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之声】乐此一游 || ‌跟着悟空游吕梁之停泊在时光里的珍宝——青铜龙形觥

时事 2024-11-20 18:18 山西

“各位朋友，你是否曾在《黑神话:悟空》的奇幻世界中，为那只英勇无畏的猴子所折服?在那虚拟的西游之旅中,每一帧画面都仿佛是古老传说的生动再现。而在现实的世界里，山西，就是那片承载着悟空传奇的神奇土地。而吕梁更是以古建闻名，来吧，跟随着悟空的脚步，踏入吕梁这片神秘的土地，开启一场属于你的现实版西游之旅”。

“你在线上打怪升级,我在线下打卡古迹”,文旅之声乐此一游板块开设“跟着悟空游吕梁”专题栏目，带大家认识吕梁的名胜古建，探寻那些被时光封印的故事与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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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形觥商

1958年8月，在山西吕梁石楼县桃花庄（今桃花者村），出土商代青铜器数十件，其中有一件龙形觥系商代后期盛酒器，被誉为国宝级文物。

觥（gong工），有时又写作“觵”，是商周时期盛行的一种盛酒器。百度的解释是这样的：

可以说，解释的比较明确。而1998年版的《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说法就比较保守：觥，古代一种酒器。可见老一辈学者还是严谨些，不肯定的情况下，坚决不给结论。

《诗经周南卷耳》有云：

我姑酌彼兕觥（我姑且用那个兕牛角杯子来斟酒吧！）

关于它，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成语莫过于“觥筹交错”，你可以想象这个场景，就是一堆盛酒器和赌酒的斗筹交错放满了一桌子，一群人喝酒，热闹、很嗨皮。那么，通常我们说起青铜觥，一般它都是这个样子的：

从外形看，很有点萌萌哒，几乎都是一只可爱的小怪兽。但是今天这件青铜觥，却能让你惊掉下巴，因为它居然是龙形的。

关于这件宝物，争议和故事似乎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传说，莫过于姜子牙亲手打造龙形觥，并最终将它陪葬自己岳父的故事。据说，商朝末期，商纣王昏庸无道，于是惹得周围群雄并起，要推翻他的统治。而此时在陕西一带的周国，由于周文王的仁政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变得日益强大起来，民心所向，四方的诸侯也望风依附。

可是形势一片大好，周文王却整日愁容满面。群臣们议论纷纷，都不明白为什么文王从太师府回来后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这位当朝的太师，就是历史上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活神仙姜子牙。在明代出现的小说《封神榜》中，姜子牙法术高强，身为大周的总揽军师，辅佐了文王，并保着武王姬发打败了商朝，一统天下。

历史上的姜子牙确有其人，而其渊博的知识也确实赢得了文王的宠信，最终被拜为太师，他为什么要得罪自己的主上周文王呢？

原来，周文王之所以闷闷不乐，皆因为他在姜子牙的太师府上见到了一件宝物。这天，姜太公运筹帷幄之下完败商军，文王特意赶到太师府与他密议再次出兵讨伐商纣王的大事。主上大驾光临，姜子牙自然不敢怠慢，赶紧摆出了架势，置酒设宴为文王接驾。两人分宾主落了座，推杯换盏之间，周文王对席间的一件青铜酒器起了好奇心。

说来也怪，别看这酒器并不十分硕大，样子却颇有点古怪；它状如泊舟，圈足精致，通体长约一尺，背面和两侧的纹饰却是遍布夔龙和鼍纹，神态古怪，面貌凶狠；两侧的贯耳被绳子穿好后，悬于半空，前嘴微翘的样子，竟然活似一条神龙！

