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同学是不是最近准备开题了?师姐给大家推荐一些毕业论文选题供大家参考。都是能让导师眼前一亮的选题,大家可以关注起来!
01 数字游民
概念
“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出自前日立公司的CEO牧本次雄和英国记者大卫·曼纳斯在《数字游民》一书。美国社会学家贝弗利·尤恩·汤普森在《生活在边缘的数字游民:零工经济中远程工作的笔记本电脑企业家》中将“数字游民”定义为一群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实现远程工作并借此获得自由探索世界机会的群体。凯莉斯·纳什指出数字游民的四个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数字工作(digital work)、零工工作(gig work)、游牧工作(nomadic work)、探险和全球旅行(adventure and global travel)。(1)个体流动:数字游民最为显著的特征“流动性”尤其是全球流动性。此类研究关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流动体验以及自我表达、探索自我的经验,同时也有研究意识到数字媒介技术、各国签证和居留政策、以及自身经济条件、工作能力也会对其流动带来限制,因而这些研究关注流动性与流动限制之间所具有的张力、
(2)地理套利:数字游民是地理套利策略的实践者,在高生活成本地区赚取收入,将开支转移到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以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既有研究多关注数字游民的地理套利为当地经济带来的影响以及背后的结构性不平等。
(3)工作与休闲平衡:自由流动赋予数字游民对生活方式的掌控权,使其能够自主安排工作和休闲时间。不过有研究对所谓“平衡”提出质疑,并指出可能发生的过劳和生计困难。
(4)线上与线下社区营建:这类研究关注数字游民可能获得的组织化、结构化支持,尤其是线下公共活动空间中所组织的社交活动与技能分享活动。
本土化建议:中国学者对本国数字游民的研究不少以网络主播、短视频生产者、返乡青年、网络文学写手为对象。姚建华、杨涵庚认为,中国学界在借鉴西方数字游民研究相关理论时要注意中西方在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政策环境,以及数字游民工作和生活所依托的平台媒体等层面的差异,关注中国“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发展规划对数字游民的深远影响。选题1:《中国互联网平台中数字游民的在线话语实践与主体性生产》
研究方法:话语分析法、在线观察法、深度访谈法。
研究思路:该选题聚焦中国社会语境下数字游民在互联网平台中如何展开话语实践及进行主体性生产形塑的问题。通过话语分析、在线观察,能够洞悉这一群体流动的日常生活与零工劳动与社会传统观念、关系羁绊之间的张力与矛盾;通过深度访谈,研究者能进一步获知这一群体在平台表达背后所隐藏的心理过程,从而深化研究对其主体性问题的思考。选题2:《液态工作:数字游民的日常劳动中的隐性剥削与抵抗实践》
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深度访谈。
研究思路:该选题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关注数字游民在所谓“自由”“灵活”“流动”之下,其日常的零工劳动如何具有隐性的剥削性质,这一群体又是如何与之进行抵抗。研究可以选择一个具体的田野地点展开实地观察,并与数字游民群体展开深度访谈。在实地的观察与深入交流中对他们的劳动日常进行更为深入的洞察。选题3:《作为数字游民的下乡青年:社会性“脱域”与地方“再嵌入”》
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深度访谈。
研究思路:该选题聚焦数字游民的“流动性”特征与下乡青年短视频、直播电商实践在地方的“再嵌入”过程之间所具有的张力与矛盾,关注中国乡村振兴语境下的数字游民的流动议题。在“再入嵌”问题的讨论上,研究需要特别注意下乡青年群体在地方的社会关系重建过程。
概念
“对齐问题”能够追溯到20世纪中期控制论研究,诺伯特·维纳认为:“人们对机器的理解总体上应该和机器性能发展的节奏保持同步。”因此,“对齐”指的是机器目标与人类需求之间的协同,即机器代理了解用户意图并稳健运行以实现这些意图。“价值对齐”(value alignment)是人工智能研究中的新兴方向和热点问题。斯图尔特·罗素在“人工智能的神话”访谈中提出“价值对齐”问题,即人们需要构建可证明符合人类价值观的智能,而不是纯粹的智能。“价值对齐”问题的紧迫性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加速迭代而愈加凸显,对齐失败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安全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与危机。(图1)“价值对齐”的基本假设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有很多关于“技术是否关涉人类价值?”的讨论。而人机价值对齐有个基本的假设和前提,即:技术是有价值负荷的,并非中立和价值无涉,这是技术价值论的核心观点。(图2)“价值对齐”的量化研究难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量化研究难点在于,大模型输出内容与价值之间的相关性。胡正荣、闫佳琦的研究为解决这一问题,使用语义分析方法,具体为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词嵌入技术,将大模型输出内容与提示词价值观的语义相似程度作为价值对齐的量化逻辑。(图3)选题1:《中美两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比较——基于“一带一路”议题的在线实验》
