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
人是文明的主体，是人类社会的主体，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是一切经济的创造者和受益者。没有人，多好看的经济数据也毫无意义。
从历史上看，全球人口正处于巨变时代，人口大爆发即将结束，人口增长速度正迅速从高增长转向低增长模式，部分国家老龄化严重、结婚率骤降，深深陷入“低生育陷阱”，总和生育率长期不能满足2.1的正常更替水平。人口因素正在从影响经济发展前景的远期问题，变成急需解决、必须推动改革的紧急要事。
如果到2100年，全球生育情况真如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里预测的那样，由非洲国家贡献90%的人口增量，其他国家和文明能不能存续和发展，恐怕都将成为问题。
求生和繁衍是一切生物的本能。在残酷的数十亿年时间和环境挑战面前，任何没有求生欲和繁殖欲的生物都已经灭绝了。而丧失求生欲和繁殖欲的生物，也必将灭绝。
与动物不同的是，求生和繁衍，在人类活动中，被“赡养老人”“抚育儿童”的行为同一化了，只有抚育儿童的父母，才能在年老之后，获得成年子女的帮助，从而生存更长的时间。
人类曾进入只有母亲有权养育子女，获得赡养，进行对偶婚，按母系计算世系血统和继承财产的母系社会。随着生产力发展、农业发展，人类才进入父亲有权养育子女，父母共同获得赡养，固定对象的婚姻制度，按父系计算世系和继承财务的父系社会。
很长的时间里，个人生存利益和族群发展利益是趋同的。个人需要子女赡养，族群需要发展壮大。
但人类是有明确自我意识的，求生本能通常高于繁衍本能——为了能活下，获得更大的利益，人类可以做出违背“繁衍本能”“族群发展利益”的事情，比如史书上记载的“易子相食”。
这种惨剧通常发生在前现代社会，物资不充裕，战乱、天灾、人祸频发。
那时，人类处在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极低自然增长率的相对静止的人口形态。但是如果按照国家民族历史来细看，很多国家和民族都存在某一时期人口增长迅速，进入繁荣状态，随后转向人口增长乏力，国力开始下降，遭遇种种困难，其中一些甚至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比如古罗马。
从公元前1世纪末，古罗马就开始面临一个头疼的问题，那就是罗马公民中的上层精英——元老贵族和骑士们，逐渐开始不结婚、不生娃。
为催婚催生，古罗马帝国皇帝在公元前 18 年提出《尤里乌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和《尤里乌斯正式婚姻法》，规定婚外情犯罪；单身女子在50 岁之后不再享有任何继承权；单身的罗马女性公民，不管年龄大小，只要财产超过 2 万塞斯特斯（货币单位），不再免直接税，都必须每年缴纳 1% 的直接税，生下第三胎才能免除；单身男性公民禁止把遗产留给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若没有法定继承人，则上缴国家；谁生孩子越多，选官任职的优先级就越高。
大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的人口危机，但罗马帝国仍然缺乏足够的公民当兵，只能大量使用“蛮族雇佣兵”，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遭遇蛮族入侵被灭亡。
再比如法国。
十九世纪中期之前，法国作为欧洲“领头羊”，一直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甚至一度达到英国、德国之和，然后遭遇人口上的“灾难性”停滞。到十九世纪末，英国人口已达到法国水平，德国人口甚至超过法国的1.5倍左右。法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随之彻底丧失。
为什么人类、国家、民族在人口发展上会出现巨大的波动？
因为经济政治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改变，会影响人类对“求生和繁衍本能”的收益预期。“繁荣的经济和充沛的劳动力状况”会让人产生错觉，即“不结婚生育，节省抚育儿童的开支，剩余更多的资产”购买养老服务，可能活得更长。
人类在“理智”的计算下，决定减少婚育，其实是个人生存利益和族群发展利益发生分化，求生本能压制了繁衍本能。
因此，在前现代社会，贵族和有产者更有可能选择不婚不育，比如古罗马贵族，购买奴隶或雇佣佣人的成本远低于婚育。
因为“不用计算不存在的财产”，无产阶级就很少主动控制结婚和生育，并在十八、十九世纪成为欧洲人口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是观察到英国工人越生越穷、越穷越生，才会提出的“马尔萨斯陷阱”理论。
而在法国，大革命保护了小农权益，小农为避免大量子女均分财产（大革命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导致后代生活降级，有意控制生育，尤其在生产力发展带来更多的避孕措施后，效果更加突出，同时生育率高的法国无产阶级规模小，才会导致法国陷入人口的长期停滞。
很少一部分人能看到人口危机背后蕴藏着国家民族的兴衰命运。动荡、战乱、经济衰退随时能消灭财富，甚至消灭不能适应严酷环境的人。家庭人口的数量，其实是抵御风险的最终保险。
工业化和现代化后，人类出现全球级别的婚育率跳水，也是同样的原因。
在人口学上，生产力发展，医学发展，使儿童夭折的概率大大下降，使大量国家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进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增长模式。
伴随着“婴儿潮”的来潮、退潮以及随后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现象，很多国家出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变，逐渐过渡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人口形态。
其本质是现代制度，尤其是福利制度，比如养老保险、社会保险，本质上都是分配不同年龄的参保人创造的价值，保证另一部分人获得生存生活所需的收入。
个人生存利益和族群发展利益出现了分化。
如果单纯计算人生账单，婚育行为是“不那么经济”的行为。因为从制度设计上，现代制度没有专注于减少大众“抚育儿童”的成本和支出，而是专注于“赡养老人”和弱者。这是一种转移支付。
家庭生育孩子越多，意味着“抚育支出”越多，未来孩子成年后，要上缴的各类福利性费用支出越多（交社保、养老保险）。而且抚育支出不仅包括确定性成本，比如奶粉、尿布、学费，还有不确定的额外支出，比如孩子生病或是踢球打碎别人家的玻璃，以及家长花在抚育上的时间。
对个人来说，不结婚不生育，节省抚育儿童的开支，选择购买养老服务，可能更有经济性，活的时间也更长，但也放弃了通过生育孩子，让孩子做更多尝试，获得更多“上升渠道”的机会。
面对老龄化、低婚育的人口问题，欧美发达国家大多选择有限度开放移民，补充社会缺失的劳动力。这只能治标并不治本，还会带来人口和民族结构的变化，引发更多的移民问题。
建立在追求个人权利，而非族群利益上的现代国家制度性地更重视个人生存质量，而非族群繁衍壮大，才是全球陷入低婚育问题的根本原因。
回头看中国的婚育问题，同样如此。
个人生存利益和族群发展利益，从趋同到分化，再走向趋同，即将走过一个完整的周期。
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要求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为扭转未来中国发生人口危机的趋势勇敢踏出一步。
也许科技爆炸，人类发展突破地球边疆，开始星际殖民，地球资源的上限被打破，个人生存利益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利益趋同，全球大多数国家才会对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逆转低婚育率的问题。
现代社会建立的制度，尤其是保险制度，侧重个人生存利益、个人养老，而非侧重繁衍后代，如果想要真正解决婚育问题，想要延续族群和文明，就必须做出改变！
距离2100年看起来还有很远，但是人口问题已经不是远期问题，不知道有多少国家知道，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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