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作者：布鲁斯·I·古德门德森 译者：帝林
英军部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步兵通过跨海远征对抗轴心国，而这一作战模式，始终在逐渐增强的空中力量掩护下进行。
在很大程度上，这反映了传统的英美军事思路，即历史上英美更倾向于依靠装备精良的远征军，而不是大规模陆军。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发展，英美更加倾向于认为可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大多数军事问题。
这在军事组织和战术原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两国的步兵数量严重不足，但却同时保持了参战军队中最高的“后勤与作战人员比例”。
当然，英美两国在语言、历史和军事传统方面存在的共性，远远超过它们的差异。美军更倾向于遵循大陆的克劳塞维茨主义，而英国则因一战的经验对消耗战持极大保留态度。
英国远征军（B.E.F.）在敦刻尔克遭遇重大失败，但其步兵在法国战役中表现出一定的韧性。根据与英军交战的德军第四军团的报告，“英军士兵身体素质极佳……在战斗中表现得顽强固执，是一名高价值的战士……在防御中，他能够承受任何惩罚。”
然而，其各兵种之间的协调极差，其唯一一次成功的阿拉斯反击，由于坦克缺乏步兵支援而失败。
尽管如此，英军从法国战役中吸取了重要教训，特别是德军步兵在火力与快速机动的支持下进行渗透的战术，以及他们利用伪装和掩护的方式，来成功击破敌军阵地。
撤退后，英国陆军迅速采取措施吸收新的战术思想。艾伦·布鲁克爵士出任本土部队总司令，伯纳德·佩吉特爵士担任参谋长。在像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和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这样的资深将领的协助下，他们开始重塑英国陆军。
对步兵而言，这意味着恢复其真正的进攻能力，并基于小单位的火力与运动展开。为此，战时办公厅任命了一名步兵总监，并在每个作战区域设立专门的步兵小组，以研究步兵的特殊需求并确保其获得适当的武器。
同时，各师和总部也设立了“战斗学校”，以提高步兵的战斗训练标准。正如佩吉特将军所言，步兵应当成为“战斗的锋刃”。
虽然1936年的连排编制改革被认为是合理的起点，但英军新的战术训练被呈现为一种完全“新面貌”。新的战术原则以“战斗演习”的形式为步兵提供一个实用的战术框架，避免战术执行中的随意性，在各战斗学校中传授，旨在通过这种演习促进步兵团队协作并提升战斗效率。
因此，步兵训练的第一阶段就是要让新兵相信这一点。虽然仍然强调个体的战地技能，但几乎所有基本的军事行动都以演习形式传授，包括前进、应对敌火、发起攻击和突破障碍等。在防御和进攻中，战斗演习被视为生存和成功的最佳保障，依靠条件反射来弥补战斗中的困惑。
正如李德尔·哈特在多年前倡导的那样，统一战术并不是为了压制个人的主动性，而是为了让各级士兵，尤其是初级军官和士官，树立必胜的信念。
英国“新面貌”的核心假设是，战斗是由小单位赢得的，即使在与上级总部失去联系或补给时，这些小单位也能继续作战。
为此，所有的英军步兵战斗演习都是从班级开始的。虽然强调一个班通常不可能独自作战，但如果班级被孤立，它应该继续独立作战。这显然反映了李德尔·哈特的理论，他一直认为在英国的组织中，排而非班是基本的机动单位。
但尽管排被认为是机动单位，步兵连却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作战的单位。连指挥官必须学习如何在行动中作出判断，而排级指挥官也需要适应在移动中做出决策。
为加快反应速度，英军还强调战斗程序，例如，连长带着炮兵和迫击炮顾问进行前线侦察和计划。然而，这些新的快速战术方法并不总是容易被接受，因为英军内部仍存在一个保守派势力，即倾向于使用更为周密的战术准备方式。这一派的口号往往是“欲速则不达”。
同时，尽管采取了这些改革，但其战场表现仍然受到德军的批评。一份德军官方手册赞扬了英军个别士兵的勇气和坚韧，但也指出：“英国人尚未成功摆脱其天生的刻板工作方式，英军在进攻中的失败，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笨拙且过于机械化的指挥技术……下达的命令过于系统化，细化到每一个细节，几乎不给下级指挥官留下自主空间”。而这种笨拙从上到下层指挥层级不断传递。，
除此之外，英军为应对新的战术挑战，特别是在装甲部队与步兵的协同方面，进行了改革。尽管演练得到了强调，但步兵与坦克的配合问题始终困扰英联邦部队。