研究方法:实验法
研究思路:研究选取美国OpenAI公司开发的ChatGPT和中国百度公司开发的“文心一言”作为研究对象,在实验执行过程中,根据中美主流价值的力量差异将“价值”量化,以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新闻报道、网络文本为评议对象,询问两个不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比较两种大模型在输出内容、内容价值倾向等方面的差异性。该选题一方面能够洞察中美两个生成式人工智能背后的价值对齐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够揭露中国“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现状。选题2:《生成式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的伦理省思——以ChatGPT为例》
研究方法:理论思辨、案例研究
研究思路:研究选择以ChatGPT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典型个案,通过理论思辨对ChatGPT所涉及的价值对齐问题案例进行讨论,可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背后的语料库、人工标注编码等问题。可参考的理论或思路可以包括:艾吕尔的“技术社会”、兰登·温纳的“技术律令”、马克思的“异化”、海德格尔的“解蔽”、拉图尔的STS等。该选题的研究一方面能够在学理维度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问题提供技术伦理的思考,另一方面能够为人工智能技术设计提供实践指导。
概念
“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由学者卡尔森(Matt Carlson)提出,以期探讨新闻业的公共意义何以在新闻业内外各种行动者的共同建构下得以产生和变迁。元新闻话语,指的是评价新闻文本、新闻生产实践或新闻接收条件而作出的公共表述。卡尔森(Matt Carlson)认为,如果将新闻工作理解为特定语境、时空条件和内外部行动者之间的文化实践,那么,元新闻话语就处在这样的位置(site)上:行动者公开地投身到寻找定义、设定边界、为新闻工作的正当化组织理据的过程中。通过元新闻话语,新闻业内外的各路行动者竞相建构、重申甚至挑战可接受的新闻实践边界,以及可做或不可做的事情的界限。卡尔森将元新闻话语定义为一个包括行动者、位置/对象和主题的理论模型,与定义新闻工作、边界厘定和新闻工作的正当化相联系。(图1)元新闻话语的理论前提:前提1:新闻业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不断变化;前提2:新闻业是情境化的;前提3:新闻业由一系列的社会关系构成。(图2)元新闻话语重塑的关键议题:调适作为职业力量的新闻从业者与非职业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包括社会化媒体与专业媒体、摄影技术与新闻照片、算法辨识与新闻辨识等。社会化的数字平台、新兴的摄影技术、算法在自动化新闻传播中的应用以及公众的新闻参与如何对传统的新闻形态及其正当性话语产生影响,都是值得讨论的议题。选题1:《主流媒体与数字平台的算法话语建构差异——基于〈人民日报〉和抖音平台的元新闻话语分析》
研究方法:元新闻话语分析
研究思路:算法如何影响新闻业是元新闻话语理论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图3)该选题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和典型算法自动化运作的平台“抖音”为建立比较的对象,收集《人民日报》和“抖音”官方“算法”相关的文本资料,运用元话语分析方法,关注不同的社会行动者主体如何诠释这一影响社会公共性知识生产的新技术“算法”。选题2:《生成式人工智能何以进入新闻业:对我国主流媒体的元新闻话语分析》
研究方法:元新闻话语分析
研究思路:随着ChatGPT、文心一言等新兴技术进入公众话语,生成式人工智能也逐渐开始对新闻业产生影响。该选题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考察的新客体,讨论我国主流媒体如何看待和理解人工智能这一新兴进入新闻行业的技术。研究可以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为文本收集的对象,在数据库及社交媒体平台对“人工智能”“ChatGPT”“文心一言”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并对所收集到的文本资料进行元话语分析。研究结论既能够帮助思考新兴技术如何影响我国主流新闻业,也能够为新闻业应对技术环境变化提供实践参照。选题3:《媒体如何理解“变迁”:基于〈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元新闻话语分析》
研究方法:元新闻话语分析
研究思路:元新闻话语的理论框架不仅关注新媒介技术对新闻业带来的重塑,也关注媒体所在的社会语境及其变迁,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如何影响新闻业。该选题选择中国南方地区著名的市场化媒体《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为对象,考察《南方周末》如何诠释社会文化变迁对新闻业带来的冲击与重构。对该问题的考察特殊指出在于能够深化元新闻话语研究的本土适应性,带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语境。
概念
