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历史一直是广大历史爱好者的关注热点。但相比较而言，人们往往更关注那些叱咤风云、惊心动魄的大小战役，貌似三国时代是一个武将主导的年代。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三国时期的历史沧桑巨变，也催生出了很多名昭青史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诗人。比如三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建安文学，又称“建安风骨”。建安文学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真实反映了汉末三国乱世中真实的社会风貌与诗人的感慨情怀，在古代文学史上地位崇高，李白曾经写诗赞颂“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对其评价极高。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包括“三曹七子”，三曹是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七子是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军事家和诗人曹操。
正是曹操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为建安文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营造了绝佳的成长环境，使得文学创作在当时士人集群中成为一种流行和时尚“，“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一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使得建安文学的成长具备了丰厚的生活土壤。不过，三国时代能写诗作文的不仅只有三曹七子，很多知名人物都有诗作传世。比如诸葛亮躬耕南阳期间，曾经写过一首名诗《梁甫吟》。
这首诗是一首咏史诗，写的是齐景公用国相晏婴之谋，以二桃杀三士的故事。齐国有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个勇士，都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虎将，但却桀骜不驯。晏子为齐景公献上“二桃杀三士”的计策，不费吹灰之力让这三人互相残杀，同时殒命。历来对诸葛亮此诗有不同的解读。一种看法认为，诸葛亮站在公孙接三人一方，对他们的遭谗遇害表示深切同情，也对他们的武勇和才能极表钦佩。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诸葛亮是用了明褒暗贬的手法，隐晦地表达了对使用巧计杀死三勇士的晏子的赞赏之情，渴望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人。同时代的司马懿也不甘落后，《晋阳秋》记载了他鲜为人知的一首诗，大气磅礴，一下子让诸葛亮的胸襟格局显得渺小了许多。魏国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带领大军出征辽东，讨伐辽东军阀公孙渊，大获全胜。司马懿在归途中路过老家，召见本地的地方官吏与家乡父老、故旧亲朋，众人欢聚一堂，开怀痛饮，气氛热烈。席间司马懿诗兴大发，当场即席赋诗一首《宴饮歌》，全文如下：诗的大意是说：汉末王室倾颓，群雄割据。如今曹魏集团扫灭群雄，消弭战乱，重见太平。他司马懿与曹魏皇帝风云际会，深得重用，带领千军万马奉旨扫灭反贼，路过故乡。他渴望一展自己胸中抱负，为皇帝肃清万里，一统河山，到那时他再归隐田园，功成身退，与父老欢会。“待罪舞阳”是自谦之词，因司马懿曾受封舞阳侯。相比较而言，诸葛亮的《梁甫吟》更关注于个人价值的体现与升华，显得气度狭小。而司马懿则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把实现个人价值与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胸襟气度明显高出诸葛亮一筹，一下子让诸葛亮渺小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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