这一问题在非洲战场尤为严重，甚至导致“第八军中普遍存在对己方装甲部队的极度不信任和仇恨”。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军在班排层面引入了“第二梯队”演练，旨在教会步兵如何利用坦克的火力和机动性，反过来支持装甲部队。
然而，由于英军无法为装甲旅的步兵营配备足够的机械运输工具，大多数坦克的行进速度被限制在步兵的步行速度。于是，英军更关注如何弥合机械化机动的差距，而不是解决坦克与步兵协同作战的根本需求。
这种机械化机动的迷思导致英国军方错误地认为，一旦步兵能够获得足够的机械化运输工具，现代战争的需求便可以得到满足。
不过尽管英军在这一方面存在重大缺陷，但他们在非洲对意大利军队的进攻表现相当出色。意军步兵训练不足，尤其在现代战争战术方面，其士兵大多非机械化，无法适应现代战场。意大利军队官兵待遇差距大、更缺乏军官与士兵的团结和战斗意识，因此普遍士气低落。
但随着隆美尔和非洲军团的到来，英国人开始面临着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对手。隆美尔的装甲部队迅速收复了昔兰尼加，并包围了托布鲁克的英澳驻军。
尽管如此，这支驻军的顽强抵抗展示了准备充分的步兵防御的强大防御力。隆美尔承认，德军步兵在阵地战方面的训练不如英澳士兵，并为此采取了紧急训练措施，以提高步兵在阵地战中的战术素养。
在北非战场，即便装甲部队被称为“沙漠女王”，步兵技能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隆美尔认为，步兵的主要任务是占领并坚守阵地，以阻止敌人的行动，或迫使敌人采取其他行动。
同时，步兵部队必须足够机动，以避免被困在某一特定地点。隆美尔在进攻加扎拉防线时展示了他对步兵的巧妙运用：其非机械化步兵部队牵制住英军，而装甲部队则绕道进行包抄。
在托布鲁克的攻势中，德军步兵通过工程兵在雷区中开辟突破口，成功突破英军防线。这场战役充分证明了即便是在以坦克为主导的沙漠战场，步兵技能依然是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
从1941年中期开始，英军在所有战役中都在地面和空中占据了对轴心国的数量优势；在阿拉姆哈法战役和阿拉曼战役中，这种有利的差距更为显著。
在这些战役中，英军指挥的作战风格更适合静态战和有条不紊的战术方法。蒙哥马利的最终突破从一开始就是由步兵主导的，其目标是系统性地摧毁维系轴心国防御系统的敌军步兵，从而迫使敌军坦克不得不参战。
德军将领冯·梅伦廷（von Mellenthin）指出，英国的作战方式“缓慢、僵化且过于程序化”，他甚至认为“英国人从未真正解决在开放沙漠中进行机动作战的问题”。
相较之下，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的胜利更多归因于“兵种协同原则”以及德军装甲师作为一种“高度灵活的多兵种编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沙漠战争中，造成英国坦克损失最为严重的武器是德军50毫米反坦克炮，它取代了之前的37毫米炮。50毫米炮体型较小且便于操作，攻击和防御中均被积极运用。
隆美尔在1942年5月至6月的利比亚战役中巧妙运用了这些武器。他的坦克进入战斗后，紧跟着反坦克炮，以便在坦克遇到强大抵抗时可以在炮火掩护下撤退；如果反坦克炮受到威胁，坦克则可以从敌军侧翼进攻，支援炮火。
英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并不知道他们遭到50毫米炮的攻击，反而误以为是坦克造成的。
1942年，经过突尼斯战役中的激烈战斗，预示着未来意大利崎岖地形和法国灌木丛地带，步兵的独立作战能力和作战表现变得愈加重要。
为此，英国对其装甲师进行了重组。原本由两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营组成的编制被改为一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后者包括三个营。
重组后，英国装甲师中的步兵营数量超过了装甲团（即营）四比三，坦克总数从368辆减少到188辆。此次步兵数量的增加，部分是受德军装甲战的启发，部分也是为应对突尼斯起伏的地形。
然而，反坦克防御依然是至关重要的，1940年时以机枪为核心的阵地，如今则叠加了反坦克计划。随着部队不再像在东线那样孤立，旅长们也不得不遵循更高层级的反坦克计划，单位和小单位的战术选择因此变得越来越有限。
从本质上讲，这种转变符合英国步兵的作战方式，即让步兵在连一级及以下的单位中专注于精确的火力射击。这一点也反映在英国步兵连的组织结构上，连队人数大约为125人，且没有任何主要的支援武器，这使其成了二战中编制最小的单位之一。
