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口述史 | 戴爱国：乘深港融合春风弘扬红木文化

民生 2024-12-23 08:45 广东

戴爱国

1971年出生于浙江温州，1973年随父母迁居香港，香港设计师、木作设计大师。“戴为”品牌创始人、深圳市政协委员、中国家具协会常务理事、香港家私协会副主席、广东省家居业联合会主席团主席、深圳市工商联（总商会）常务理事、深圳市龙华区总商会港商联谊会会长，曾参与起草多项红木家具国家标准、行业标准。2020年获“特区40年创业40载龙华区创业先锋”荣誉称号。

口述时间：2024年10月17日

口述地点：深圳红木家具博物馆

我祖籍浙江温州，自幼移居香港，成年后来深创业，深港两地在我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亲身经历了香港的繁华盛景，同时也亲眼见证了深圳的迅猛发展，并在大湾区这片更加广阔的舞台上，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深港合作的浪潮中，我有幸成为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与无数同胞共同努力，将深港两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壹

上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深圳还没有高耸的大楼和宽阔的马路，许多地方仍是荒地，生活颇为不便。落后是深圳当时给年少的我留下的最初印象。

随家人迁徙

在香港开启成长之路

上世纪50年代，我的祖父因缘际会前往香港工作，凭借一手精湛的木作家具手艺，在这片土地扎根下来。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全家也追随祖父的脚步，从浙江温州迁往香港。那时的我还不到三岁，对故乡的记忆逐渐模糊，香港则成为了我成长的摇篮。

家具制作是我们的家族事业，父辈在香港的生活，也要依赖努力经营好这项事业。从小我的生活便与木作家具紧密相连，无论是放学后还是假期中，我都会在店里帮忙，或是边玩边学家具的制作技艺。耳濡目染之下，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继承这份家族事业，不仅在实践中学习制作和销售家具，还深入学习了产品设计，以期将这份事业发扬光大。

早年木作家具更新换代很慢，市场需求并不大。那时候，在香港做木作家具的也就两千多人，而红木更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类别。

当年我们做家具主要是做外贸的来样加工，销往日本、美国等地。简单来说，就是国外华人按照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对我们传统的木作家具进行轻度改良，款式比较固定，卖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没问题。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制作的一款经典产品，还是沿用三百年前的款式。这些家具没有品牌，在国外统一被称为“中国家具”，以独特的“中国风”，赢得国外市场的喜爱。

凭借着勤奋努力，我们家在香港木作家具这条道路上持续稳扎稳打，1982年创办了祥利工艺家私有限公司，事业蒸蒸日上。

探亲之路

绕不开的深圳初印象

虽然我的少年时光在香港度过，但内地对我来说并非全然陌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尽管香港与内地的交通尚不便捷，父辈们仍怀揣着浓厚的乡愁，每隔三四年便踏上回乡探亲之路，携带香港的物资，帮助老家的亲人改善生活。

回乡之路并不平坦，我们需从香港过边检到达深圳，再乘坐火车一路颠簸回到浙江老家。那时罗湖口岸的条件十分简陋，只有小小的棚子遮风挡雨。尽管天气潮热难耐，但小小的棚子里却弥漫着思乡的深情。每次排队等候边检都要四五个小时，但我能感受到大家那种充满期盼和欢愉的心情。

走出边检口岸，罗湖的面貌映入眼帘。上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深圳还没有高耸的大楼和宽阔的马路，许多地方仍是荒地，生活颇为不便。落后是深圳当时给年少的我留下的最初印象。

随着经济特区的建立，80年代中后期，深圳各类建设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那时，我在深圳住过的第一家宾馆，叫竹园宾馆，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采用了港式用工和薪酬制度，在当时的深圳来说十分先进了。类似这种变化已经让人感受到，改革开放给深圳带来的变革正在不断发生。

随着香港经济的不断发展，做生意的成本逐渐攀升。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为了降低成本，家里决定到内地投资建厂，开启事业新的篇章。

贰

经过多方考察，我们最终在深圳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观澜。这个地方不仅离香港近，而且华侨众多，更重要的是，它离当时东莞的天堂围火车站非常近，骑摩托车仅需15分钟便可到达，交通比较便利。

命运轮转

随家人来深圳创业

命运的安排巧妙地与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重合。1989年，我完成学业后直接进入家族公司工作，恰逢公司计划前往内地投资建厂的时机。

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人工成本高昂，一位普通木作家具的手艺工人月薪可达一万元港币，而内地同等用工成本仅为一两百元，两地工资差距超过50倍，这样的现实促使我们做出了投资内地的决策。

