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的风云变幻中，八路军129师与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二野），犹如红四方面军的铁血传承，以严明的纪律和赫赫战功，铸就了“刘邓大军”的不朽传奇。刘伯承，被誉为“军神”，其智慧如炬；邓小平，则以刚毅严厉著称，治军有方。在他们的带领下，二野的纪律之严，堪称全军之表率。然而，历史的洪流中，总有波折与遗憾。新中国成立后，五位出自二野体系的高级干部，因各自不同的原因，先后被开除了党籍，他们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的光辉与阴暗。
尹先炳，这位曾经的二野16军军长，战功卓著，本应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戴上少将的肩章。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丑闻，却让他从荣耀的巅峰跌落。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他与一位朝鲜姑娘产生了不正当的情感纠葛，甚至徇私将其带入部队，这一行为激起了官兵们的强烈愤慨。举报如雪片般飞来，尹先炳被撤销职务，16军的指挥权转交给了潘焱将军。1956年，因这一作风问题，他被开除了党籍，令人扼腕叹息。“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句话在尹先炳身上得到了印证，也警示着后人。
陈云开，作为尹先炳的工作搭档，时任志愿军第16军政治委员。他虽然没有像尹先炳那样深陷泥潭，但在尹案中，他难辞其咎。1955年，他被评为开国少将，但这份荣誉，却掩盖不了他过往的污点。陈云开被开除党籍的具体原因，正史上并未详载，但他与尹先炳案的关联，却是无法抹去的事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政治生态的微妙，由此可见一斑。
王近山，二野12军军长，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第3兵团代司令员，是二野军史上赫赫有名的虎将。他英勇善战，战功赫赫，然而，这位战场上的猛士，却在六十年代陷入了情感的漩涡。他出轨了自己的小姨子韩秀荣，这一行为违背了传统道德，也让他陷入了舆论的风暴之中。1964年，王近山被免去北京军区副司令职务，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并被送往农村劳动，党籍也被开除。然而，王近山并未沉沦，他知错能改，后来获准重新回归军队，党籍也得以恢复，成为五人中的唯一幸运者。“浪子回头金不换”，王近山的故事，让人看到了人性的坚韧与希望。
刘丰，出身二野，曾任14军师长。六十年代，他担任武汉军区政委期间，私底下与大批四野干部走得很近，尤其与吴法宪、李作鹏关系密切。这种私交不慎，最终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1971年9月，李作鹏到武汉时，刘丰违规泄密了毛主席此前的南巡情况和工作部署。在“九一三”事发后，刘丰被中央严厉追究，被认为与相关集团的阴谋有牵连，被解除职务并开除党籍，受到了长时间的隔离审查。“交友需谨慎，一步错步步错”，刘丰的遭遇，让人深思。
谢富治，五人中职务和军衔最高者，曾出任副国级干部，并获得开国上将军衔。他在解放战争时期与陈赓大将搭档，后来还出任过第3兵团政委，资历深厚。新中国成立后，谢富治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然而，六、七十年代，他却迷失了方向，做了不少错事，与冤假错案有牵连。谢富治去世后多年，被撤销悼词并开除党籍，其人生轨迹令人唏嘘不已。“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造福人民，用得不好则害己害人”，谢富治的故事，让人警醒。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五位高级干部的遭遇，如同五颗璀璨的星辰，虽然曾经闪耀，却也因各自的错误而黯淡。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党和军队的深刻教训。它告诉我们，无论职位多高、战功多大，都不能忘记初心、背离党纪国法。“纪律严明，是党和军队的生命线”，这句话，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同时，它也彰显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勇气和决心。“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王近山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