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

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 

在一整部“传统世界文化史”里，更具体地说，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世界文化史里，我们的“中国文化史”所占的分量——（且让我大胆假设一下）——大致是三分之一强，或二分之一弱。而在这撑起传统世界文明半边天的中国文明中，起栋梁作用的东方文化巨人，自古代的周公、孔子而下的诸子百家，到中古时期的名儒高僧，到宋明之际的程朱陆王，以至于二十世纪的康孙梁胡，严格一点来说——也就是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坐标来衡量——其总数大致不会超过一百人。

在这一百名东方文化巨人中，今年刚满冥寿一百岁的胡适之先生，是这百人中最近的一位。这便是我这个“适之先生的小门生”，开门见山，替胡老师在中国文化史中乃至传统世界文化史中，所定的位置。为先师在历史中定位，而且定的是一个相当具体的位置，我自己承认，这是相当大胆的。虽然这只是一种门生弟子对业师的“私谥”，但是我个人相信这私谥距离历史事实，并不太远。在下是一个在现代西方大学教授世界文化史的专业教师。现在做这样的大胆定位，实在也是打算从我的职业里，通过长期教学的心得和比较研究，去寻找结论。

是否有当？还要请胡氏门生故旧和亲胡、反胡，以及中间客观的、“各党各派”的专家学者，和贤明的读者，不吝指教。

先说说什么叫作“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坐标”。“坐标”是数学和统计学中用以规范统计数据的纵横轴。更简单地说，它就是做统计和比较的基层标准。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褒贬历史人物也有个起码的标准，这标准便是“郐国”——“自郐以下无讥焉！”

我们今天也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坐标。我个人认为，与胡适同一阶层，或更高阶层的中国文化巨人，不超过一百人。而在这一百位巨人中，适之先生是最近和最后的一位，却不是最低的一位。

1917年的胡适

在五十年代中期，美国的《观察》杂志，也曾以类似的标准把胡适提名为“当代一百名最有影响人物”之一。（见Donald Robinson，“The World's 100 Most Important People”，LOOK，Oct.4，1955.p.40）这一百人中，华裔只有两位，另一位是晏阳初先生。胡氏当时并未以此为荣，我个人当年亦以其所举非偶，而不以为然。

可是今天我自己也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坐标，认为三千年来出生于中国的文化巨人（注意：不是政治巨人）不过百人而已，那么这种推算的具体标准，又在哪里呢？

这儿我们就得看看，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具体表现了。

1921年的胡适

胡适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槃槃大材，是一位九项全能的专家学者。我为什么不干脆用通俗的体育名词“十项全能”，而减掉一项呢？因为十项全能和“万能”一样，除在体育场之外，只是个抽象的形容词，言其百能百巧而已。而我这“九项全能”，则是经过适之先生生前自己认可的具体项目。他自己承认在这九个项目里，他都“做了一些工作”。这九个项目是：

一、哲学思想
二、政治思想
三、历史观点
四、文学思想
五、哲学史观点
六、文学史观点
七、考据学
八、红学的艺术性
九、红学的人民性

胡适在上述九项的“贡献”或“流毒”，又大致可分成三类九等。

第一类或可叫作“学报性的原始贡献”。胡氏治学范围极其驳杂。在上述每一项里他都能写出极高水平的原始贡献。其深度往往在该行二三流专家之上。从他十九岁时执笔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到他七十岁还孜孜不倦的《水经注》等等，数十年“拿绣花针”的功夫，都属于这一类。那是一种象牙塔内纯学术性的工作，也是任何学人教授、硕士博士，都应该做、都可以做的工作；只是工作有轻重、贡献有大小、成绩有上中下之别罢了。生为今世学人，如连这项起码的工作都不愿做，那就要变成美国学界的“三字经”所说的“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了。

记得在五十年代的末期，有一位治“中共党史”的萧作梁教授，要我陪他去看胡先生。胡先生很兴奋地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的中共党史，使萧君大为折服。