那时的深圳，城市发展呈现出“关内”与“关外”的鲜明对比。罗湖、福田等“关内”地区持续发展，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而适合建厂的“关外”地区，如现在的宝安、龙岗、龙华等区域，仍相对比较荒凉。起初，深圳并非我们的首选之地，因为周边城市的基础设施更为完善，车站也更加密集。深圳当时只有一个车站，包车从罗湖到今天的龙华，如今不到半小时即可到达，在当时却要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经过多方考察，我们最终还是在深圳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观澜。这个地方不仅离香港近，而且华侨众多，更重要的是，它离当时东莞的天堂围火车站非常近，骑摩托车仅需15分钟便可到达，交通比较便利。于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决定关闭香港的工厂，转而在深圳投资建厂，并于1992年成立了深圳友联工艺家私厂。

初到观澜

生活艰苦但干劲十足

创业初期，总是伴随着重重困难。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虽然市中心的生活配套已经比较完善，但观澜远在“关外”，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依然薄弱，生活物资也相对缺乏。

初到观澜，我们连洗澡的热水器都是从香港带来的，衣食住行皆面临诸多挑战。当时，我们团队仅有四五十人，除了管理人员，还请了香港和台湾的木作家具师傅前来培训。令人惊喜的是，内地员工学习能力极强，香港需要两三年才能培养出成熟师傅，在内地半年左右便能出师。

▲2002年，第十届深圳国际家具展览会上，芬兰设计大师约里奥·库卡波罗为戴爱国颁发奖杯。资料图

那个年代的员工，钻研精神尤为强烈，同时也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招工之时，应聘者络绎不绝，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劳动力的问题。为了激发大家的积极性，我们率先在业内推行了包工制度，即一个优秀的师傅带领五六个人组成小团队，团队产量越高，收入便越丰厚。普通师傅的月薪三四百元已算不错，而包工领头的师傅甚至能拿到七八千元，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

木作家具的生产周期长，我们为产品制作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厂里的师傅们异常勤奋，一个月30天，他们甚至能干29天，还时常主动推迟下班。由于当时观澜片区相对荒凉，缺乏娱乐设施，除了发工资时放假寄钱回家外，他们平时周末只休息半天，其余时间都在工作。他们南下打工的目的单纯而明确——赚钱养家。

我被他们的质朴、勤劳深深打动。大家在一起，专注而勤奋地工作，虽然辛苦，但内心却充实而满足。他们心中没有杂念，除了勤奋工作，就是期待用自己的努力改善家人的生活。工人、工厂以及整座城市，都洋溢着努力创造美好生活的氛围，“撸起袖子加油干”正是大家每天的真实写照。

叁

随着内地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十几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与过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们曾计算过，过去几十年在国外积累的市场总销量，还不如在内地市场一年的销量。

飞速发展

红木行业走向巅峰

早年间，红木制品在国内主要产自江浙和广东地区，这些地区生产的传统手作红木家具深受消费者喜爱。特别是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作为港商和台商来内地投资的第一批企业聚集地，率先引入了新工艺，推动了红木家具的现代化转型。在深圳，红木家具的生产最早便集中在观澜区域。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内地经济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深圳更是焕然一新，其发展速度之迅猛令人叹为观止。市场经济的蓬勃兴起，推动了各行各业的繁荣发展，我们公司也紧跟城市发展的步伐，不断迈进新的征程。2004年，为了顺应企业发展的需求，我们正式注册成立了深圳祥利工艺家私有限公司，并推出了“友联为家”这一品牌商标，红木家具逐渐成为了我们的明星产品。

2000年之前，观澜的红木家具以出口为主，因为当时内地经济尚在发展中，红木家具价格昂贵，一套最便宜的都要两三万元，而当时的房价也不过两三千元一平方米，普通消费者难以承受。然而，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能力大幅提升，我们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并开始积极抢占国内市场。随着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

过去，我们出口的产品市场相对有限，无论是欧美还是东南亚，其市场规模都相对较小。然而，随着内地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十几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与过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们曾计算过，过去几十年在国外积累的市场总销量，还不如在内地市场一年的销量。

随着市场规模的急剧扩大，红木家具行业也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些曾在港企和台企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的人才，逐渐走出原有的企业，走到全国各地发展，推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延伸。到2008年，红木家具行业达到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

从2008年到2013年，红木家具的火爆程度可以用“惊人”来形容。当时，原材料和家具的价格每天都在上涨，甚至无法明确一个稳定的价格，其火爆程度堪比购买黄金。尽管价格高昂，但依然有很多人争相购买。以海南黄花梨为例，其价格涨幅之大令人难以置信，最贵的时候，木料从两万一吨飙升至三千万一吨。我们从事这一行几十年，也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变化。市场的不断拓展，也刺激着企业不断扩张，我们从一开始的四五十人，逐渐到几百人，到后期的两千多人，企业效益也不断创新高。

