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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ihu.com/question/35073486/answer
宋徽宗在位的大多数年份，社会出人意料的平静，穷人的生活是一种非常异类的存在。
他们的前半生和历朝穷人一样，都过得很苦，劳累终年而不免饥寒，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土地，给地主当佃农。
地主对佃农按收获量的七三分成，有点良心的也是六四分；即使在大城市，比如柳永《望海潮》极尽歌颂的杭州，居民也是“家无宿舂之储者，盖十室而九”。
然而，一旦熬到50岁，按朝廷规定他们便能享受福利，可以进入免费养济院、免费医院。
对他们的照料，更被当局列为考核地方官员的头号指标——“朝廷课以为殿最”。
在这些遍布天下的慈善机构里，有一整套人性化、周到细致的服务。
据《嘉泰会稽志》、《夷坚志》记载，贫民孤寡甚至乞丐不仅吃得上饭，住得上屋，且发给衣物、生活用具，使用的甚至是漆了金粉的精致器具。
伙食也不错，有酒馔、肉食，每天另发生活费，每逢节日还有过节费。
住得也讲究，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居养所”冬天有专门供寒民取暖的“火房”，燃料是比薪柴更高级的石炭，御寒的被盖的是讲究舒适的“毡帛”。
每逢暑热之天，“居养所”会专门搭建供人们纳凉的“凉棚”，晚上怕他们被蚊子咬，还配发蚊帐。
居养所对于孤儿弃婴，还雇有乳母，对于妇孺，还雇女佣、保姆来陪护料理亦是泛泛之事，他们可以放心的一直住到去世。
而且地方上的福利，管理宽松，年龄限制如同虚设，任何人都能钻空子：
“少且壮者，游惰无图，廪食自若，官弗之察，弊孰甚焉”
——《宋会要辑稿》
大有今天希腊、葡萄牙等“欧猪国家”福利过度的做风。
02
更让这些人有恃无恐的是，如果病了，还有免费医疗。
免费医疗不像居养院，不受年龄限制，只受身份限制：穷人可以进，富人、官员家属免谈。
穷人不管大病小病，往“安济坊”一躺，什么都不愁了。
安济坊的医生们会依照病情，将患者按重症和轻症分房安置，每人都设置病历（“人给手历”）悉心治疗，地方政府对这些医生有一套严密的考核机制，按成效支付酬劳，给予奖惩，一切药品免费。
至于吃、住和生活费，也是一样不少给。
劳苦大众们，日常生病买不起药，也有国营的平价药店（“卖药局”），药品多来自国营制药厂（“医药和剂局”），用最好的方子，以一套完备的管理体系，规模化生产药品。
至于国营药厂的药价呢？
按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的说法，由政府按市价减免三分之一，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一年得几十万贯。（“其药价比之时直损三之一，每岁糜户部缗钱数十万，朝廷举以偿之，祖宗初制，可谓仁矣”)
穷人去世了，又有政府的“漏泽园”用免费棺木入土为安，而且为之立碑，并且每年两次公费购办祭品行祭祀之礼，香火不绝。
不论大小城市，民家子弟八岁可以进入官办的县学就学，一切费用全免，且政府负责食宿。
朝廷鼓励县学官员大量招生，一个叫徐秉哲的小官招了一千多学生进县学，被嘉奖升官。
县学生员成绩好的可以进入条件更好的州学。州学可升中央太学，太学可以出仕当官。
四川、闽、广的学生去汴京的太学读书，国家管一路上的吃喝，发给路费。
总之，生、学、老、病、死，政府全管，不仅管，还出人意料的讲求生活质量和舒适度。
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切惠民政策都来自于一个大“奸臣”——蔡京。
03
蔡京玩弄权术，争权夺利，逢迎徽宗，提倡“丰亨豫大”，鼓动皇帝大肆挥霍享乐，大兴土木；自身一家也过着奢侈豪华、姬妾成群的生活，据说家里切个葱也有专门的侍女。
