儿童课外辅导班、工联属下学校、老人院教国画。“我其实最喜欢去老人院，很多老人手脚都不灵活了，但还是很认真地在写写画画，每次去都能听到他们的笑声，这是让我最满足的事。”
杜艳芬介绍自己的书画作品
当被问及做这一切的动力来源时，杜艳芬说很简单，就是喜欢与责任。“初心是为了自己开心，但一路走来收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所以深感自己有责任力所能及帮助别人。”
跟着国画协会的活动，杜艳芬去了国内外不少地方旅行。“回归前出去旅游要填国籍为‘葡萄牙’时，心里总是有点别扭——我自认为是中国人，但拿的又是葡萄牙的证件；回归之后，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可以名正言顺地说自己来自‘中国澳门’。”
今年9月，杜艳芬拜访新疆画院
爱生活、爱家乡、爱祖国，杜艳芬说，自己并不特别，就是60多万普通澳门人中的一员。
特别鸣谢：澳门口述历史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