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当然有文豪气质，论风流潇洒，还是胡适略胜一筹。胡适的脸，称得上相貌堂堂，胡适的身段，配得起“周正儒雅”四个字。从长相上说，废名太奇，茅盾太瘦，鲁迅太矮，徐志摩太嫩，穆时英太粉，钱玄同太憨，老舍太正，李叔同太古，巴金太薄，朱自清太板。沈从文面相不错，英俊清秀，但当时文化分量不够，看起来少了股味。丰子恺年轻时的像片我没见过，老来须发花白，清瘦脱俗，是个人物。李叔同有古意，于右任仙风道骨像胖罗汉，都有不俗模样。当真论起来，还是胡适最好看，最极致的书生之脸，最极致的书生之躯。
元朝画家王蒙对自己相貌非常满意，揽镜自夸：我父亲生出儿子，怎这等好相貌。文人之于脸貌好恶很有意思，金农作《团砚铭》说“砚如此不恶，面如此便俗；侏儒侏儒多饱栗，今之相者兮果无作”，又有《杂诗》谓“圣代空嗟骨相癯”，这其实是在说脸貌透露的气象。明人曾鲸作王时敏二十五岁时的绣像，目光端凝、英气逼人，看起来不同凡俗。
画像里，只说看到的，老子、孔子、屈原都是大德之尊。但毕竟全靠想象描摹，当不得真。古代，容貌的传承依靠画笔依靠文字，画笔往往失真，文字不过写意。先贤容颜渺不可寻，零星轶事别有深意者，时见有人称引。
《世说新语》上说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潘岳喜夏侯湛同行，时人谓之‘连璧’。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梁实秋和胡适先生有过合影，都是大文化人，但气质上，梁先生还是差了一截。胡适的样子，永远书生本色。有些文人穿长衫好看，譬如郁达夫。有些文人穿西服好看，譬如郭沫若。胡适例外，管它长衫西服，穿起来熨熨帖帖，有种置之度外的斯文通脱，今天哪怕再好的模特也穿不出那一份举止从容，穿不出那一份意气风发了。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再好的文字一涉及相貌，都是望梅止渴。胡适有张大笑的照片，透过纸页仿佛能听见哈哈不绝。老先生坐那里笑，像老太太。我心里叹息，快活成神仙了。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凡是杰出的男人，晚年相貌都像老太太。沈从文如是，胡适如是，俞平伯如是，张中行如是。我这么写的意思是说杰出的人不会争强斗狠，不会刻薄钻刁，杰出的人要善良要温和要感受灵敏要内心丰富，这才能保证作品的温暖性、神性和文艺性。
我见过几张胡适与蒋介石的合影，两人在一起做交谈状，胡适的文气轻轻松松抵住了蒋介石的诡谲。老先生的气度就是不一样，跷着腿，一脸随意，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领袖森严遇见了学术气度，竟也无能为力，只好双手放在膝盖上老老实实。我们再看一些元首领袖与文人的合影，说句不敬的话，文化的头颅快要低到尘埃里了，微微哈腰者有之，挂着廉笑者有之，故作挺立者有之，都缺乏文骨。
早些年胡适去见宣统，就表现得略失水准。1922年5月1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溥仪所为，只是玩笑，故《我的前半生里》写道：“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所以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但胡适看来，皇帝召见，不敢怠慢。进宫之前，先做了一番准备，向庄士敦了解了溥仪的近况。胡适后来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这样的故事真长读书人脸面，让人读了欢喜。
说话也是门艺术，胡适的声音，天生是文坛领袖的料，天生学术宗师派头。鲁迅讲演也是一绝，刚性挺拔，三言两语击中要害，这是杂文家的修炼，并不稀奇。1932年11月27日，大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大操场上露天演讲，轰动一时，《世界日报》副刊随后刊登了一篇《看鲁迅讲演记》，说那天鲁迅在学生自治会休息时，围住他的青年纷纷提问，有人说：“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他的回答是：“不能了，要走。大家盛意可感得很，我努力用功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挤。”随口的几句话里俏皮有之，幽默有之，妥当得很，真是会说话。有听过鲁迅演讲的学生回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听起来相当吃力，但是语言简练，大部分能听得懂。”
鲁迅的演讲消失在那年冬天的广场上，没福气听到了，好在还有胡适先生让我们可以听见大师的声音。
胡适著作这些年行情看涨，在今天社会尺度中，他应该是最不该被阅读的人。按照胡塞尔“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之定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从政府方面来说，恐怕永远是“坏公民”。好在民国作家里，“坏公民”太多，胡适还有鲁迅、林语堂、李健吾、郁达夫诸位先生陪着。