但他的性格又是复杂的，还有着鲜明的另一面：一个变法派，一个终身抑富济贫的顶层设计者。
他早年投身变法，非常推崇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内争财利，外开边功”的主张。
所谓“内争财利”，就是从富豪、高利贷势力那里夺取利益，实行社会收入再分配，打击他们对贫民弱小的兼并。
而蔡京似乎特别在意贫富不公，少年得志的他，很早就表现出仇富爱贫的倾向，至掌权后尤其如此 。
宋人《皇宋长编通鉴纪事本末》，录有蔡相的许多“仇富”言论：
“赋调之不平久矣！……富者恃于有余”“贫者迫于不足”。富者“赋调反轻，贫者所存无几，又且瘠薄，而赋税反重”、“理财之源，当不取于民，国用自富”。
做为宋朝少见的理财能臣，他最热衷的政治理想就是“振乏绝，抑兼并”，针对富豪阶层，特别针对放高利贷豪强进行不择手段的打击，用钞盐法之类巧妙设局，无情下套，以至：
“富商巨贾，或至转为流丐，有赴水自缢死者”、“不知几千万人”。
而国库则“亿万之钱辐凑而至……岁用之外沛然有余”，这巨额的收入，被蔡京一部分拿来讨好皇上，巩固相位；大部分用来“赈乏绝”，给劳苦大众，特别是被富人兼并失产、被高利贷弄得无家可归者提供福利，让他们免于沦为“路倒”，还能衣食无忧。
04
他固然有奸雄的一面，但史书又的确证明他为了有朝一日能歇斯底里的去“赈乏绝”，等了很久。
过去，变法派和保守派斗了几十年，变法派要实现利国利民的理想，不能不先为皇上敛财，筹钱为皇上去开边拓土，他们的改革才能获得支持。
然而宋代帝王又向来奉行“异论相搅”祖宗之法，对变法派要用，却又纵容保守派，以图互相制衡；保守派死死纠缠干扰，政局只能从改革走向党争，今天你上台踩我，明天我上台踩你，没个完。
只有蔡京在关注着底层穷人，不管谁上台，最底层还是孤苦无依，处境没什么改变。
熬到绍圣年间，宋哲宗亲政，变法派锐势人物章惇独揽相权，似乎机会来了，蔡京拦住章相，从袖里掏出一轴他早就写好的改革大纲，章惇一看，净是些给穷人办免费学校、免费医疗之类的东西，当场就摇脑袋：旧党把家底败空了，你没个逼数？今上年轻气盛，一心用兵，军费都成问题，你倒玩什么圣母情怀？等你当了宰相，再搞不迟。
而今，蔡京终于用种种手段做上相位，又摊上宋徽宗这么个喜欢玩乐，也好说话的皇帝，他终于可以去“赈乏绝”了。
他苦心孤诣，利用宋徽宗粉饰太平的心理，建立起一整套遍布天下、旷古罕见的保民体系，“每岁全活者无虑亿万”为此，不惜耗空国库，以至“贫者乐而富者扰”。
当徽宗察觉到，蔡相对福利的追求，绝不仅仅是一个基本温饱时，想叫停已经晚了。
05
尽管自宋高宗开始，出于靖康之耻的责任问题，蔡京被定为奸臣，受万世唾骂，子孙都抬不起头。
但奇怪的是，他留下的这一套完备的救济保障体系，却被南宋以至元、明、清三朝多多少少的继承下来，谁也不敢全弃，谁不怕惹上骂名？
南宋名士洪迈骂蔡京打击旧党：
“欲殄灭元祐善类，正士禁锢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祸。”
但在他的《夷坚志》里，却又不得不承认：
“今所在养老院，养之终身，国家之于老也如此”；“不幸而有病，家贫不能拯疗，于是有安济坊使之存处，差医付药，责以十全之效”；“死者人所不免，唯穷民无所归，则择空隙地为漏泽园，无以敛，则与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
陆游对蔡京也是明贬暗夸，说他为了惠济贫弱，搞到国家财政“日不暇给”的地步，比如公费教育，他几年内新设了近2000座学校，学生一旦入校，他们的生活费发放“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
诸如学校、养老、医院、安葬，这四大遍布天下的近万座惠民机构，设施之精良，对贫民供应之丰富，体恤之周到，搞到“往往竭州郡之（财）力，仅能支吾”的地步。