在突尼斯的丘陵和山谷战术取代了沙漠中的战术，英国步兵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最低层次的战术训练在战争中非常重要。在这场战役中，许多排长因过于急切，随即与其前锋部队一起推进而不必要地成为伤亡对象。最终确定出，排（和连）长可以通过在远处指挥后备部队的机动，来更有效地指挥战斗，而不是亲自冲在最前线。
在进攻中，英军提倡使用“小群火力与机动”的“椒罐战术”，即通过小股部队交替掩护推进。这样的战术是针对德军相互支援的坚固阵地所提倡的解决方案。
美军部队
在北非的美军经历与英国类似，但由于美军的作战方式和组织形式不同，影响也有所不同。美军有着自己独特的战斗经验体系，这一体系源自于革命战争时期，并在内战期间受到法军理论的显著影响。正是这种独特的军事实践，促使美军在随后的战斗中展示出与英军不同的作战风格。
一战后，美国步兵营的结构被重新调整为“三角化”，即取消了一个步兵连，代之以一个机枪连，剩下的步兵连则从四排减少到三排。这一重组确保了美军回归基到班组的组织形式。
从1920年到1932年，美军步兵班组的编制通常由一名下士班长、两人组成的自动步枪组、一名步榴弹手和四名步枪手组成。而到1934年，随着M1加兰德半自动步枪的引入，美军认为步兵依赖自动步枪组掩护或支援火力前进的需求将有所减少。
相反，一个自动步枪班被纳入排中。因此，尽管欧洲的步兵火力主要通过增加轻机枪数量来提升，但在美国，火力的增加更多地依赖于单兵肩扛武器的射速提升。
不过总的来说，当时的美军步兵在“武器装备、组织结构和战术”方面被普遍认为处于“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过时的状态”。
1939至1940年，随着陆军地面部队总司令莱斯利·J·麦克奈尔中将的推动，美军步兵进行了彻底审查。八人班在一战中无法在吸收伤亡后继续战斗，因此步兵班的编制增加到12人。
其由八名M1步枪手组成（包括从1940年底开始增加的有经验的中士班长和下士副班长，以及两名侦察兵），一个三人BAR小组（其中两人携带M1步枪）和一名配备M1903春田狙击步枪的狙击手。
三个这样的班组成一个排，三个排再加上一个武器排组成一个约198人的步枪连。武器排装备两挺.30口径的空冷“轻”机枪和三门60毫米迫击炮。到1943年，它失去了两把自动步枪，但增加了三具2.36英寸“火箭筒”反坦克火箭发射器和一挺.50口径机枪用于防空。
步兵营则包括三个步枪连和一个重武器连，重武器连配备六门81毫米迫击炮、八挺.30口径水冷机枪，1943年还增加了七具反坦克火箭发射器和三挺.50口径机枪。
步兵团由三个步兵营组成，还包括一个反坦克连，装备有十二门37毫米（后为57毫米）反坦克炮；一个加农炮连，装备六门自行75毫米榴弹炮和两门自行105毫米榴弹炮（1943年被取消，改为三个加农炮排，各配六门拖曳式短管105毫米榴弹炮）；以及一个勤务连。
三个团加上支援部队组成一个步兵师，三角化的概念被应用于整个美军。到1942年，布朗宁1918A2型自动步枪重新被纳入步枪班，而自动步枪班被解散。美军正是以这种基础编制投入了北非战役。
装甲步兵的组织
与标准步兵不同，装甲步兵能够乘坐“白色”M-3半履带车进行自给自足的机动。最初，装甲步兵班按战前的标准步兵班组织，由一名下士指挥七名步枪手。
到1942年3月，装甲师编制规定装甲步兵班的编制为12人，由一名中士指挥，下士为副班长。自动步枪手及其助手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半履带车上安装的.30口径机枪。装甲步兵班的总人数为11人，其中8人为步枪手，携带M1步枪。
在战争期间，从1940年6月30日的45.6万，美军扩展到1945年6月30日的1185.7万，其中68%为陆军。1941至1943年间，步兵增加了600%。美国共有89个庞大的陆军师和6个海军陆战队师，还有庞大的战略空军和两洋海军。这种扩张无疑是一项巨大成就
对德军将领如隆美尔来说，这种动员奇迹般的展现了美国的“卓越的实用精神和对传统及无用理论的完全漠视”。但在短时间内组建如此庞大的军队，也面临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是，尽管在组织和训练上采用了一些先进方法，但总体质量却在下降，整个系统开始像一台巨大的“香肠机”。就像贝克将军在扩充德军时期竭力避免的情况一样，个别士兵无法得到充分的关注。
步兵的射击训练几乎是连续不断地进行，训练队伍一批接一批地通过专门的训练班，但大量的武器训练和其他科目课目都是由人数有限的教官带大规模的班级进行。
这种情况暴露了美军当时面临的最关键问题，即缺乏体能优秀、充满活力且经过良好训练的领导者，尤其是基层军官。1941年，乔治·C·马歇尔报告称，基层军官缺乏经验，对自己没有信心，因此未能承担或履行其责任。
而在演习和野外作战演练中，基本训练和小单位战术的明显缺陷依然存在。甚至到1944年11月，巴顿将军仍愤怒地表示：“这场战争中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连军官缺乏效率和责任感。”