算法审计是针对算法系统和内容的一套特殊的审计方法体系。算法审计的概念最早由国外学者Sandvig正式提出,受启发于一项针对谷歌平台上广告推送算法的偏见检测研究。算法审计针对的常见问题一般包括歧视偏见、信息失真、隐私侵犯和结果误判。研究人员针对待检测问题提出假设,据此构造具有特征差异的输入数据,在审计实验中模拟用户与算法的交互过程,其间完成算法结果的收集整理。(图1)已有研究有的关注研究人员主导的、正式的、自上而下的专业审计,包括算法的歧视问题、算法对现实信息环境的扭曲作用等,也有学者关注到用户自发开展的“日常算法审计”,包括识别问题行为、连接支持网络、启动修复性干预等,研究用户试图修复算法基础设施的实践。审计研究代表从外部窥探算法、打开黑箱的努力。但是这类研究也存在两个明显的局限:第一,算法审计工作无法为算法失当行为的生成机制提供解释;第二,算法审计工作依赖当下公开发行的算法版本作为实验环境,无法创设更灵活的实验条件以发现更为丰富的智能传播规律。(图2)常见研究范式:算法审计研究以审计实验等实证研究(量化研究)为主,在中国本土学者的算法审计研究中,也能够见到质化的经验研究(图3)和理论思辨的研究(图4)。选题1:《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的价值偏离——基于ChatGPT的算法审计研究》
研究方法:算法审计方法、内容分析法
研究思路:该选题关注西方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的算法所可能存在的价值偏离问题。在实证过程中,可以选择诸如“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议题,也可选择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差异性内容展开审计检验。通过实证研究,能够在量化基础上获知ChatGPT的算法存在怎样的价值偏向,并且批判性地分析这种算法的价值偏离背后的根源。选题2:《想象黑箱:微博平台中粉丝群体的“算法审计”与抵抗实践》
研究方法:深度访谈、在线观察(网络民族志)
研究思路:微博是国内粉丝群体追星的常用平台,在微博追星不可避免涉及平台内在的算法逻辑。该研究需要通过在平台展开在线观察,与粉丝群体建立联系,深度访谈对算法具有深度见解的粉丝群体。关注粉丝群体如何建立起他们审计算法的行动,又是如何基于自身的算法知识和算法审计展开抵抗实践。该选题在学理上有助于从用户而非专业人员的角度研究算法审计,关注作为日常实践的算法审计行动。
05 平台基础设施
概念
在近来的平台研究中,越来越多地能看到“平台基础设施”这一用法。这一说法实质上包括“平台的基础设施化”(infrastructuralization of platform)和“基础设施的平台化”(platformization of infrastructure)两层含义。前者指的是平台展现出基础设施的特征,具有基底性、不可见性、广泛共享性,在故障时会由不可见向可见转变,网络一旦崩溃那么整个社会都可能陷于瘫痪之中,平台成为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嵌入于日常实践,互联网尤其数字平台已经成为如电力、下水道一般的现代社会基础设施。后者指的是平台的扩张最终导致与既有基础设施的共存、竞争直至取代。(图1)平台基础设施研究的理论框架:
我国学者张磊、贾文斌在借鉴人类学基础设施研究的关键概念基础上,提供了一个研究互联网(平台)基础设施的理论框架:物质性与社会性、嵌入性与基底性、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历史性与空间性、关系性与公共性、象征性与情感性。(图2)Plantin的数字地图研究。以Google Maps为例,一方面数字地图并非与传统专业化的地理制图毫无联系,平台企业充分利用传统的专业地图,将其信息化投喂给算法,并且充分利用卫星、GPS技等既有的现代基础设施收集地理数据;另一方面,数字地图的可编程性、参与式、模块化等平台转而成为一种基础设施提供了可能,例如,用户的“数据痕迹”,平台首先允许用户通过编辑模式提出地图修正建议,每一位用户的手机本身就是一个“数据痕迹”收集的传感器,用户在行驶过程中不断地帮助平台进行数据收集并转化、反馈给算法,以实现数字地图的实时化。(图3)选题1:《支付平台的基础设施化:技术性排斥与家庭的接入动力》
研究方法:深度访谈、田野调查
研究思路:该选题在拉金基础设施人类学对关系性问题的关注下,以支付平台的基础设施化为个案,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深度访谈和田野调查,关注支付平台如支付宝、微信在基础设施化的过程中造成了怎样的社会排斥(尤其对于老年群体),而家庭又如何成为弥补技术排斥的动力。目前平台基础设施化的研究很多着眼于技术可供性的维度,如APIs等,而该研究能够在理论上为平台基础设施化研究提供实践视角。选题2:《西方社交媒体平台基础设施化过程中的地缘政治——以Twitter为例》
研究方法:话语分析、深度访谈
研究思路:平台基础设施化的地缘政治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该选题以西方社交媒体平台Twitter为例,采用话语分析和深度访谈方法,分析该平台在基础设施化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地缘政治问题,尤其是意识形态问题。在研究中,可以选择一个具体的事件作为切入点进一步聚焦。该研究能够为平台基础设施化的研究版图带来国际传播的研究视野。选题3:《“滴滴出行”的基础设施化与劳动实践研究》
研究方法:深度访谈、田野调查
研究思路:该选题在平台基础设施研究中延续经典的数字交通研究,关注中国社会语境下“滴滴出行”平台的基础设施化过程,不过将研究思路从平台的技术可供性转向平台基础设施所遮蔽的具身劳动。通过深度访谈与田野调查,对参与“滴滴出行”平台的司机的零工劳动过程进行实地观察,考察具身劳动如何是平台基础设施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该研究能够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带入平台基础设施的议题中,并且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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