眼看这龙形觥斟酒、置酒的过程，微张的龙口倒真叫人颇有战栗之感，弄得周文王很有点不舒服。直言相问吧？这个姜子牙遮遮掩掩的，就是不肯明说，让人狐疑万分。

龙形器，况且还有夔龙的纹饰，这本是王者使用的规制，一个普通的公侯怎么能私自享用呢？这是文王始终想不通的一点，难道他姜子牙素有反志，意图自立为王吗？想到这里，周文王不免寝食难安，日夜思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周文王从太师府一名工匠那里得知，这件青铜觥是几个月前姜子牙秘密打造的，太师秘密的铸造了这怪异的酒器，之后居然开坛做法，并且毁掉了制作的“模范”（铸造青铜器的外壳）。

众所周知，商朝还是封建社会的初期，在需要消耗极大人力、物力才能烧制一批像点样子的青铜器的前提下，毁掉模范就意味着这器型成了一件不折不扣的“孤品”，这样奢华的举动，可是王侯才能专享的权益，他姜子牙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

疑团越来越多，事情又发生了意外的变化。

正当周文王狐疑丛生的时候，太师府传来了噩耗，姜子牙的岳父过世了。出于守制的传统，姜子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更让周文王摸不着头脑：这个家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呢？

几天后，姜子牙突然造访王宫，还带来了那件奇怪的酒器。听着他的解释，周文王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原来真相是这样的！姜子牙的岳父老泰山是一位隐士，多年来退居后室，钻研巫术。他看出来商纣王暴虐残忍，百姓们离心离德，商朝的气运已经难以为继，便暗中指点姜子牙制作了一件酒器。

这件酒器通过登坛作法的仪式，能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对商纣王进行诅咒，便可以加速他的灭亡。在汉代以前，巫、医不分，很多部落的祭祀、征战、礼制都由族内的大巫师掌管，而借由法器作法来攻击敌人也是一种历来通行的手段。

古来的巫师们相信，只要能够取到对手的生活信物，就能借此夺取他的魂魄，这在层出不穷的清宫戏中也多有提及，其影响可说绵延数千年而不绝。

纣王残暴，设计了很多酷刑来残害忠良，比如炮烙之刑、挖鼻割眼等等，其中有一项酷刑则是把人扔进满是鳄鱼的深池中，直到被鳄鱼们活活吞噬。

纣王喜欢鳄鱼，那么这鼍纹（鳄鱼纹）就可算作其特有的象征。姜子牙暗中造了这件形似鳄鱼且有鳄鱼纹的酒器，就是为了魇镇商纣王，为民除害。

消息传到纣王那里，气急败坏的纣王对姜子牙的岳父施用了酷刑，姜子牙只能含泪把这酒器作为了岳父的陪葬品，算是对他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

姜子牙的孝诚打动了周文王，也成为他后来屡受重用的原因之一；后来周文王去世，武王继位，即拜姜子牙为国师，数年后打败商纣王开创了大周朝。

故事讲完了，是不是脑洞大开？这种说法，就像《姜子牙》一样相当玄幻，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根据当地传说杜撰出来的。但这件题材独特绝世精美的文物，为什么会出现在偏僻的石楼，确实让人大费猜疑。这件罕见的文物，背后是古老而神秘的鬼方国。

1983年出版的《文史哲》，发表了刘敦愿先生的《山西石楼出土龙纹觥的装饰艺术与族属问题》一文。他根据当时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以下看法——以龙蛇纹样为主装饰的青铜器，应是夏族余民，也就是商代山西地区的戎狄族的制作，如果更具体化一点说，很可能是鬼方的遗存，也就是“怀姓九宗”的遗存。

1958年8月间，山西石楼县桃花庄社员发现一座商代晚期残墓，墓室虽小，但出土的文物却十分丰富，计青铜礼器十六件，大小兵器、饰物六十二件，金片、大小玉制工具与饰物二十余件，还有大量海贝，其中以龙纹铜觥形制最为特殊，制作最为精工华美，曾被唐兰先生称誉为“稀有的宝物之一”。

