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6日，中国邮政发行了《纪念黄埔军校建校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创办于1924年，时隔不满3年，1927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武昌开学，其规模不亚于黄埔主校，在校生总数逾6000人，“实为中国腹部武装革命势力之大本营”。
建校前，武汉发生了一场历时41天战况惨烈、影响海内外的战役，史称“北伐战争武昌战役”。武昌战役只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性转折的序幕，在随后大约一年时间里，一部空前绝后的壮丽革命史诗以这座英雄的城市为平台一幕幕上演：武昌拆城、定都武汉、武汉军校、收回英租界、“四一二”政变、中共五大、“七一五”政变、酝酿南昌起义、八七会议……
鲜为人知的是，武汉是中国第一座直辖市。老楚写了一个系列四篇文章，此文为第一篇。
第一组往事拼图：武昌围城
攻城：北伐军付出惨重代价
独立团烈士陵园的牌坊建于1986年
今天，走到洪山南麓，紧挨湖北省军区西侧，有一处僻静的陵园。陵园的牌坊为1986年建，上书“北伐独立团烈士陵园”，系邓小平所题。陵园内竖立有高大的纪念碑，碑上刻有“北伐战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为徐向前元帅题写。
这处陵园的核心纪念物，其实是应叶挺将军的要求，于1927年修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攻城阵亡官兵诸烈士墓”。这里合葬了叶挺独立团为攻打武昌城而牺牲的191名官兵的遗骸。
北伐战争中牺牲的先烈纪念碑，徐向前元帅题字
叶挺独立团攻打武昌城牺牲烈士墓碑，原碑镌刻191名官兵姓名。目前陵园管理方对墓碑进行了保护处理，并用一面墙放大展示阵亡官兵名单
邓小平、徐向前都没有经历攻打武昌城。徐向前是1926年11月来武汉的，刚好25岁；邓小平1927年6月来汉，当时还不到23岁。有意思的是两人先后从同一支部队——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走出。徐向前是自行离队来汉找党组织；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邓小平被冯玉祥“礼送出境”。
打响攻打武昌城第一枪的，并非叶挺独立团。
据《李宗仁回忆录》记录，攻打武昌城的首战是1926年8月31日黄昏打响的。战斗开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下的这个命令有点荒唐。
部队用的数百架攻城梯，临时找城外居民征用，靠上城墙与城墙头相距甚远，城墙外壕沟水深没顶，城内守军并非“喘息未定”而是早有准备，枪弹齐下，攻城部队“伤亡极大”。
这场战斗的失败是在汀泗桥、贺胜桥两场大胜后出现的，可能李宗仁也觉得丢人，没有写进战报，历史资料未见佐证。在此不妨尊重亲历者，予以保留这份记录。
1926年8月李宗仁刚35岁，前一年他统一了广西，5个月前广西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他任军长。
左为李宗仁，右为唐生智
北伐是孙中山的遗愿。孙中山患病去世后，受意见不统一的影响，国民党中央迟迟没有下决心北伐。
1926年4月，北洋军阀吴佩孚下令围剿原下属的、倾向国民党的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向李宗仁求援。李宗仁派出第七军一部支援唐生智，在广州国民党高层反复游说“开启北伐”。
5月2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意第七军增援唐生智，另派出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遣队赴湘。
6月2日，不满37岁的唐生智在衡阳加入国民革命军，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
6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司令。7月1日，39岁的蒋介石发布北伐动员令，开启北伐。
