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天平：什么是文明价值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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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01 20:0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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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拿起论语，思想与警句触目可得，却很少有人会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多么深刻的印象；哪怕是专门研究儒学的学者，也只是将这句话当做一种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这句我们极为熟悉的箴言，却从未真正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的演变，让这句话失去了它原本应有的作用——作为道德和社会文化的基石：在孔子的时代，人们很清楚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孔子自己就极为重视，说“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忠以待己，恕以施人，“恕”展开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秦汉之后，虽然儒家虽然受到尊奉，成为主流价值，但是统治“独尊儒术”的背后，是“杂王霸而用之”的政治需要：三纲五常的支配性，替代了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孔孟为政治统治划定的道德底线，完全沦为心性领域的个人修养。而在文明冲突的国际背景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而获得前所未有的认同和重视——互不认同的价值观念，使得共识越来越稀缺；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却作为最通俗、最深刻、最不具歧义的思想，被选为“金规则”：1993年，世界伦理大会在闭幕会上发表了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各民族文化中都有与此相同或相似的理念，可以被视为道德金律。同样入选的还有基督教文化中，耶稣对这一规则的相同表述：“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今天，只有少数极具现实和人文关怀的学者，尤其是余英时等自由主义学者，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走向现代文明可以内引的思想资源，看到了一种帮助中国文化连接世界文明价值的普遍原则。何怀宏也认为，孔子的忠恕之道与现代社会的自由主义有一种根本的亲和力──当然，这里所指的自由主义是作为一种道德共识、伦理底线的自由主义。对于自由的理解，涉及到的是文明命运的选择，以及现代化道路的方向。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当下的重要性，只有放在两种“自由”的底色之下，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将自由分为两个维度，“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他的阐释，不但让自由走出了原本混乱模糊的定义，也为拓展人类自由，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对于这两种自由，刘擎有一段极为清晰的解释：“消极自由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么、就可以不要什么，英文是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英文是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第一个维度“消极自由”，是个体活动免于干涉、阻碍、强制和侵犯。如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所说：“自由人就是没戴上镣铐、没被关进监狱、未像奴隶一样处于惩罚恐惧之中的人。”诺贝尔奖得主凯尔泰斯在其自传体小说《无命运的人》中提到在纳粹监狱中获得“自由”的三种方式：放飞想象力、以死解脱、逃跑。前两种没有脱离纳粹的监禁，因此不能算自由人的做法；第三种，是以自由人的身份，争取免于奴役的自由。同为诺奖得主的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一书中指出：某人在行动上有多少条路可供选择，这个问题固然很重要，但与自由不同。自由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行其事，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并根据自己所执着追求的目标，而不是根据别人为实现其意图所设定的强制条件去行动。在好莱坞大片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这句话是“米兰达宣言”的核心，它承认被逮捕者的沉默权，使被逮捕者不会因为执法者急于破案，而被迫自证其罪，从而避免了刑讯逼供等司法权力的滥用。第二个维度的积极自由，“起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也就是说用自己的意志来做决定，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这个维度的自由，与消极自由被动地“排除干涉”不同，是个体主动掌控自我的行为。而积极自由促使我们将自己塑造得更加完美和理想化。为了实现这种更有吸引力的自由的许诺，我们甚至愿意将个人权利让渡于共同体。如此，容易受到欲望支配的“愚蠢的”个人就消失了，“智慧的”“复合型”的共同体，即集体或者国家就出现了。共同体成为一个高级的行动者，一个排除了个人自然私欲的存在者，自然也就能够实现“积极自由”。这正是卢梭所说的，“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如此一来，当个人自觉服从集体时，个体既是被统治的，但也是自由的。这样的前景听起来好像很美好，但伯林却警惕道：“这种积极自由的概念，不是‘免于......’的自由，而是‘去做......’的自由，会导致一种被规定好了的生活，并常常成为残酷政治行为的华丽伪装。”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纳粹德国等激进革命，正是“积极自由”的发炎红肿，它曾以无比美好的口号，剥夺了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甚至全世界人有限的自由。对此，阿克顿勋爵不无讥讽地说：“尽管他们也被称为自由主义，可他们的唯一共同之处，就是没有自由。”