也正因为这些原因，美国步兵手册详细阐述了小单位战术。虽然这些手册的基本原则与英国步兵的战斗演练出版物相似，但美国手册提供了更多的情况变种和战术应对方式。
小单位步兵进攻
美国小单位步兵的进攻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行军、展开（包括接敌行军）以及正式进攻。在正式进攻开始时，所有前线部队部署成“散兵线”。在展开阶段，班组根据地形可以选择使用纵队、展开的纵队或菱形队形。
进攻时，排通常会分配到某个“行动区”，其连队正面宽度一般为200至500码。连长通常会选择一个观察哨位，并尽量指挥战斗。但一旦战斗开始，他的主要影响力往往集中在如何运用武器排的支援火力，特别是三门60毫米迫击炮。
火力与机动在进攻中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尤其是在必要时班组通过突击向前推进。
理论上，每个班组由两名侦察兵（称为“艾布尔”小组）、四名自动步枪手（“贝克”小组）和五名突击手（“查理”小组）组成。
班长通常与侦察兵一起行动，直到敌人被发现和定位；随后他制定计划，并指挥自动步枪手提供火力支援，同时亲自率领突击组通过短距离冲锋发起进攻。
然而，这个系统的缺点在于班长往往与侦察小组一起被困住，而班组中两到三名士兵的伤亡，就会导致整个战术布局变得无法执行。
与上述步兵战术不同的是，巴顿曾提出“行进射击”战术，即步兵在向前推进的同时，利用所有可用的大口径武器进行支援，沿散兵线向任何疑似藏有敌人的地方开火。部队应持续前进，每两到三步射击一发子弹，以这种方式压制敌方火力。
他认为对活跃的敌军，使用小于营规模的单位进行作战是灾难性的。为此他反对常规的冲锋战术，认为“今天，战场上的主要小型武器火力以及大部分压制火力由机枪、迫击炮和火炮提供，在300码距离内使用冲锋战术并没有任何优势。”
巴顿的这种战术虽然具备了极大的火力压制效果，在火力充足的情况下效果良好，但也容易遭到反击。特别是面对固定的机枪阵地，以及部队缺乏利用地形和团队协作能力的时候。
不过比上述更为诡异的是，由于美军主要为进攻行动组织，因此其步兵连的防御战术在开始前并未得到同等重视，这导致许多部队在战斗中倾向于过度武装和挖掘工事，而忽视了隐蔽性。
巴顿甚至禁止部队在达到最终目标之前挖掘战壕，因为一旦部队挖掘战壕，就难以再次发起进攻。
美军初期在突尼斯的作战经验也反映这类问题，麦克奈尔将军报告称，步兵对火力的推进表现出明显的畏惧，导致进攻迟缓，而官兵又普遍对自己的安全过于关注。为此，他呼吁必须维持进攻组织，而不是过度防御。
1943年西西里的入侵和征服，标志着美地面部队在作战成熟度和威望上达到了与英国相当的水平。然而，西西里的地形非常有利于防御，通常需要迂回复杂的侧翼机动来应对德意军队的坚守。
德军仅有不到四个师的兵力，且几乎没有空中力量和海军支持，而盟军的兵力超过了12个师，且有空中和海上拥有绝对的优势。
但在陡峭的峡谷和崎岖的山丘中，盟军无法集中使用其优势坦克和火炮，战斗实际上演变为无数的小型步兵交战。幸运的是，盟军首次登陆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他们取得了战术上的完全出其不意。
如果他们不得不战斗，情况可能会更加困难，因为大多数盟军步兵在上岸时携带的装备过于沉重，背负着“即便是最激烈的枪战也无法用尽的物资”。而德意军队也比英美军队表现更为出色，其一共抵抗了近五个半星期。
至于随后的意大利战役，则比西西里战役更加艰难。意大利“软腹部”的地理位置实际上并不“软”，战斗最终成了“再过一条河，再翻一座山”的艰苦过程。
在这场战斗中，出乎意料的是，现代装备并未必使军队更加机动，意大利的道路和天气条件再次清楚地表明，物理机动性和战术机动性之间永远存在差距。
在意大利冬季，装甲部队无法在道路以外机动，连绵不断的降雨将“阳光明媚的意大利”变成了泥泞不堪的沼泽地。英军车队频繁堵塞道路，而法国朱安将军指挥下的部队，却仅靠少量车辆和驮运，在相同的地形中比英军推进得更快。
大多数进攻也因此不得不依赖步兵、工兵和火炮，且常常在数量上无法占据优势。这很快让人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
意大利战役中还出现了激烈的城市战斗，虽然规模较小，但与东线战场的街头战斗相似。在奥尔托纳，第一加拿大师与德国第一伞兵师展开了代价高昂的巷战。
德国人选择只守卫城市的北部，而将南部变成了布满陷阱和埋伏的噩梦地带，城市防御成了一个微型“斯大林格勒”，充满了一个个互通和坚固的据点。
在这场战斗中，德国首次使用了一次性反坦克武器铁拳，而加拿大军队则发展出一种改进的“开洞”战术，即用“蜂窝”炸药炸开房屋分隔墙，使部队可以不在危险的街道上出现逐屋清理。