这件龙纹铜觥，通高19厘米、长44厘米，整个器形做成一条船的样子：它的前端圆锐而上翘，后端宽阔而平齐，腹部装有四个足座；前端有兽头装饰，附著于器身，器口开在器背上，器盖正中有菌状的纽，形状长方形，因此又使器身象一只浅口的鞋子，与一般铜觥将兽头装饰在器盖的前端，器身前端有流，后部有鋬的情况不同。据唐兰先生的研究，这件器物既不象一般的觥之有流可以饮酒，也不象匜之有鋬可以灌水，可能是一件盛酒的容器，盛那种和有香料的“鬯酒”的祭器。

这件器物显然模仿的是兽角，从侧面来看，尤其明显。中国古代往以“角”与从“角”的字来称呼酒器，如觵（觥）、觯、觛、觞、觚等(详《说文解字》角部)，但从一般容器来看，很难找到它们之间有什么渊源关系，现在有这件龙纹铜觥的出土，说明古代确曾有过以兽角做酒器的事例，因而在语言文字中有所反映，也就不感到奇怪的了。

这件铜觥造型优美，通体镂刻以龙蛇为主体的装饰纹样，线条刚劲，形象生动，组织排列也很紧凑协调，确实是件杰出的古代工艺美术品。

铜觥的前端塑成一个“兽头”，实际是一个龙头，龙头的双目凸起，双角上指，张口露齿，形象狰狞，而龙身则基本上是平面的图案，浮雕在器盖上面，龙身左右蜿蜒，尾部卷曲，形成一条昂首游动着的大龙，龙身左右装点着七个圆涡纹样(其一在盖纽上面)，配以雷纹，富丽堂皇。这种立体形象与平面图案相结合的装饰方法，商代晚期与西周初期的铜器上常用，龙纹觥上的这种结合也运用得相当巧妙。

这条作为装饰主体的大龙的后面，是一条作侧面形态盘曲着身体的较小的龙，两条龙的尾部互相盘卷在一起，组织得很和谐。器盖的后端，三个作横S形的虺啣尾相接，排列成为一个整齐的花边。小龙与这“花边”之间的一个三角形空隙中，填充以一只鸟首的龙。

铜觥的左侧，与龙头相反方向刻镂着一群爬行动物：一条是鼍，即扬子鳄，形象写实，这在商周铜器上还是第一次见到描写。鼍的前方是一条举首、吐舌、扬尾的龙，在它背上空隙处，点缀以一个鱼状的动物，姑且称之为“鱼龙”；在它腹下空隙处，点缀以一条细小而向下卷尾的龙(实际上是一条腹部向上反刻的龙)。在鼍下有三条大小相次而头部带有胡须的虺，头向与鼍一致。在足座上各有“鱼龙”一对，彼此头向相对。铜觥的右侧未见拓本，估计也应该是对称的，情况可能是大体相同的吧?

这件铜觥器形模仿兽角(大约是牛角或犀角)，但又不是它简单的再现，而是经过精心设计与改造了的——俯视全器前锐后齐，大体作圭形，侧视全形如船，盖纽居中，龙头上举，而足座后移(即安置在此器的最粗厚的部分)，重心既很平稳，同时又能衬托出龙颈的向前伸引，静中有动，在处理动物形象之与实用器物互相结合方面，十分自然与协调；其上的纹样，虽然大小龙蛇水族共二十余条，左右前后，互相纠结，曲直疏密，彼此照应，与整个器形的简洁典雅，相辅相成，予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龙纹铜觥除形制特殊而外，在装饰纹样方面也有着浓厚的地方特点。

这些装饰纹样的时代特点是很明确的，如：龙都是用有角的蛇来表示，以菱形图案作为鳞甲,虺类突出双目，躯体作横S形，圆涡纹、雷纹及动物身上的某些简单图案，等等，都是晚商与周初铜器常见的样式。