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因为，“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一个人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行动，同样可以没有限制地侵犯其他人。消极自由正是建立在对以下两大前提的强调之下：其一，法律；其二，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这个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生命、财产、言论、思想和宗教信仰。伯林说：“人类生存的某些方面必须独立于社会控制之外，不管这个保留地多么小，只要有人入侵，都将是专制。”这就是消极自由的意义。伯林“两种自由”的演讲一经发表，就引来了人们的质疑，其中还包括他的好友们——一派以著名评论家斯蒂芬·斯彭德和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质疑伯林从政治上割裂了自由与道义的联系；另一派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批评伯林不应该攻击社会解放，以及由此提高个人自律的理想；还有一派以“冷战之父”乔治·凯南为代表，强调应该有政治精英来“告诉或建议”愚蠢的美国选民来运用和实现他们的自由。但是，在这场论战中，伯林毫不妥协地赞同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因为，“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与“实现自我”的自由（积极自由）相比，不受他者约束的自由更加迫切，也更加基本。从政治观上来说，消极自由是自由主义者所要追求的唯一类型的自由。因为，消极自由要求国家和社会做到不侵入、不妨碍；而对积极自由的追求则会带来谬误和罪恶。在现实政治中，消极自由回答的问题是“外部的力量会干涉我到何种程度”，这是一种消极的政治观；而积极自由回答的是“谁来决定我能做什么/不做什么”，这是一种积极的政治观。消极的政治观很简单，它有且只有一个功能，套用刘军宁老师的话就是“共同体提供最大限度的消极自由所必需的最低政治条件”。它不是设想上帝的伊甸园或者哲人王的理想国，而是“以恶制恶”，对人性加以设防；它实现的不是最优的目标，而是每个个体都能适应其中的规则；它给不出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也开不出包治百病的神医药方，而是不断调整，不断改进，不断修补。这种观念下，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政治不是目的，而是工具。消极的政治观警惕人性，但也尊重人性。因此它抛弃了善恶的二元对立，“不轻言大善大恶，大是大非，不把世界看成善与恶之间的殊死搏斗。”所以，消极的政治观就像水一样，顺势而为，利万物而不争。相比之下，积极的政治观却像山一样，是一个伟岸、强硬，喜欢“战天斗地”的形象。积极的政治观追求至善至美，通过理性的规划，完成对人性和社会的全面改造。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所说：“以最高的善为对象的科学就是政治学”。然而，这些以在“人间建造天国”为使命的政治家，他们所需要的工具，却是一台尽善尽美，却又无所不能的权力机器。结果，在这种积极的政治观下，对政府能力的强调高于对其约束的强调；对其强制力的强调高于对其政治伦理的强调；对其控制个体的强调高于个体对其监督的强调。20世纪的政治历史中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幕，就是以自由的名义来实施强制，并宣称强制的结果是“实现了真正的自由”。这是伯林深恶痛绝的概念魔术。而伯林之所以要剖析自由的概念，一个重大的意义在于，揭露这种概念魔术，提醒人们保持警惕，防止悲剧重演。由此可见，与其说伯林是在阐释自由概念，不如说他在倡导政治观点和政治上的优先项。遗憾的是，像伯林这样清醒而审慎的思想家没有占据时代主流。他被时人嘲讽为一个无害而可敬的老古董，又被今人看作“自由主义的一只已经灭绝的乳齿象”而束之高阁。今天，我们一次次惊呼世界“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然而，无论什么形式的“十字路口”，其底色都逃不脱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冲突。观念是有力量的，我们选择相信什么样的观念，就享有什么样的命运，或早或晚。正如伯林早就警告我们“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那些最被忽视的观念，往往才是我们当下最为亟需、最有价值的思想；最具根源性的思想，往往才是文明最为基础、不可或缺的根基。周濂认为，概念细分并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有着实质性的效果，它可以帮助我们澄清，由于概念混乱导致的、对相关现实的无视与无知。正是走出了原本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魔术，我们才能确信自由背后最值得铭记的价值——“不受强制”。以“不受强制”的消极自由视角，去审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规则——其意义正是在于对最原初的道德情感、共识和底线的坚守。正如亚当·斯密曾说过，一个人可以和他人共同感受到某种情感，这种“同情”或者说“共情”的能力就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孟子也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而以此视角去审视中国近一百年来的文明进程，就会发现，最值得铭记的，恰恰是那些被我们忽视、甚至一度抛弃的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0世纪的中国，是奉行“斗争哲学”的世纪，那些改变中国社会文化走向的思潮，几乎都沿着积极自由的维度，以真理、正义和自由为旗号，走向积极自由的滥用。
在抛弃传统，与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为主流的氛围下，陈寅恪却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揭示出传统思想文化最严重缺失的基因。他首先意识到，若想真正引进自由、独立的精神，就必须使之接上中国文化的传统。
◎容忍即自由：在不惜一切手段地争自由、以斗争求变革的时代环境下，“不宽容”的逻辑四处横溢，弥漫于社会、政治、学术的各个领域。胡适却提出“容忍即自由”（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他意识到，没有容忍的精神作为底线，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就不配争自由。由此，为20世纪、乃至当下时代的中国，提供了最匮乏的精神资源。
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下更需要重新审视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高举自由、幸福等基本价值理想的前提，是守护现代文明所必需的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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