尽管这一技术最初是由德国用于防御目的，但占领的建筑物必须被大批兵力驻守，以防止德军通过自己的“开洞”战术渗透并重新占领。这导致了极为近距离的战斗，第二加拿大步兵旅的正面战斗宽度甚至不超过250码。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军在这场被称为“小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并未打乱其标准战术组织结构。而为占领这个仅有1万人口的小镇它们用了八天，付出了2,605人的伤亡。
卡西诺争夺战
1944年1月安齐奥的两栖登陆本意，是为盟军提供一个替代于漫长、代价高昂的前线进攻的战术选择。然而，安齐奥滩头阵地的70,000名士兵和18,000辆车辆（平均每四名士兵就配备一辆）成了像搁浅的鲸鱼，需要盟军前来解救。
而这场解救行动又牵涉到了卡西诺镇的争夺。在卡西诺战役中，地形极其不利于坦克作战，坦克只能扮演支援角色。步兵主要在废墟中、反斜坡、洞穴和混凝土掩体中作战，而迫击炮则成为了最有效的武器。
富勒质疑盟军对卡西诺实施的大规模火炮和空袭是否具有战术价值，他认为这种“金属雨”的效果，使得进攻方几乎无法有效行动。
但尽管如此，卡西诺由德国步兵和伞兵主导的防御战，确实是一场史诗般的战术成就。最终，卡西诺阵地被盟军通过侧翼迂回战术所占领。而盟军经历四场大规模战役并付出了8,000多人的伤亡，才赢得了这场类似索姆河和帕森代尔的胜利。
在意大利战役期间，盟军第一次开始经历步兵短缺的问题。到1943年年底，加拿大第一师的每个步兵连都遭受了50%的伤亡。尽管加拿大采取了重新征募的政策以获取更多步兵，但到1944年，一些线连的平均兵力已经下降到45人。
英美联军在战斗中开始慢慢领悟到，即使是在现代战争中，步兵仍然比坦克或飞机更为重要。事实上，当计划将加拿大第五装甲师调往意大利时，亚历山大将军就明确表示反对，称“意大利战场上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装甲部队可供使用。我宁愿再要一个加拿大步兵师。”
训练有素的步兵短缺（许多增援部队到达时对基本的排和班战术一无所知，有些甚至从未发射过布伦轻机枪）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在加拿大国内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
英国同样面临严重的步兵短缺，它不得不解散两个师，但这一措施只解决了部分问题。实际上，英国在战役开始时就陷入困境；战争办公室使用的北非战区“损耗率”，根本无法适用于意大利或西北欧战役。
在北非，步兵在激烈战斗中占总伤亡的48%（相比之下，装甲部队占15%，炮兵占14%）。但在意大利和诺曼底，步兵部队承受了76%的全部伤亡，装甲部队和炮兵分别只占7%和8%。
美国人估算，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的一个步兵师在每三个月内步兵团的损失几乎达到100%。虽然在美国的系统下能自动进行补充，但如此高的步兵流动率通常会严重影响师的战斗效率。
1944年初几周内，美国军队的步兵替换短缺已经达到了危机的程度。巴顿的第三集团军的替补需求达到了9,000人，而平均步兵连的编制只达到了其预定兵力的55%。
为应对危局，巴顿干脆将5%的军团和司令部人员撤出并训练成步兵。此举据说引起了他的一些部门负责人的“强烈抗议”，他们声称“如果人员被削减，他们将无法继续办公室运转。”但巴顿后来愉快地写道，“实际上，即使我们后来削减了10%，也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具有讽刺的是，当盟军饱受步兵短缺困扰时，他们的后勤队伍却是充满人力和物资的“丰饶之角”。为此，巴顿坚持认为，如果艾森豪威尔对后勤区部队采取类似行动，“我们可能早就结束了战争。”
然而，实际采取的行动并不都如巴顿建议的那样积极。为提升步兵的士气和地位，步兵班长的军衔从中士提升为参谋中士，副班长则从下士提升为中士。
在这方面，通过将军队总人数除以其部署的师数来计算，是衡量军队组织效率的一种粗略方法。简而言之，它是维持一个师运作所需的全部人员总数。
加拿大军队的这一数字高达93,150；英国军队为84,300；而资源更为丰富的美国军队则为71,100。
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解释，才能得出有意义的比较。因为加拿大的步兵师编制为18,376人（装甲师为14,819人），而其美国同等部队的步兵师编制为14,037人（装甲师为10,670人）。
但无论采用何种标准，没有一个国家需要像加拿大那样多的人员来维持一个战斗单位的运作。我们将所有战斗部队整体计算，加拿大军队中战斗人员只占全部兵力的34.2%，而美国和英国军队的比例分别为43.5%和65.3%。
