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常与朋友交谈。
聊的话题自然很多,天南地北,但大都离不开一些名人的往事。有一次,我突然问朋友:你还记得耀邦同志吗?
有些意外,他竟然反问我一句:耀邦是谁?
我顿时一些语咽,不知该说些什么为好。可仔细想想,不觉得奇怪,毕竟90年代以来的青年,还能记得他的肯定不多。
历史在不断前进。
但有些人、有些事,总有人记得。
胡耀邦对中国的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后人多评价胡耀邦的最主要功绩在于: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汇成了改革的洪流。
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则是不争的事实。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为代表的贱民阶层。中国“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当时估计上亿。胡耀邦的这个功绩,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
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英雄,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悲剧式的英雄能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悲剧式的英雄在历史上刻下的痕迹更为深刻。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胡耀邦的这组数据,将永远被历史记住:
1978年改正4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时,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正是胡耀邦的这种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在短短的几年之间,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是一项走向文明的壮举,这是人性回归善良的开端,这是开启人人可以自由呼吸、扬眉吐气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