胡适到底是怎样的人呢？最近十年来，国内终于看到一些相对客观与冷静的文章，将胡适放回他生存的时代和语境中，不像过去那样闷棍群舞、打死才过。放眼整个民国，大江大河一样的文化人很多。章太炎、鲁迅、周作人、梁漱溟、蔡元培、叶圣陶、陶行知就不必说，就是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严济慈、吴学周、朱家骅、李四光、竺可桢、侯德榜、茅以升、童第周、金岳霖、顾颉刚、王世杰、马寅初、傅斯年，都堪称大家。之所以把名单写这么长，是提醒自己要记住他们，也是告诉大家，不要忘了他们。
这么多人里，说到亲切平易，唯有胡适。我读鲁迅的文章，常有得意处，恨不得去大先生手下当磨墨书童。倘或真要做朋友，可能还是胡适更好。我常会嫉妒那些胡适家里的常客，如徐志摩们。
胡适和街头小贩都能做朋友。有个卖芝麻饼的，空闲时读些有关政治的书。写信向胡适请教，问：“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胡适不仅回信，还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个卖饼的，每天提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这个卖烧饼的小贩常到胡适的办公室去看他。胡适出门，先写信通知他，免得人家跑冤枉路。后来小贩以为自己生了鼻癌，胡适替他写信给医院，更表示愿意代付一切费用。
胡适身上有十足的人情味，人情味是天下至味，一个人缺乏人情味总让人疏远。有些人让人敬而远之，胡适让人敬而亲之。
胡适不把自己深藏起来。论心计，民国很多人都比他强得多。胡适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全都摆在那，有孔子赞誉的君子之风。明明知道有些话说出来，会招来不快，胡适不管。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出版《鲁迅全集》四处奔走，很多人袖手旁观，看孤儿寡母的惨窘，最后许只好求助胡适，胡先生二话不说，拔刀相助，可谓文坛“小旋风”柴进。发脾气易，发态度易，发飙易，像胡适那样平和待人，谦和做事，则有十分之难。
胡适的文字平白如白开水，你可以说他浅，但换一个思路看，也有着水一样的清新、温厚与明白。胡适一辈子几乎都是写常识，写那些自己知道的东西，老老实实，过得一天是一天，进得一寸是一寸，不会虚头巴脑。读胡适的文章，有脚踏实地的平静。
胡适的学术，别人的一切都可为引子，接通自己的观点，以笔墨贯之，使其产生又一番况味，基本是故事新编衍生出的另一种经典，胡适俨然隔山打牛的武林高手。
胡适经历丰富，放眼华夏文化圈，类似他的一个也无。历史学、文学、哲学，都做出了不起的成绩。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他有功劳，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当过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甚至还干了一阵子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胡适这个人兴趣太广泛，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胡适的一生，在生活的梯道上滑来滑去，偶尔还跌进了政治洪流，但在书卷间进进出出身影不断，终身不改文人面目。
胡适从美国归来后，生活在捧杀与棒杀的光影中，说话谨慎，下笔谨慎，做事谨慎，老影像中看他走路，也是谨慎的样子。有回徐志摩拿了本德国“色情书”给大家传阅，胡适说：“这种东西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含蓄二字是胡适一辈子的标志一辈子的标准。捧也好，棒也好，胡适是胡适。没有他，民国的文化天空里多么寂寞，鲁迅多么寂寞，徐志摩多么寂寞，林语堂多么寂寞，周末无处诉说的人们又是多么寂寞。
一九五六年二月，有个大人物在北京怀仁堂对一批知识分子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大人物忙着玩弄政治玩弄权术，当然不知道胡适贪恋什么。查《胡适年谱》，一九五二年六十二岁的他有以下几事或可一记：
二月，联合国文教组织聘其为“世界人类科学文化编辑委员会”委员。
夏，普林斯敦大学聘约期满，仍任荣誉主持人。
十一月下旬至年底在台湾作演说和讲学。
此年十二月九日，到傅汉思夫妇家里写字，一口气写了三十多幅。纸是张充和旧藏“晚学斋用笺”宣。胡先生只写两款内容：贯酸斋的《清江引》和自己早年一首《生查子》：
前度月来时，仔细思量过。今度月重来，独自临江坐。风打没遮楼，月照无眠我。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
胡适的字，学苏轼学魏晋行书学宋明小楷，不激不励，笔划不苟，深得意趣，故而书法线条中体现出那样隽秀那样通灵那样放达那样超逸那样峭拔那样从容的韵致。胡适贪恋的正是此间文墨滋味，高山流水啊。
（来源：《山花》 作者：胡竹峰）
错过胡适，我们错过了一百年。读胡适，就是在读一个时代的缩影。胡适的存在，就是社会的一针清醒剂。
这一百多年来，各种“新思潮”都试图为旧时代诊断，为新秩序指路。但只有很少的人看准了病根；开对药的，更是寥寥无几。只有胡适看得最真切，药方开得最妥帖：社会走向现代文明需要的不是那些猛药，而是一剂清醒剂——对常识和理性的固守。
他用极为温和的姿态、“日拱一卒”的执着，展示了如何在急进的时代，坚守渐进和改良；如何在趋向专断的年代，保持多元与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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