我们辞出之后，萧君向我竖起大拇指说：“胡适之在任何一行，都有他的‘高等常识’，真了不起。”

我问萧：“高到何处呢？”

萧说：“二三流专家以上的水平吧。”

细分起来，我们这个“人文科学”（胡适口头语），可不止三十六行啊。在每一行里都能考他个榜眼、探花，并不容易。所以胡适之先生实在是个不世出的“旷世奇才”，一位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博通古今的真正的大博士。正因他博通多行，他在某一行之内，其“学”可能不及该行的第一流专家，但其“识”则往往有以过之。“见多”始
能“议广”。如此，一些只会钻牛角的小专家，如果只是某一行的专材，在“见识”方面，就无法与融会贯通的胡适相提并论了。

正因其如此，胡适在人文科学的每一行之中，都可算是个专家，在每一行也都有第一流的“劲敌”。擂台遍打、拳友如云。这也就是五十年代中共举国批胡的精华所在。那时大陆上的批胡学者，虽多半都是奉命作文、奉旨办事，然其中亦有好多旧仇，是借机泄愤的。

老实说，大陆上批胡，台湾就不批了吗？非也。大陆明批，台湾暗批而已。最近去世的国学大师钱穆，就暗批了一辈子。不过钱氏所批的只限于“国学”。至于胡氏最精彩的“西学”，他就无从置喙了。其实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并不在“整理国故”，而是他所说的“再造文明”。

要走上“再造文明”这一更高阶层，那就不是专倒中国字纸篓、专钻中文故纸堆的国学大师们所能胜任的了。这是一种“现代化”的工作。

什么叫“现代化”呢？恕我不揣谫陋，且自问自答一下。从比较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将“中”比“西”，论双方“古代文明”（比诸古埃及、苏美尔、巴比伦），中方可能略逊一筹，然亦伯仲之间也；比诸中古大黑暗时代的欧洲，则“西”不如“中”矣；可是在近代期（十八世纪以后），西方文明来了个大跃进，中国文明来了个大跃退，两两相较，“西方”就变成了“先进”，我们就变成“丑陋的中国人”了。

所以近百年来我民族的文化建设，当务之急，便是“向先进学习”。“先进”者，“西方先进国家”也。“向先进学习者”，“西化文化”也。老实说，我们从魏源的“师夷长技”，到张之洞的“西学为用”，到胡适的“全盘西化”，实在是向先进国家、先进文明学习的三个主要阶段。我们要首先“赶上先进”，继而“超越西方”，然后才能铸造一个有自己内容的“现代化运动”。在这一系列的“西化运动”中，胡适之先生实在是最全面、最有系统，也是最有成绩的一位倡导人。他的工作是真正需要“中西之学俱粹”，才能得其三昧，引蛇出洞，把中学与西学挂钩。那不是小脚放大的国学大师们，更不是粗通汉学，甚或不通汉学的“假洋鬼子”们（借用鲁迅名词），所能做得到的。

1920年，蒋梦麟、蔡元培、胡适与李大钊在西山卧佛寺合影

所以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二类，也是更高一级的贡献，应该叫作“启蒙性的贡献”。

写“启蒙性”的作者和作品，在学术水平上，可能远不如、也可能远超过写第一类“学报性”的作品和作者。因为那都是一种面向群众的深入浅出的作品，形式上近乎通俗体或新闻体，很难被习于学报型、集刊型的学术圈所接纳。它的学术性是高是低，就要看作者和读者的学术修养了。就以胡适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来说吧，它表面看来是一种空泛无当、内容问题重重的社论、边（专）栏一类报纸文字。今日吾人如以类似的文章投诸港台的报刊，可能都要被退稿呢。如投诸什么学报或集刊，那就更不必说了。事实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第一次在纽约发行的《留学生季报》（四卷一号，一九一七年三月出版）出现时，也没哪位老几，正视过他一眼。可是一到陈独秀、蔡元培诸公眼内，它就身价百倍，一跃而成为“文起百代之衰”的革命宣言了。