在湖南，唐生智获援，扭转战局，重夺长沙，一时名声大噪。在长沙举行的北伐军高级将领会议上，面对北洋军阀拥兵75万余人马、北伐军只有10万余众的不利局面，唐生智、李宗仁对二期北伐的作战计划相似：对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势力分化处置，先集中兵力在两湖（湖南湖北）战场重点打击吴佩孚势力。总司令蒋介石同意这个作战计划。
左为蒋介石，右为吴佩孚
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尤其是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的战斗中，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英勇善战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打到武昌城下时，叶挺还差10天满30岁。叶挺手下强将众多，其中三营九连代理排长后来成长为共和国开国大将，他叫徐海东，那时他才26岁。加入北伐军前，徐海东还在武昌挑水，他于1925年在武昌都府堤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交的第一笔党费就是自己挑水挣来的。
驻扎在武昌城外的叶挺团部里还住着一名青年军官，他负责往来于武汉三镇之间联络各部队，他是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他叫聂荣臻，当时不满27岁。聂荣臻后来成为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之一。继聂荣臻之后，未来的共和国十大元帅在随后一年中先后汇聚武汉。
先讲讲叶挺独立团的背景。
1924年11月，在孙中山先生授意下，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主持改组“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周恩来与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商议达成一致，获得“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番号。部队改组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从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中选调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34团任军官，从湖南和广西招募一些贫农来当兵。曾担任孙中山警卫团营长、在委派赴苏联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叶挺被任命为该团团长。该团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部队。部队的团长和营长都是共产党员，连一级干部大部分也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并在独立团内从上到下建立了党的组织。后因第四军另建34团，1926年1月，叶挺团改名“独立团”。独立团不受第四军军部辖制，叶挺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
李宗仁在首次攻城失利后，调整了心态，等待前敌指挥部开会商议下一步作战计划。
一个不起眼的火车站，因为北伐走进历史舞台。
上图为武昌余家湾车站，下图为余家湾车站与武昌站的地图位置，图源百度
据武汉地方志记载，1926年9月2日中午，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第四军副军长行代军长职，军长李济深留守广州）在武昌余家塆车站（现为武铁集团余家湾车站，始建于1917年，在今武昌火车站以南4.7公里处）召开前敌指挥部会议决定：从北、东、南三面攻打武昌城。以第一军第二师（赶到增援，与第四军换防，这个调整在李宗仁的回忆录中有提及）攻击忠孝门（即今武昌小东门附近）至东北城角；第四军第十师攻击通湘门至宾阳门（即今武昌大东门高架桥附近）；第七军第二路攻击中和门（即今武昌起义门）至望山门；第四军第十二师为预备队，驻洪山附近；炮兵驻扎洪山阵地。