相比之下，德国军队约为23,000人，平均每个师的兵力为12,000人。这意味着拥有8,500万人的德国可以陆续动员325个师，而拥有1.4亿人口的美国则勉强维持了89个师。
苏联方面为22,000人，人口超过1.7亿，因此能够部署500多个师，平均每个师兵力约为10,300人。
据英国情报部门工作的俄裔加拿大军官尼古拉斯·伊格纳季耶夫上校的说法，英国军队中每7个非战斗人员支持1名作战士兵，而在苏联红军中，这一比例仅略高于2比1。
他还特别提到了一名苏联士兵的情景，这名苏联士兵到达德国托尔高附近的易北河河岸时，他头上裹着肮脏的绷带，骑在一头牛背上，而这头牛正在拉着一辆没有汽油的小弹药车。
他声称自斯大林格勒以来，他一直是骑着这头牛并拉着这辆车，如果不是他，盟军可能还会遇到一些麻烦。我问他战争快结束了，他打算如何处置这头牛。他说，“吃掉它，”毫无疑问，他确实这样做了。
英美军队中供应过剩的倾向，也在行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诺曼底登陆时，伴随着士兵的垃圾更多是由于懒惰的思维而非实际行动上的懒惰。
也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许多步兵在登陆时的惨重伤亡。大多数参与首次登陆的步兵事实上负重过多，甚至超过了安全限度。
美国士兵平均携带超过80磅的装备，而对诺曼底滩头作战的照片进行仔细审查可以发现，英国和加拿大士兵也同样负担着相同负重。
D日当天在水中大多受伤士兵的最终丧命，就是因为由于被水浸湿而增加的重量和沉重物资，让他们在水中溺毙。比如当天第16步兵团E连共损失的105人中，只有一人是在滩头上岸后被杀，而其余都是在水中丧命的。
令人讽刺的是，许多士兵的背包里不仅装满了几盒香烟（这无疑是关怀士兵的福利官的“致命好意”），还携带了足够三天的口粮。事后调查显示，在战斗的第一天，大多数士兵甚至没有进食。
诺曼底登陆无疑显示了步兵士兵的战术表现与他背负的负载之间存在直接关系。虽然负载显然会阻碍行动，但过度负载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会削弱火力基地的火力，从而浪费了那些原本可能是出色的士兵。
比如E连的士兵只有250码的沙滩要穿越，但他们却花了一小时才走完这段距离。
一个恶性循环随之启动，因为疲惫的士兵容易感到恐惧，而恐惧的士兵又更容易疲惫。士兵背负的重量可能在火力下变得太重，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老兵，在沉重的负载下也没有力量冲锋。因为在那一刻，他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人了。
事实上，正如早年德国威廉·弗雷德里克学院进行的行军试验所显示的，没有任何训练能够让步兵适应过重的负载。依靠士兵的“常识”在战斗开始后丢弃不必要物品也并不明智。
在诺曼底的沙滩上，这种做法是不可能的，结果是，战斗前线被从未引爆的“孟买鱼雷”、从未使用的防毒装备以及原本有用但实际无用的梯子拖累。
在成功突破欧洲“亚特兰蒂克壁垒”的那一天之后，装甲重装的盟军军队在诺曼底的树篱田地遭遇了下一次震惊。这些树篱田地由小田地组成，田地之间被沟渠和比人高的厚实泥堤划分，长满了多年未被打扰的树木和灌木，错综复杂的小路和小村庄点缀其间。
这种地形对装甲战极为不利；坦克在越过道路和攀爬堤岸时，不可避免地会暴露其柔软的下部，成为敌方反坦克火力的靶子。危险的铁拳，对任何陷入这种姿态的坦克都构成极大威胁。
随之展开的“树篱之战”主要是一场步兵较量，装甲部队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因此，战略不得不再次屈服于战术的要求。
在树篱田地的战斗中，曾在其他地方作战的盟军步兵发现必须调整战术。例如，第50（诺森布里亚）师发现常规的战斗演练在应对树篱中的德军防御时并不适用。
于是他们从沙滩上运来了沙子，并通过在沙地上模拟当地地形，制定了一种新的攻击树篱的演练。这种演练传授给了所有排长，并被认为拯救了许多生命。
美军在切尔堡的作战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展示了步兵在清除碉堡和据点时所需的近战技能：“俯冲轰炸机和炮兵将外围战壕中的守军赶到混凝土掩体中。然后，步兵在轻型炮火的掩护下快速推进，直到距离目标300到400码的范围内。
从那里，机枪和反坦克炮猛烈射击掩体射击孔，而爆破小组则从后方迂回到碉堡后面，冲进掩体，用‘蜂巢’炸药或‘火箭筒’摧毁钢门，塞入长杆炸药和磷手榴弹，留下爆炸物和呛人的烟雾解决战斗。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很可靠，而且相对代价较小。”
