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世界日报专讯】(原载央视网)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前访问菲律宾巴拉湾期间,由美国军人组成的“阿云金特遣队”首次被披露,该部队以“阿云金”(即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命名。
此事在菲律宾国内引发不少关注和讨论,除主要媒体相继报道外,菲律宾参议院少数党领导人•洪智未洛斯还公开称,特遣队的成立是美菲安全合作的重要进展,有利于巩固菲律宾“在海牙的胜利”。显而易见,这是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拱火”“递刀”的最新例证,从中也能看出,菲律宾现政府全面强化菲美战略捆绑的政策调整已经基本完成,菲律宾和美国在同盟关系框架下的安全合作正迈向列表化、任务化、项目化。
围绕着这个问题,笔者在赴菲律宾参会期间与菲有关人士、前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进行了一些交流。
特遣队参与指导菲海上行动
所谓“阿云金”特遣队的设想成型于2024年7月。其背景是:菲律宾有意在6月17日制造的海上挑衅在中国反制下并未得逞,美国遂向菲律宾提出设立特遣队的建议,菲律宾没有拒绝。
特遣队由15名左右的美国军人组成,驻扎在菲律宾巴拉湾岛,与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定期举行训练演习,演习内容主要涉及菲律宾向其在仁爱礁坐滩并非法滞留的军舰提供人员轮换和物资补给,主要目的是向菲律宾提供海上行动指导并提高美菲情报互通能力,具体任务还包括增强有人、无人军事设备协同能力并向菲律宾提供人员培训。今年10月美军对菲进行的所谓“小艇防御术”培训的教官即从该特遣队选出。
目前由该特遣队整合使用的无人设备包括至少四艘半潜式布局的MANTAS T-12型和至少一艘传统布局的T-38“蝠鲼”型无人艇,这两型无人艇均由由澳洲海洋战术系统公司美国分部提供。其中作为主力的MANTAS T-12型无人艇长约3.6米,可承载约60公斤的有效载荷,巡航速度约20节,不重新充电时最大续航力约120海里,经菲公务船或军舰在巴拉湾以西海域布放后其续航范围能够覆盖仁爱礁和仙宾礁。
菲律宾学者认为,菲美此类安全合作旨在增强不对称优势,既可以执行针对中国海上活动的监视任务,必要时也可能会更换无人艇上搭载的任务模块。
事实上,该特遣队的设立并非无迹可循。自2024年以来,菲美防务部门低调进行了数次南海推演,其中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被视为最可能发生冲突升级的区域,美国对向菲律宾提供持续的信息支持和海上缠斗指导进行了评估。
上文提到的两种型号的无人艇今年上半年均参与了美国海军印太司令部举行的“无人设备整合项目”测试。而在今年9月于菲律宾举行的第五届亚洲防务与安全展览会上,菲律宾前海军司令托里比奥•阿达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含蓄透露,菲律宾海军正试图通过小型无人艇来增强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海域态势感知。
特遣队背后的美国“算盘”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在信息共享、态势感知和缠斗战术方面对菲律宾提供了不少支持,对此中国一清二楚。
美国这种做法反映出华盛顿执意以强化美菲同盟为依托、以介入南海问题为抓手,破坏中国南海安全环境的意图,美菲相互勾连的举动也暴露出菲律宾武装力量从激化海上矛盾、挑高对抗情绪、推动摩擦升级中尝到了甜头。通过设立特遣队,美国也能更直接地了解到中国海警船的任务习惯和活动方式,从而为其态势分析和战场准备提供信息支撑。
从针对的具体海上事态来看,美国这个特遣队十多个人的规模其实还不算小。这种支持给了菲律宾更多挑衅的底气,也挤压菲律宾内部协调和决策的政治空间。事实上,对于今年7月21日中菲就仁爱礁运补事达成的临时性协议,长期在南海问题上“火上浇油”的美国并不乐见其成,这也是为什么在中菲达成临时性协议的几乎同一时段,该特遣队也正式成形。
未来,美国可能藉此采取更多方式鼓动菲律宾在海上制造事端。例如在菲律宾运补的同时,针对中国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或在菲律宾运补船进入中方管控线前象征性地提供所谓“护航”,借机演练信息系统互操作和指挥链条共享,美国军事人员也可能以记者身分为掩护随船观察,甚至对菲海上行动进行指导。
谁在制造南海安全阴影?
当前影响南海局势的外部不确定性十分明显,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外部势力的介入。南海形势虽总体稳定可控,但也因美国的“地缘政治妄想症”而笼罩在对抗阴影之下。
南海争端复杂,牵涉面广。岛礁归属、海洋划界以及历史性权利等事项交织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多层次的法律问题,需要当事国直接谈判咨询才能妥善解决。中国主张有关各方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有关问题妥善解决前,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包括建立和完善争议管控规则和机制,争取在协商一致基础上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菲律宾如果还是试图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引入域外力量,以“灰色地带”式的海上缠斗挑衅生事,以虚假叙事的方式不断抹黑攻击中国的南海政策,不仅无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也会对分歧管控的路径造成破坏。
历史和实践已经并且会继续证明,菲律宾和域外力量勾结虽然会给这片和平之海带来些许波澜,但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维权和控局能力,它们终究掀不起什么惊涛骇浪。(本文作者:丁铎,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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