以石楼县出土铜器群为主的山西西部商代遗物，龙蛇纹样特别盛行，如勺、削、刀等小件器物柄部往往刻作龙蛇形象，而龙蛇纹样数量最多，种类最复杂的，自然以这件铜觥最为典型，这种情况在一般的铜器上是不见的。

这件铜器上的龙蛇纹样还有它特殊之处，如：龙身配有圆涡纹的，商周方鼎上多见，都是那种一首双身的神话动物，但此器所见则是单身的，这条龙龙身的左侧有一条两头尖细，中段粗大的带状物，不知另一个动物还是一首双身龙的另一支躯体，疑不能明，如果是后者，那也应是一种很特殊的处理方式。一般铜器上，一足的夔龙，极为常见，但此器纹样却没有。这里所见的龙蛇奇奇怪怪，如：有头部往往很复杂(角部如华冠，上嚎如象鼻，修长而上卷或下卷)，躯体有长短之别……

在器盖大龙的右侧，还有一个有须或翼的虺，形象也很奇特，可惜为锈痕所掩，形象很不清楚了。这些都是一般所不见，而为本器所特有。

这些种类繁多、形象诡异的龙蛇水族，如此集中地组合在一起，这不仅是艺术装饰方法与风格上的差异，表现出了地区性的特色，而且必然也还具有特定的宗教神话方面的含义，代表什么自然的或社会的神秘力量，如图腾崇拜、自然崇拜或其他什么神祗，等等，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

黄河中游的豫西与晋南，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阳及其附近的伊洛流域，与汾水下游的河曲地带，都是古代最为肥沃富饶的地区，前者地理位置重要，后者更有池盐之利，因此远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这里便最先进入了文明，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夏朝。

这里既然是夏族聚居繁衍的中心所在，夏代虽然结束了，但夏族余民还有，夏文化的影响还在，夏族既是以龙蛇作为氏族图腾，因此之故，以石楼铜器群为主的这类龙蛇崇拜以及装饰艺术风格，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这十分可能是夏族的遗物，所以才仍然保存着夏文化的某些特点。石楼出土龙纹铜觥上面的龙蛇水族的形象所以种类众多而且复杂，完全有可能表示的是同一祖先之下，繁衍成为许多的氏族或宗族。

《左传》记载中有类似的例子，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追述少皞氏的“鸟名官”便是在一个鸟图腾之下，又区分成为五鸟、五鸠、五稚与九扈等二十四个氏族。图腾崇拜的起源很早，而且延续的时间很长，甚至商周时期仍有残余的痕迹可寻，不过，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图腾祟拜不可能还保持它的原始形态，随着私有制与阶级划分的出现，氏族制度也已变质，与之相适应的图腾崇拜，也在人为地加以调整变化了。少皞氏“鸟名官”是如此，南方的“三苗”“九黎”，可能也是如此，这或许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特点。

这个问题，由于夏文化还未最后肯定，可能属于夏文化的铜器与装饰艺术发现还很少，从考古学来论证彼此间的渊源关系，还是很困难的，现在为时过早，将来肯定是有希望的；但是从文献记载来看，山西地区商周与春秋时期还有夏族余民与夏文化影响，应该说没有问题，以之上推商代，应该说更是如此的了。

最重要的一条证据是春秋晚期，公元前506年，召陵之会上，卫祝佗追述周初晋国初封时的情况，他说：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屏藩周。……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鞏姑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浩》，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

“封于夏虚(墟)”是好理解的，指的是晋南的夏族故地，至于到了商周之际，距离夏朝的灭亡，已有五六百年，隔着整个一个商代，而周初封建时，还谆谆告诫要“启以夏政”，这不是非常明白地在说，这一带夏族余民还多，夏代的遗风还盛，新来的受封者应该从实际出发，顺应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吗？

至于“启以夏政”，还要“疆以戎索”问题，两者似乎矛盾。因为在中国古代，常常“华夏”与“戎狄”并称，用以区别“中国”(中原)与“四夷”(当时的边远地区)、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实际上，这里说的夏，就是指的具体的夏代或夏族。“启以夏政”，就是启以古政，奴隶社会初期，包含有浓厚原始残余的办法。

