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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翻译生涯是从北外起步的。由于当时西班牙语人才匮乏，在教学之余，我也完成了不少翻译工作，其中也有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口译的任务。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翻译实践中，不断磨炼自己，并且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人生航向，逐渐走上了翻译之路。我曾有幸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当翻译，也曾随代表团出访；领导还安排我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翻译工作。这些工作不仅使我在语言上得到锻炼和提高，开阔了视野，更重要的是使我思想上提高了认识，更坚定了我的政治立场。在为领袖做翻译的过程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主席讲话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还会时不时引用中国的成语、诗歌，甚至用典。总理则是彬彬有礼、风度翩翩，待人接物细致周到，对身边的翻译也是如此。时至今日，对总理的认真与关爱，我依然感慨万千，满怀崇敬之情。![]()
我第一次为毛主席当翻译，是接见智利教育代表团，周总理也出席了会见，就坐在我的对面。周总理不插话，只是静静地听。我没有意识到，周总理不仅在听主席的话，也在听我的翻译。主席说了一句“那个时候……”我翻译时就用了一个西班牙语的简单过去时的变位，而将时间状语省略了。没想到这一点被总理听了出来，于是他便提醒说“那个时候”，我就又把时间状语补上了。对于这一点，我真可谓佩服至极。因为周总理有法文功底，但是不懂西语，西语和法语虽同属一个语系，但要仅凭对法语的了解分辨出西语翻译中缺一个时间状语，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当然，周总理严格要求归严格要求，对翻译的关照也让我备感温暖。由于中国的数字和外国的数字进位方法不一样，翻译数字时不仅要翻译语言，还要转换进制，这往往令翻译们头疼不已。周总理十分照顾翻译的难点，遇到亿以上的数字，他都自己先转换好再说出口：比如6亿他就直说 600个百万，10亿就说1000个百万等。这样我们翻译的时候就只需要考虑数字的语言转换了。![]()
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周总理亲自修改文稿的复印件。复印件上除了文字的改动外，通篇标点符号都一一圈点过，这可能是他批阅文件的习惯，但我们作为翻译，却常常发现文章一经他圈点修改过，我们正在琢磨的句子结构关系问题都给解决了。这是什么样的缜密思维！更不用说外交部译界很多人熟知的一段佳话：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要为外宾放映中国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有人弄了个较长的说明书，总理知道后说人家哪有时间去看这么长的说明书，提出不如译成“中国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总理以他谙熟的中西文化，简明易懂地解决了翻译难题。1976年周总理病逝，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瞻仰总理遗容和各国驻华使节的吊唁活动，礼宾司安排我参加这次活动的翻译工作，我的心情难以诉说。眼见许多为周总理守灵的领导人都泪流满面，我只有强压住心中的悲痛，完成了翻译任务。 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不但担负重大政治责任，还要有很强的业务能力、反应能力等，我不敢说我是个得心应手的翻译，但我愿意把陈老总（陈毅外长）谈翻译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达给大家。1965年，陈老总在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室谈到翻译工作。他说：“如果给我翻得如快刀斩乱麻，我就高兴。钝刀子切肉，半天切不出血来——这个要不得！我常常引用‘艺高人胆大’这句老话。对你们这些高翻来说，‘艺高’就是你们‘手里’那把‘快刀’，‘快刀’也好，‘利刀’也罢。一要中外文底子厚，二要政策水平高，三要领会领导意图准。对啦，再加上一条：还要古文基础好。主席见外宾时，常常引用古诗词，有时还用典。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你不往脑子里装一点，怎么给人家翻？当然，都懂，也不现实，但一年比一年多懂一些，总是可以的吧！”我觉得这是陈老总细心观察多少口译实践，总结出的语重心长的金玉良言，这里特意介绍，愿和大家谨记共勉。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这颗原子弹的冲击波和中国政府声明中阐明的正义立场一起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16日刚上班，外交部办公厅召集英、俄、法、西四种外语译员各一人到主任办公室待命。过一会儿，乔冠华同志来了，他对我们说，我刚从中央来，现在要交给你们一项绝密任务，你们要以党性保证，任务完成前决不能泄露半点消息。今天你们也不准离开这办公室，其他与此无关人员也不准来这里。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作了点说明，就交给我们翻译。当时我们接过文件都很兴奋，因为这是一件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壮举，但又十分紧张，特别是我，因为每种文字就一个人，译文无人可商量推敲。英、俄、法文的三位译员都是老翻译，而我是头一年才放下粉笔从学校调到外交部的新兵。我们四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就一声不响认真地工作起来。这样从上午一直忙到下午三四点钟，刚译完打好字，传来消息说爆炸成功，声明要立即发表，译文马上打字送印。我们心中为完成了党的一项重托而高兴。但是，大概过了两三天，还是乔冠华同志召集翻译处的领导和英、俄、法、西四个翻译组的有关同志开会，说在京的几位外国朋友看了中国政府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声明的译文，觉得翻译质量和这一重大事件不相称。他们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了信，提出翻译质量问题。这件事惊动了毛主席，他召周总理和乔冠华开会说：“翻译质量问题过去也谈过几次，这次是否想个办法认真抓一抓？”至此，乔冠华同志说，所以，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大家来研究一下如何提高译文质量，使得翻译水平和我们国家的地位相适应。这次问题虽出在个别语种，但其他语种也要总结经验，提高译文质量。这件事给我很深的教育，而且后来我也听到别的中央首长讲，我们的文章写得再好，方块字写得再漂亮，翻译不好就前功尽弃。所以，我感到政治文件翻译的责任重，翻译水平要与我们的大国地位相适应，这应该是我们始终孜孜以求的目标。本文选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中共党史出版社承办的《百年潮》2022年第3期，文章有删节。作者汤柏生（1932— ），曾任中国驻智利使馆政务参赞和中国驻苏里南大使，曾荣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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