攻城总指挥为李宗仁，副总指挥为陈可钰。
这次攻城改用粗大的毛竹竿梯，竹梯由四根毛竹两两接起，每根毛竹长约二丈，重百余斤，扎成一长约三四丈的竹梯（可超出城墙高度），攻城时以奋勇队（类似敢死队）先前进。奋勇队以每十二人组成的小队为单位，每小队抬长梯一具。
9月3日凌晨3时，战斗打响。李宗仁描述：“城内敌人并楚望台、蛇山、龟山上所设置的敌军山、野炮和江中敌舰枪炮一时俱发，火力猛烈之至。”“竹梯笨重，墙高水深，我攻城官兵虽奋勇异常，然有的竹梯尚未架牢，官兵已全部牺牲。”
前线督战的李宗仁萌生“围而不攻”的念头，下令停止进攻。但蒋介石不这样想。
北伐战争武昌战役态势图
9月3日晚，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与白崇禧（与李宗仁同属桂系将领）、加仑（苏联军事专家）也赶到武昌余家塆车站。
李宗仁回忆，会上，蒋介石未进行任何战前敌情分析，就下令：“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趁敌人立足未稳，一定要攻下！”
此次会议决定的新作战计划基本与前一次攻城相似，只是第四军第十二师不再做预备队，而是参与攻打通湘门至宾阳门的战斗，除洪山炮兵阵地外，新增左翼炮兵置于武建营附近。攻城总指挥、副总指挥仍为李宗仁、陈可钰。
每师另选出三四百名士兵及10余名军官组成若干奋勇队，每支奋勇队准备竹梯一架，每个队员一支枪一枚炸弹，还有斧子等类工具，并作了献身的思想准备。
9月5日凌晨3时战斗打响，武昌守军发现北伐军攻城，迅速投下炸药，引燃城下已经浇过煤油的民房，阻止架梯进攻，同时机枪火力迅速封锁北伐军的增援部队。
据武汉地方志记载，第四军第十师两支奋勇队至城脚15米处遭敌炸弹袭击，未能接近城垣架梯即已牺牲过半，被迫就地隐蔽。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奋勇队，扛梯冲到城下，敌之炮弹、枪弹、火把猛烈袭击，激战至凌晨4时登城未能成功，奋勇队亦伤亡过半。叶挺独立团由一营组成的奋勇队秘密接近城墙，强行架梯爬城，一连长莫奇标在城下中弹牺牲，三连长在梯子上牺牲，官兵前仆后继，伤亡过半，带队的一营营长曹渊撰写作战报告时中弹牺牲。
叶挺独立团原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烈士纪念塑像
据李宗仁回忆，“此时军中忽然谣传刘峙师已攻入忠孝门，四、七两军闻讯大为振奋，益发奋勇争先，死伤辄至整连整排，仍无入城之望。”
天亮后，蒋介石、李宗仁、邓演达等亲临前线视察，感到强攻无望，决定暂停进攻。
根据北伐军前敌指挥部安排，在围攻武昌的同时，唐生智的第八军负责进攻汉阳、汉口，进出武胜关，截断吴佩孚的南下增援，并按计划于9月3日形成了对汉阳的包围。
此时，后来的共和国十大开国大将之一的黄克诚，受党的指派，在第八军任团指导员的政治助理员。黄克诚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攻汉阳时不满24岁。
据《人民政协报》报道，现任湖北政协委员卢纲介绍，其祖父卢立群作为一名留学归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受命于董必武，与共产党员耿丹、好友马哲民成功策反驻防汉阳襄河的湖北暂编第二师师长刘佐龙率部起义，刘佐龙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耿丹任党代表，卢立群负责军政治部工作。
第八军在起义军炮兵团支援下，于9月6日拂晓占领龟山，克复汉阳。
上图为汉阳兵工厂旧景，下图为汉阳兵工厂车间景象
中国当时最大的枪炮制造厂汉阳兵工厂，在中共湖北区委组织下已于9月1日实行全厂罢工，并通电全国“不为吴贼造枪械攻打我们革命的战士。”北伐军攻占汉阳后，汉阳兵工厂马上复工，为北伐军制造枪炮，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唐生智随即令刘佐龙部防守龟山，警戒沿江一带，并以一部随第八军第二师强渡汉水，进攻汉口。9月7日晨汉口被占领。
至此，武昌城内守军成瓮中之鳖。
守城：昔日都会变成了鬼门关
1926年9月30日出版的法文周刊《旅行杂志》选用“汉口周边的战火”为主稿，杂志封面选用了一幅比较少见的武昌城门彩色图片
武昌城，谁在驻守？