山西自古是戎狄族聚居的地区，直到春秋时期，这里还是种姓繁多，不相统属，晋国人自己也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拜戎不暇”(《左传》昭公十五年籍跞语)。

古代所谓戎狄，情况是复杂的：他们有的确与中原旧族可能在种族、语言、文化等方面都有区别，如“长狄”可能指体质特别高大的某个种族，自瓜州(敦煌)迁居晋南的姜氏戎，自己明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之类；有的则彼此有着血缘的关系，例如周族，其实原来也是戎狄，如“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城郭室屋”等等(《史记.周本纪》)。

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妻子大戎胡姬与骊姬都是姬姓，大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的杜注，认为是“唐叔子孙别在戎狄者”，并没有太大的“华夷之辨”，不过只是他们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一些而已；自然其中也包括这种情况，原是夏商的旧族，被后起的征服者所驱逐，被迫放弃了原沃肥美之地，退居到贫瘠寒苦的山区，限制了他们后来的社会发展，于是被“夷狄遇之”了。这种种情况，在古代山西地区应该是都有存在的，因此，夏之余民与戎狄杂处，所以才有“启以夏政”，而又须“疆以戎索”的规定。

与此相似的是分康叔“殷民七族”，因为“封于殷虚”，所以才“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疆指“疆理土地”，“索，法也”，(定公四年《左传》杜注) ，“疆以戎索”，就是依戎狄的习惯来疆理土地。所以需要如此，那就因为戎狄的社会经济落后，氏族血缘关系较重，生活有相对的流动性，土地广大没有私有化，也没有明确的疆界——这在《左传》里也是屡有记载的，所谓“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也”(杜注，“荐，聚也；易犹轻也”，(襄公四年)，又说，“狄之广漠，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庄公二十七年)，土地用钱财买卖与武力侵夺都是可以的，因此就不能与商周先进民族，用同一的方法来进行治理了。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认为这类以龙蛇纹样为主体装饰的铜器，应是夏族余民，也就是商代山西地区的戎狄族的制作，如果更具体化一点说，很可能是鬼方的遗存，也就是上述商周之际的“怀姓九宗”的遗存。

鬼方是山西地区的古老居民，历史很悠久。夏代与商代早期情况不详，《世本》云，“陆终氏娶于鬼方氏妹，曰女嬇”(《史记·楚世家》)，暗示它起源的古老；武丁时期最为强大，《易.既济.九三》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战争历时三年，并有周人的配合，这才把它征服。其后，鬼方叛服不常，《古本竹书纪年》记“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其二十翟(狄)王”。这个鬼戎就是鬼方。

鬼方在商周之际还是很强大的，那就是“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的怀姓，唐叔虞始封时，特别强调出它的存在。春秋初叶势力还很强大，参与过晋国的政局的斗争，《左传》隐公六年(公元前717年)记“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杜注，“唐叔始封，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遂世为晋强家。五正，五官之长；九宗，一姓为九族也。”这是对的。这个怀姓也就是后来的隗姓，《国语·郑语》所说，“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扬、魏、芮”的隗。褱与鬼，同在古音十五部，王国维《鬼方考》认为怀姓即媿姓，也就是隗姓。槐与櫰、瑰与瓌、餽与馈，古可通用，所以上引有关文献所提到的都是鬼姓。……山西地区商代便方国众多，后来更是戎狄聚居，然而象鬼方这样强大而传统未曾中断的，还很少见。这样的方国留下富于地区性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铜器，应该说是有可能的。

鬼方所在的地区，据陈梦家先生的考证，认为应在晋南，今山西芮城与陕西韩城陕晋交界处，至于太行山东侧的鬼侯城(《括地志》)，《山海经·海内北经》“在贰负之尸北”的鬼国，可能是西周以后隗姓赤狄所曾居处，春秋赤狄屡次侵犯黄河以东姬姓诸侯，几乎颠覆了华夏。