1922年的胡适

然而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那也是一部启蒙性的不世之作，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先秦名学史》后来增补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可惜作者不识时务，误将“明月照沟渠”，大材小用，把这篇光彩辉煌、有“启蒙性贡献”的杰作，误当成学报性的文章，作为“博士论文”投入到了哥大这个汉学沟渠。不幸五大主考都不通汉学（夏德略识汉文）、不谙精义，看不懂这篇论文，所以博士生胡适就吃瘪了。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手稿珍藏室，细玩该篇（那显然是一九二七年以后，哥大选为“珍品”收藏的），审查一位主考（疑是夏德）用蓝色铅笔的潦草批划，真为考生胡适不平。哥大博士出身的李又宁教授，对此比我更为气愤。她曾告诉我，她立志要开个国际会议，为胡适之先生的“博士论文”平反。

真正启蒙性的作品，不是我辈普通学人谁都可以写的啊！它也不是水准不够的学者，可以随便看得懂的啊！至于有些教授和秘书们问我，胡适的论文，又不是用中文写的，为什么杜威看不懂？我想这问题还是不回答的好。

所以胡氏在上述第一类“学报性”的贡献上，大致可以说是“学重于识”的。搞“学”那是看功力的，“十载寒窗”“三更灯火”，用功的学人，苦学自必有成。胡适之确是我个人所知道的最用功的前辈学者之一，因此他学富五车、名满天下，实在不是偶然的。但是治学单靠用功也是有其极限的，尤其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翻书”走向“电脑”。例如胡老师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将来如麻烦“电脑”，恐怕那只是几个礼拜，甚或几个小时的事了。

可是胡氏在第二类“启蒙性”的贡献里，那就是“识重于学”了。“学”是可用功去学的，“人一十之己百之，人一百之己千之”。龟兔竞赛，老子非把你赶上不可，这是用功可以学得到的。乌龟尚且做到，何况人乎。可是“识”就不然了，“识”是学不到的。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古今学人之间，既学且思的已不多见，能学能思就更少了——这是上帝恩赐，不可强求也。而胡适便是这样一位百年难得一见的、能学能思而又人品可爱、人格完美的智者。

牡丹虽好，仍需绿叶扶持。任何个人都只是社会海洋里的一个泡沫。历史上任何英雄也不能单靠主观因素成长，他要靠时代和社会中无数客观因素集体地来加以培植、呵护和扶持。胡先生总喜欢说：“社会给予一个人的报酬，远大于他对社会的贡献。”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也是他的经验之谈。

事实上，社会对一个人的贡献所付予更大的报酬，就是社会对他所寄予的更大的期望，使他对社会继续反哺和回馈。这一团体与个体相互为用的关系，可能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中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的特殊现象，其他文明中则未必如此也。这种社会关系，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英雄、豪杰、名儒、硕彦，皆身历之。胡适只是他们之中最近的一位罢了。

我们的历史里，何以发生此一特殊现象呢？这大概与我们所特有的“无神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在一个“有神的社会”里，国计民生、精神物质，一切的一切，都被一位有“无上权威的上帝”所主宰了。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造出了所有的人类，他为人类编造出他们应有的道德教条和一切文物规章制度。他掌握了最高权力，也享尽了人间天上一切的荣耀！你如不信，去问问信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朋友就知道了。

可是我们的民族却是个古怪的民族。在我们的民族史里缺少了“上帝”这个万能的东西。因此上帝爷在其他民族中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义务和荣耀，在我们的民族里就被民族英雄、圣贤、豪杰所分享了。尤其是那些无拳无勇的高知圣贤，他们杀人无力，为害不足；遗臭万年，没个资格；而他们偏又聪明睿智，能说会讲，为我们的团体生活制礼作乐。他们多半也是人品可爱、人格完美，所作所为，福国利民，所以就万民仰止，一枝独秀，流芳千古；贡献有限，而社会对他也就“报酬”逾恒了。胡适便是这项民族文化特产中，最近的例子。