打造原创品牌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市场的热烈反馈持续推动着红木家具在设计与创新领域的飞跃。早在2000年，我们便已开始小规模的创新尝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一直秉持着“七分传承，三分创新”的设计理念，即在保留中国传统风格精髓的同时，对工艺、形态及选材进行革新。

当时，虽然我们尚未形成明确的品牌意识，但已经致力于设计出更符合现代人审美与使用需求的家具，以此试探市场的反应。这一从无到有的探索，得益于市场的繁荣，让我们有了勇于尝试的底气。当收到积极的反馈后，我们的创新之路便愈发顺畅。

2011年，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我带领团队创立了香港戴为集团。作为设计师，我亲自参与产品设计，并决定深入探索新中式风格。为此，我们专门设立了一条生产线，独立运营与设计，最终孕育出了现在的“戴为红木”原创品牌，它蕴含着设计、文化与匠心的精髓。

我们瞄准年轻消费群体，以独立品牌的身份进行更大胆的创新设计。相较于传统中式红木家具的贵气与严肃，我们的新品牌则展现出优雅与现代的气息，设计感强烈，视觉体验更为轻盈自然。内地消费者对新事物的快速接纳，给予了我极大的创新信心。然而，我也深知，产品一旦受到市场认可，便能迅速流行，但同样也会迅速过时，因此，持续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同时，随着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地价迅速上涨，需要大场地的家具厂逐渐外迁。但深圳朝气蓬勃的发展氛围始终影响着我们，开放包容、勇于创新的城市文化氛围激励着我们不断探索。观澜红木产业也从“加工厂”逐渐转变为“产品设计研发中心”，正如早期香港工厂搬迁到内地所经历的角色转变一样。

2013年之后，随着市场需求的逐步回落，原创设计和工匠精神被提升到全新的高度。幸运的是，我们提前预判了市场变化，并在创新设计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因此，2013年后的市场变化对我们的影响相对较小。通过多年的积累，我们企业与深圳的红木产业一样，以原创设计、文化传承以及优良的品质，在市场稳定地占据了一席之地。

肆

多年在深港两地的生活经历，让两个城市都成为我的“家”。我亲眼见证了深圳的飞速变化，也深刻体会到了深港合作的巨大潜力。

建言献策

助推区域地标打造

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断积累，观澜红木产业逐渐壮大，影响力也显著提升。在深圳努力塑造城市特色、丰富文化底蕴的过程中，观澜红木文化成为展现城市风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我有幸成为这一过程的见证者与参与者，经历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观澜红木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为这片区域带来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还提升了整个地区的文化品位。2006年，观澜版画基地的成立，更是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文化魅力。我意识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仅能丰富观澜的文化底蕴，还能为红木产业带来更广泛的正面宣传。

▲2001年，第九届深圳国际家具展览会上，戴爱国陪同嘉宾参观展位。资料图

因此，出于对文化的热爱和对红木产业的责任感，我向观澜街道办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建议：利用红木一条街，将版画基地的文化传承与红木文化相结合，共同打造一条集版画与红木文化于一体的特色街道。这一建议得到了认可与采纳，并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逐渐发展成如今广为人知的文化地标。

同时，我还积极向政府申请，由我们企业出资建设一座红木博物馆。这座博物馆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了解红木文化、感受红木魅力的场所，还成为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2014年，红木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游客与市民前来参观学习。

如今，观澜红木与版画基地已经成为龙华乃至深圳的一张文化名片，它不仅展示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还成为了推动区域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助力建设更高层次的

国际化大都市

多年在深港两地的生活经历，让两个城市都成为我的“家”。我亲眼见证了深圳的飞速变化，也深刻体会到了深港合作的巨大潜力。

初来深圳投资时，或许有人质疑我的选择，认为我是在香港难以立足才转战内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深港两地各有所长，互补互助才能实现共赢。香港回归祖国后，随着交通的日益便利，两地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误解与偏见逐渐消散。

深圳的发展既迅速又稳健，是一个脚踏实地、注重实效的城市。这里的营商环境优良，政府办事效率高，为我们创业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来了就是深圳人”，不仅是一句口号，更体现在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未来，我希望深港两地能加大人员学习交流的力度，尤其是大型交流活动，以进一步提升深圳的城市影响力。同时，我期望深圳能够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奖项，搭建更多国际化平台，并在对外交流方面进一步放宽政策，吸引更多文化元素融入，增强城市的国际性。

我相信，深圳已经具备了成为更高层次国际化大都市的条件。只要我们继续努力，不断完善和提升，就一定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未来，我也将继续为深港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共同书写两地更加辉煌的篇章。

采写 | 深圳晚报记者冯进容

编辑 | 余凯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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