时代过于古远，而且文献不足，确切指出商代鬼方所在区域大约是很困难的了，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虽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四面都有戎狄，而春秋初叶，晋国却特别重视防范位于它的西方的戎狄。

晋献公时，骊姬之乱，曾“使大子(申生)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虽是内乱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反映的历史情况则是真实的，所谓“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宗邑无主，则民不威，疆场无主，则启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国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旌君伐”，并且进一步开拓晋国的疆土。杜注：“蒲，今平阳蒲子县，二屈，今平阳北屈县，或云二当为北”，西晋时期的平阳郡，治今临汾，蒲子在今隰县，北屈在今吉县，两地相邻，但都在今石楼县之南，可见当时石楼正在晋国疆域之外，显然是狄族聚居的中心区域所在，这里恰恰出土了具有地区与民族特点的商代铜器群，这件事情似乎不是偶然的。

尽管“戎狄荐居，贵货易土”，然而仍有都邑村落，过去把戎狄都看作是游牧民族，是错误的，如《史记·五帝本纪》《索隐》所谓“匈奴别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汉曰匈奴”，把鬼方看作是匈奴的先祖，并没有根据。

结合以上所作的种种论述，我很怀疑石楼一带可能是鬼方的主要分布区域，也在晋陕之交，不过位置比较靠北罢了。

如果这里所做的推测近于事实的话，可以进而论证鬼方之所以成商族的劲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的原因：

一方面，由于他们是夏族遗民中最强大的一支，而且“表里山河”，地处险要，可能是夏亡之后，仍然保持相当实力的一支，世与商族为敌，反抗剧烈；

另一方面，他们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已有相当的水平，农业比较粗放而外，“国险而多马”，畜牧业可能相当发达，并有自己的青铜冶铸业的存在，迫使它屈服是相当不容易的，否则它也不可能抵抗武丁的征伐三年之久，山西石楼县发现的商代铜器群也许正可作为证明。

总上所言，石楼县铜器群的发现，为山西地区古代历史与民族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趣味的问题，值得引起大家的重视。山西古代民族众多，当然不限鬼方一族，但“怀姓九宗”既在周初分封时，受到如此的重视，这是不能不加考虑的。

石楼，历来就是黄河沿线鬼方、甫方等先民的聚集地；龙形觥就是这些人所铸造的遗物，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谁更好用一些？

酒器，大家见的都多了，本不足为奇。但是根据考证，这件龙形觥居然是用来罚！酒！的！罚！酒！的！罚！酒！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贵族们使用青铜器宴饮，通常是重大场合，比如朝聘、会盟、宴飨，根据主人的身份不同，酒器分为诸多等级，其功能大抵为贮藏器、盛酒器、饮酒器三种。

作为盛酒器的龙形觥跟一般的觥区别在于：

它长达43厘米，呈舟型；不像一般的觥那样较为小巧；且一般的觥使用时，需要把盖子开启才能倒出美酒；

而龙形觥高昂的龙头和腹腔是相通的，只要轻轻捧起器身倾斜，美酒自然倒出，比一般的觥要方便许多；

而且，两侧的贯耳可以将它悬挂使用，配合古人喜欢热饮美酒的习惯，又多了一层实用性，这样的设计，能说不是宝贝吗？

全国唯一孤品的鼍（鳄鱼）纹又能说明什么？

古人雕刻动物纹饰，一般是需要有实物基础的，特别是商周时期这个文化尚未完全形成系统的特殊时期。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龙形觥上的鳄鱼纹如此逼真，是不是意味着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黄河中游其实是一个气候湿润、沼泽密布、森林众多而各种野生动物徜徉于期间的样子呢？

完

录音：白涛

新媒体编辑：张慧敏

新媒体审核：渠淑芳董欣

新媒体监制：杨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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