这套惠民工程，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吞金兽，支撑它的，只能是天文数字的财富。
然而，福利社会之所以能被全国各州县竭力推行，不敢怠慢，在于地方官们的仕途升降等人事调动，都操之于蔡京掌握的中书省。
所以地方官宁可过度福利，也不敢消极敷衍，若谁敢让亲属冒名顶替混入慈善机构享受福利，会被杖一百。
蔡京的厉行不辍，甚至几度闹到君臣失和，宋徽宗嫌开销太大，影响到他的奶酪，几次在诏书里责怪蔡京“妄兴事功”、“奉行太过”，强调“务在适中”。世人也讥讽他“要结士誉，买觅人情”。
但蔡京没有退缩，他对于济贫似乎有着一种史书未曾发觉的迷之执念，硬顶硬的推行到底。
很难说，宋徽宗后来大修万岁山，是不是怀着这种想法：白花花的银子都给了穷人，造孽啊。
06
蔡京的“济贫偏执症”，甚至到了常人难于理解，苛求完美的地步，甚至苛求完美还不够，还要过份！
上面提到的酒肉、火房、凉棚、华屋、美馔、乳母女佣就不说了。
对孤儿还要管他们的教育，管他们的前途。
学校可不光免费，还要拔给田产，拔给店铺房。
这些铺房用来出租，收入则保障办学费用。
哪怕穷病孤苦之人身在外乡，不愿就近入院，政府还得另出路费（“津遣出界”）。
不仅如此，他把他的理想，贯彻于宋朝全境1400多座州、军、县，依然不过瘾，还要付诸于每一座人口达到1000户的所有的小镇、集市、边防堡寨。
连同徽宗早期“崇宁拓边”刚刚打下的大片地盘，也让当地吐蕃人尝尝这种“北欧式福利”。
他还尽力惠及底层各个群体，比如士兵，给他们加“月钱”；打更的更夫，月工资500文，他增加10倍；皇城里一切巡逻、值班人员、消防人员，一个上万的群体，都加工资；对于各宫廷、官衙庞大的侍仆队伍，也就是“侍立”者，要增加伙食补助。
他还尽力增加工作岗位，让更多底层人享受到政府财政的荫庇。
千千万万劳苦终日，不免于饥寒的底层民众，做梦都想不到，生老病死，什么都被官府包下了，尽可在福利的乐园里，笑度天年。
07
宋徽宗实忍无可忍，面子虚荣比什么都要紧的他，不得不亲自下场当恶人。
宣和元年（1119年）6月，他将蔡京第三次罢相，当月19日，迫不及待的下了一诏，宣布砍福利：
“居养、安济、漏泽之法，本以施惠困穷。有司不明先帝之法，奉行失当，如给衣被器用，专顾乳母及女使之类，皆资给过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天下穷民饱食暖衣，犹有余峙，而使军旅之士廪食不继，或至逋逃四方，非所以为政之道。”
——《宋会要辑稿》
其实徽宗找的借口纯属扯淡。
所谓“军旅之士廪食不继，或至逋逃四方”严重夸大其词，军士逃亡是开国起就从没断过的事，并非军费不继。
但徽宗现在要平方腊，还要北复幽燕，也顾不着吃相了，直接将福利年龄从50岁延迟到60岁。
次年，接着补刀：福利标准降到每人每天一升粮，10文钱；冬季三个月（11月至翌年正月），每天另加柴炭和5文钱，小儿还要再减半；至于漏泽园，把人埋了就行了，什么买祭品祭祀一类，统统免了“应资给若斋醮等事悉罢”。
可惜可惜，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这一整套堪称伟业的福利政策最终荒废了。
讽刺的是，靖康之变，蔡京被打成误国之贼，失去了一切，子孙或被杀或流放，他贫病交加的倒在流放的路上，死也是死在他为弱势群体创办的免费养老院里。
一个为素不相识的千千万万底层人民贡献免费墓地，免费棺木，并春秋祭祀的人，自己的墓却破败不堪，以至于此：
有句话说得好，“利民则贤，虐民则奸”。
能如此慷慨的给予穷人实实在在的利益，几千年无匹，不是贤人，谁又配称贤人？福利到过度，不是仁政，谁又配称仁政？
然而，千百年过去，老百姓对这样一个千古难觅的官儿，却依然“奸臣”不绝口，在银幕、戏曲中，他是永恒的奸佞形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