我幼读《大学衍义》中之名句，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等等，总认为它是宋儒“天人合一”等伟大的空话之另一章。及长历尽忧患，逋逃绝域，接触既广，涉猎亦多。午夜沉思，对少年期田园所习，竟时多反思。每觉我古圣先哲之名言，实多出于超人智慧与非常体验，不可以“伟大空话”“封建唯心”等伟大的空话，把他们一竿子打翻。偶思及此，愧疚之情，每至汗涔涔而下。

胡适引尼采之言曰，“重新估定（中西）一切价值。”我们兼采中西之长，不冬烘、不酸腐，也非冒进、非暴力，来“再造文明”，才是正当的途径。这是胡适的途径。

所以我们可以说，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三类的贡献，便是他与社会和时代交互为用的集体贡献，一种宗师型的“划时代的贡献”。他开拓了一个时代，而这时代却是历史和社会栽培他、呵护他和扶持他而集体创造出来的结果。很自然的，他也就变成这个时代的发言人了。

这一阶层的贡献，实在是思想界、学术界对民族文化和人类集体文明最高形式的贡献——也可说是“圣贤阶层”的贡献。我们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换言之，要找出个“民族共同意识”和新的“民族生活方式”，上帝既然不能替我们代劳，我们就只好自己动手了。“自己动手”，尔我均有此心而无其学，有其感而无其智。这样我们就要仰赖一些更有智慧的圣贤来替我们作发言人了。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我们经过一百年的磨炼，如今才选出一个名叫胡适的国大代表。我们集体的，一天天地把他赶向圣贤之路，要他做我们这个时代的发言人。
一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升华到这个最高境界，则文字的表达，往往都是多余的了。

事实上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位宗师周公旦，即无一字流传。所谓“鸱鸮”之诗，“周公之礼”等等，都是后人的附会和伪托。孔子也是“述而不作”的。孔子的思想主旨也只能于比较可靠的《论语》《檀弓》二篇中，觅其一鳞半爪，而二书均为“群弟子、记善言”，非圣人手著。至于“五经”的本身，那就更问题重重了。它们都是儒家的经典，但是它们与孔子本人的关系，则是个天大的问号了。

如此说来，朋友们或者要问，那我国古圣人周公、孔子岂不都成为“白手起家”了？

斯又不然。盖他二人都是主宰我东方文明的儒教的开山宗师。他们与当时的社会与时势相互运作，奠立了我民族当时的“共同意识”，规范了我民族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在这种“儒家的生活方式”形成之初，综合既有经验，抽丝剥茧，而作其发言人，都是要言不烦，词简意赅的。《论语》《檀弓》所记，都是最好的和最可信的事例。至于后来的《五经》《九经》《十三经》……乃至经书满屋，那都是滚雪球式的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1958年，胡适与蒋介石合照

同样的，我们如谈这一阶层的胡适，就不能拘于胡适的什么著作了。他已变成我民族现阶段的一个时代的“宗师”、一个“形象”。他已超脱了什么“胡适文存”“文选”“论学近著”甚至有待出版的“胡适全集”。简言之，他在我国当代历史上的“形象”“地位”和“作用”，已进入“不立文字”的超凡脱俗的“化境”。

例如我们今日要谈“民主”，就必然要提到“胡适”。

“胡适”就是“民主”，“民主”就是“胡适”，二者已无法分割了。其实“胡适”并未系统地发挥过“民主”的理论，但是“胡适与民主”这项题目，今后将要被继起的“胡适学”专家们去“发挥”它一千年呢。以后的“三礼”“三传”，还多着呢。客星犯主、要言不烦的主体导论，反而是次要的了。这项发展远景今天才是个开端。