在更高层面，英国于7月18日发起了“古德伍德行动”。由理查德·奥康纳中将指挥的强大的第八军团率领三支全装甲师，从卡昂以东和以南的狭窄正面发动进攻。其目的是与德军装甲作战，并使其损失到无法再成为德军战斗基础的程度。
但尽管这次行动最终牵制了德军九个装甲师中的七个，并为巴顿的未来突破创造了条件，但实际上，“古德伍德”行动也让更多的英国装甲部队遭受了损失。在72小时内，第八军团损失了300辆坦克。纵深的据点防御再次证明它能够轻松击败装甲部队。
也就是说，“古德伍德”行动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英国步兵不足，没有步兵就无法迅速清除据点，或防止德军渗透进行反击。此时，英国装甲旅编制中的一个步兵营被认为不足以执行所需的步兵任务。
此外，在“古德伍德”行动中，摩托化步兵旅被部署得过于靠后，无法发挥太大作用。在这一点上，可以公平地说，英国没有美国在组建混编战斗编队方面那样灵活。
罗梅尔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美国人在战术运用上“非常先进”，并且他们比英国人从北非战役中吸取了更多的经验。”
在1941-1943年非洲战役中，德国人成功运用了反坦克炮和地雷，这使美国人清楚地意识到坦克部队在作战中往往需要步兵先行，以摧毁敌方的反坦克防御。
因此，到了1942年3月，除第二和第三装甲师外，所有美军装甲师都进行了改编，调整为包括三个坦克营、三个炮兵营和三个各有1,001人的装甲步兵营。
所有营都具备独立后勤能力，能够灵活编入或抽调。这一改编有效地将步兵力量翻倍，而坦克数量则从390辆减少到了263辆。
当德国人在1944年12月16日的雾霾中发动了阿登攻势时，美军第七装甲师则在圣维斯成功减缓了德军的进攻，而该师正是按照上述编制进行组织的。
随后，尽管第101空降师在巴斯通的顽强防御，让人们打消了士兵可能会耗尽弹药的战场神话。但巴顿仍对美军步兵的整体表现严厉批评。
他指出，德军“比美军步兵更冷、更饿，但战斗力更强。”他愤怒地评论美军的新兵“不够聪明”，并承认美军步兵“需要尽可能多的炮火支援。”
这种批评得到了亚历山大·麦基的支持，他指责“巴顿的步兵就很差”。并还举了一个例子，巴顿的部队竟然被第九SS装甲师的一个面包房连击退。
尽管如此，关于各国军队固有战斗能力的泛泛而谈并无法证实，因为即便在同一军队内部，单位和编制的表现也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从所有的意见来看，德军步兵在盟军眼中普遍受到极高的尊重。
在诺曼底战役中，德军士兵经常需要在没有空中支援的情况下作战。这意味着在进攻中，他们必须依靠恶劣的天气、突然袭击以及纯粹的战术机智来取胜。
也正因为此，隆美尔坚决反对将德军装甲预备队后撤至大西洋防线后方。他坚信，盟军的空中优势如此压倒性，以至于再也没有可能大规模调动军队，即使在夜间也是如此。
而在防御中，德军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伪装和挖掘工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隐藏自己（甚至在东线战场上，空中优势也通常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现象）。
相比之下，盟军步兵则往往故意让自己在空中显眼，因为他们比担心德军空袭更害怕遭到英美空军的误炸。加拿大拉·绍迪耶尔团痛苦经历的误炸事故，充分证明了这样做的明智。
根据历史作战模型分析，100名德军士兵相当于120名美军或英军士兵。军事学者杜普依上校指出，这种优越的作战能力源自德军对军事卓越性的“制度化”努力。
与普遍观点相反，德军士兵远非“机械执行命令的机器人”，他能够进行高水平的独立思考和行动。这种传统使得德军士兵在单独或成对作战时表现出色，表现出高超的战术能力和领导素质。
德军鼓励士兵独立思考，培养士兵的智力和决策能力，这种训练甚至下达到了普通士兵的级别。可以合理地认为，德军小队指挥官的思维方式接近军官。
德军小队在执行进攻任务时往往也享有比其他军队更多的行动自由。正如德国弗里多·冯·申格·埃特林将军所言，“德军各级指挥官都接受了良好的领导培训，因为这在我们军队中是一种传统。”
正因为如此，盟军的报告中经常提到德军士兵擅长渗透作战，因为他们能够独立作战。德军似乎一直对小队作战的重要性抱有近乎坚定不移的信念，根据第十SS装甲师的一份文件，针对盟军进攻行动“最好的对策”是“以多个小分队悄然渗透到敌军防守薄弱的区域”。
这在阿登攻势中，德军就使用“突击营”作为先锋在没有炮火支援情况下，迅速渗透到美军的前线阵地之间。
小队行动也构成了德军积极反击的基础，正如盟军在一份战后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经验表明，德军几乎总会发动反击，以瓦解小股步兵部队的攻击。你可以预料到，反击通常由10到20人的小队组成，时间不会超过你接近德军阵地后的五分钟。
