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八一建军节，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在这一天，萧华将自己倾尽心血创作的《长征组歌》献给了军队。
当这部作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绽放时，它如同一股旋风，迅速席卷了首都各界观众的心。连续30余场的演出，场场观众爆满，其火爆程度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
随后的日子里，《长征组歌》更是跨越国界，随周总理的出访团队踏上了罗马尼亚、苏联等国家的土地。
这部作品的旋律在国际舞台上响起，赢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规格赞誉，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然而，就在《长征组歌》的声誉如日中天之际，其背后的创作者萧华却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困境。一股难以名状的紧张气氛逐渐在他周围蔓延开来，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暴。
事实果然如萧华所预感的那般，江青在上海紧急召集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在会议召开前夕亲自致电给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要求他出席。
但萧华坚守原则，认为江青并无军队职务，不适合在军队内部主持此类重要会议。
因此，他果断地委托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代为出席，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这一举动无疑触怒了江青。她愤怒地拍桌而起，对萧华的缺席表示强烈不满，并指责他摆架子、不将她放在眼里。
这场风波成为了两人矛盾激化的起点，也为后续的事态发展埋下了伏笔。
不久后，另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当时正在北戴河休养的萧华接到通知，得知北京有临时会议需要他出席。
他立刻结束休假匆匆赶回北京，却没想到等待他的竟是一份指控他儿子在银川杀人的简报。
面对这荒谬至极的指控以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示威性指示，萧华感到愤怒与无奈。
他深知自己的儿子一直在清华读书，从未离开过他的视线范围，更不可能去千里之外的银川犯下如此滔天大罪。
随着十月的到来，运动的气氛逐渐浓厚起来。军委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的紧急指示》，要求在军队内部开展大规模的运动。
这一指示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军队内部开始出现混乱迹象。一些战士甚至冲击军事机关和国防部，严重干扰了军队的正常运作秩序。
作为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对此深感忧虑，但他却无力改变现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态不断恶化。
在无助与困惑之际，萧华决定寻求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与帮助。在叶帅的鼎力相助下，军队终于召开了两次军事会议，对那些无理取闹、扰乱秩序的学员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教育。
然而，尽管事态有所平息，但萧华与江青之间的矛盾却已经愈演愈烈、无法调和。
196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碰头会”，旨在解决当前军队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然而，在会议上，陈伯达等人却对萧华进行了无理的指责与攻击，试图将他与刘志坚联系起来并诬陷他们对抗中央指示。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指责与攻击，萧华虽然竭力为自己辩解，但却屡次被陈伯达打断发言、剥夺话语权。
叶剑英元帅见事态严重且无法控制，便提前退出会场并立即通知了周总理。周总理闻讯后迅速向毛主席汇报了此事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与关切。
然而，毛主席的指示却未能及时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就在当晚12点时分，北京军区文工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造反派们纷纷涌向萧华的住处——景山东街。
他们堵住了门口、剪断了电话线并试图闯入屋内进行破坏活动。幸运的是，在司机机智勇敢的帮助下，萧华得以从后门逃脱并躲过一劫。
然而第二天清晨，“打倒萧华”的标语却如雨后春笋般贴满了他的家门口以及附近的街道两旁。
这一迫害行为不仅对萧华个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侮辱，更对军队的稳定与团结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与挑战。
林彪得知此事后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与愤怒，并直言要辞职以表达自己对这种无理取闹行为的抗议与抵制。
在林彪夫人的调解与斡旋下，双方之间的矛盾才得以缓和并避免了更大的冲突与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