其他有关胡适的科目，如“新思想”“新文学”“新诗”“白话文”“实验主义”等等，无一而不要走向这条路。其实胡适又写过几篇深入的研究实验主义的论文呢？一篇也没有嘛。但是今日又有谁能把“胡适”与“实验主义”分开呢？“胡适”就是“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就是“胡适”嘛。朋友！这就是胡适在历史和社会上的作用，也是历史和社会对胡适的栽培。这相互为用的发展程序，是个历史的“偶然”，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啊！

但是我个人这一看法，只能为我祖国的知者道，而不能与生长于异文化的洋人言也。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哥大时，便曾向哈佛来访的研究生贾祖麟（《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的作者）作如上的解说。那时他显然没有听得进去。他后来大著上那些对胡适并不太重视的评语，事实上都是中西文化隔阂的结果——不同文化的汉学家很难了解中国“圣贤”在历史上、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呢。

我在这里，把我的老师胡适之说得与圣人同列，有些反胡的朋友们，可能早就嗤之以鼻了。其实我这里着重的也只是他在“第三类”的贡献——“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一面。

近百年来，在现代西方各种新制度的挑战之下，我们传统中国那套老生活方式搞不下去了。我们需要一个适合“现代”的新的民族意识，和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在寻觅这个新意识、新方式的无数贤达之中，适之先生实在是最全面的，也是最有成绩的，继往开来的大师。因此这个“胡适的幽灵”（胡氏生前自嘲语），今日还在海峡两岸，大显其圣。他也是今日斯民所仰，恶魔所惧的最大神灵。对这座偶像，我们应该焚香顶礼到底。

至于胡适在“第一类”所作的学报性的原始贡献，他也不过是个戴东原、陈寅恪罢了。余英时说：“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试问在中国学术史上，哪一位考证大师的考证，是无懈可击的呢？

说到胡老师那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那也只是七十年前的陈枪烂炮，早该进博物馆了。我们应该承认它在历史上的贡献，我们更应该知道，那一套在现代已经大大落伍了。何炳棣所谓“雕虫小技”也。

胡适在“第二类”启蒙性的贡献，是惊天动地的。但是启蒙毕竟是启蒙。如只是启蒙而不臻于成熟，那就流于肤浅幼稚了。启蒙作品是革命宣言、墙上标语。煽动性很大，时间性也很大。一旦时过境迁，则意义全非。就说作新文学规范中“八不”的“不用典”一条吧，首先犯禁的竟是胡适之自己。他在后来写的那一篇重叙文学革命缘起的文章，其题目竟然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不是一条典故吗？在胡适那时，“逼上梁山”可能只是“不避俗语俗字”，而在我们现在，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用典”了。

再说陈独秀、胡适当年，为大力推行白话文，矫枉过正，北京大学在招生考试时，考生竟不准用文言作文。那时考生人人会写文言。为提倡白话非强迫他们改变一下不可，未可厚非也。七十年过去了，大学考生如今人人也都会写白话，不会写文言了。如果“文言”今日仍然是投考北大的门禁，那就岂止食古不化哉？简直是“十分混账”了。
再说“白话诗”（今日叫作“新诗”）吧。胡适当年提倡的目的，是因为它“语体”易读、易懂，“作诗如作文”。可是七十年发展的结果，恐怕天下文字，没有哪一种比中国目前的“新诗”更难懂、更难读、更朦眬、更晦涩、更“不合文法”了——这也是“新诗老祖宗”胡适当年所未尝想到的吧。

所以我们研究和继承“胡学”，不能教条化，更不能食古不化。我们要掌握他历久不磨的真知灼见；我们也要练习我们自己，知昨是而今非的判断能力。我们的老师是“圣之时者也”。

适之先生生前教导我们，最喜欢征引“洞山和尚”的故事。

洞山和尚最敬重他的老师云崖和尚。于是有人问洞山：“你肯先师也无？”（赞成老师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胡适之先生讲学一辈子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学生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

所以我们继承胡学、研究胡学，千万不能忘掉这一条胡适遗教的中心要义。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

我们要不受人惑，就要先从不受老师之惑做起。

作为本文结束，我敢大胆地说：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但是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

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胡老师百岁诞辰之夕，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