这些小分队通常装备有轻机枪和冲锋枪，极少用刺刀搏斗，并通过火力和运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反击。他们会保持强大的火力，分批推进，甚至是单兵。而几乎总是攻击你的侧翼。”
有趣的是，从战争开始，德军小分队的进攻行动中常伴有不停的交谈和喊叫。盟军最初误以为这是纪律松散的表现，后来才发现这种实际上是为了消除个体的孤独感，并增强团队凝聚力。
德军显然认同马歇尔的观点，即步兵“首先是由他的战友们支持，其次才是武器”。盟军步兵往往不愿意通过自己的火力来推进，问题或许更多出在人性而非技术层面。
随着战争推进，德军逐渐减少了连级编制的规模。1943年后，德军步兵连的战斗编制被固定为最多80人，相较于之前的180人大幅减少。在意大利战役中，这一数字进一步减少至70人，而一些“经验丰富的师级指挥官”甚至将其限制在40人。
缩小连队规模的一个原因，是年轻军官在管理更大的连队时往往会失控。此外，德军发现较大的连队不仅更容易遭受重大伤亡，而且战斗力也并未显著提升。
不过尽管兵力不足，但德军凭借高超的战术技巧弥补了这一劣势。一位曾在西北欧战斗的加拿大连队指挥官评论道：“敌人的防御战术设计精妙，由欧洲最优秀的士兵执行，坚韧不拔。
在面对攻击时，他们会坚持尽可能长时间，然后撤退到后方的预设阵地。德军总是协调迫击炮和炮火对刚撤出的阵地进行轰击，哪怕有时自己的士兵还未完全撤离。这种炮火会与步兵进攻相协调，试图夺回失去的阵地。”
即便是当一支德军师的人员从12,000减少到11,000时，它仍然被认为是“用尽了”，而“彻底精疲力竭”的师很少会低于10,000人。
这种战术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小分队的卓越表现，决定一支师作战状态的关键在于其步兵营的兵力。在作战中，最重要的是营级以下的指挥官和战斗人员。
但西线德军的一个局限是，经过战斗洗礼的士兵和军官数量稀少。整个军队营养不良，物资供应不足。斯大林格勒的冬季战役造成了约50万无法替代的伤亡，几乎摧毁了德军的主力。
然而，尽管如此，这支军队依然以其卓越的战术技能继续作战，盟军在西线的英美军队从未真正能够匹敌这种水平。
大量统计数据显示，德军士兵的战斗能力往往优于英美士兵。在诺曼底战役中，德军单兵平均能够造成盟军三人受伤，而自身伤亡仅为两人。
至于对于盟军步兵来说，如何克服他们的“羊群心理”问题则困扰了整个战争进程。与注重战术平衡、不愿冒险的英国军队相比，德军更强调冲击力和自觉接受风险。这个特点在德军接近崩溃时的阿登攻势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尽管盟军部队中的很多单位也表现出色，例如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以及美国101空降师在巴斯通的史诗般防御，但从多数战报来看，德军似乎最能理解步兵战的本质，即占领、维持并通过维持来打乱敌军部署，为胜利铺平道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初对步兵力量信心最少的国家，却因步兵而遭遇了最为创伤性的体验。根据冯·申格·埃特林的说法，尽管相对于其他兵种，步兵数量一直在稳步下降，但“步兵作为‘战场之王’的地位反而更加稳固。”
所有战争中所展示的根本优势依然有效，即装备现代化反坦克武器的精心构筑防御仍然是关键。”假如蒙哥马利拥有更多的步兵，或许他在“古德伍德行动”中不会如此冒险地使用坦克。
盟军步兵短缺的根本原因还可能在于英美对技术解决方案的偏好，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较高生活标准的追求，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日常生活中。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军队在维持89个师的地面部队时遇到了极大困难，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体格健壮的步兵补充人员。
到1945年4月，美国步兵数量达到了180万，虽然这一比例低于其他盟军，但步兵仍然是美军的主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英军队。盟军步兵在数量上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质量上的差距。
幸运的是，德军赢得战争所需的大多数步兵师已经部署在了东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