据武汉地方志记载，当时在武昌城内的守军有：北洋军阀吴佩孚旗下的陆军第八师，师长刘玉春，1926年8月兼任武昌守备军司令；陆军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1926年2月兼任湖北军务督办；河南暂编第三师，师长吴俊卿，武昌守备军副司令；另外还有湖北暂编第一师、湖北暂编第三师、陆军第十七混成旅等部队。合计约为1.2万人。
河北人刘玉春曾任北洋政府陆军第八师十六旅旅长，1924年突然被解职，后遇吴佩孚重用。次年，刘玉春重掌十六旅，在击败冯玉祥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后，升任陆军第八师师长。1926年6月，吴佩孚授予48岁的刘玉春玉威将军加上将军衔。刘玉春决定死抱吴佩孚的大腿。他接战北伐军于汀泗桥、贺胜桥，大败后退回武昌，以死守表达对吴佩孚的忠心。
左为武昌守备司令吴玉春。右为武昌城区，从繁华都市跌入饿殍四见的“鬼门关“”
困守武昌，刘玉春最大的依仗是明清以来多次修筑、巩固的城墙，加上他多年征战较通军事，懂得火力配置，迫使北伐军从此前屡战屡克变成了屡攻屡败，望城兴叹。
其实北伐军的围城，刚开始只能围住北、东、南三面，西边靠长江一侧，由于没有控制江面，难以实现包围。这样的包围给了城内守军获得军援的机会，尤其是与汉口租界的联系。
美国学者柯约翰在《华中大学》一书记述：
在围城期间有一半时间汉口和武昌的电话可以打通，从武昌到汉口租界的班船照常开行。尽管有很大困难，但邮局仍然利用每天的班船照常履行其职能，坚持发送邮件。
9月14日，这种局面被蒋介石一纸命令改变。
据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记载，这天下午，蒋介石下达命令：
既然敌人在城内固守，我军不易达到夺取的目的，因此我们的军队必须封锁武昌，断绝他们的交通和供给，断绝他们坚持的念头……
与此命令配套，攻城部队要求战线至城墙之间的居民搬迁到别处，防止攻城军事行动被泄密；各重要路口均设路障。江面封锁由第八军和第十五军完成，负责检查江面船只、人员；禁止船只驶向武昌。龟山炮队锁定可疑船只。每日下午六点到次日上午六点，从长江上游鹦鹉洲与白沙洲到下游刘家庙与朱家坪的西岸（即汉阳、汉口一侧）界线实行“宵禁”。空中，由飞机投弹轰炸可疑目标，撒放传单瓦解守军士气。
守军也怕奸细混进城，他们将怀疑的对象瞄准学生模样的青年男性。松滋人周介然撰写的《武昌围城日记》记录，守军先后杀害13名学生……
左为周介然，右为武昌大学校舍一角
武昌大学于1927年改为武昌中山大学一院，图为改名后的校门
围城前，30岁的周介然刚从武昌大学毕业。武昌大学即今武汉大学的前身，原址位于蛇山南麓阅马场东边附近。周介然写到，因守军随意抓捕杀害学生，城内青年男性纷纷剃光头，理发店生意奇好。
而学校附近蛇山、昙华林架设的大炮轰鸣，以及北伐军飞机盯着学校及附近军事目标投弹，让周觉得“生死存亡只在须臾，却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之任之……”
最难熬的是饥饿。周介然记录了糠饼、芭蕉心和芭蕉根上市。糠饼刚上市四十文一个，粗硬难以下咽，“消化系统和排泄系统都受到莫大的影响”；芭蕉心和芭蕉根吃过后，“口腔及喉头都麻木起来”，“以为是中毒了，吓得忙烧一壶开水来解毒”。
社会上居民遭遇的饥馑之困比周介然更甚。
综合资料显示，武昌城被围时尚有20万人左右。城门关闭后，刘玉春、陈嘉谟等先将几家米厂查封，而后将米店悉数贴上封条，粮食充作军粮。
守城兵士奉长官的命令，沿门逐户地查抄，凡藏米有几斗上石的，都不能侥免。
围城初期，有的居民还能买到士兵偷卖的碎米、杂粮，其来源多是此类查抄所得。无钱购买者开始使用观音土或盐水充饥，街头四处可见随时会倒下或已经倒地的饥民。周介然在日记里描绘：
“……人文荟萃的都会，竟变成了鬼门关……生活问题日益迫切，早已无人生乐趣之可言。”
上图为武昌城内守军，下图为城外挖掘地沟的北伐军
城中民间团体、商会代表想方设法自救，委托商会、媒体帮忙呼吁放居民出城避难。
1926年9月27日上海《申报》报载湖北旅沪同乡会会长刘万青等致电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请援武昌难民之函电》：
自湘鄂用兵以来，武昌被围，无辜人民，孤城坐困，出既绝路，避又无所，旬余以来，米粮告缺，甚有全家饿毙，举室自经，小巷大街，积尸塞路，……敢请电告军事各方，务请对于无事人民，力主人道，各加注意，设法救出……
上海商会代表人物迅速发出呼吁，吁请北洋军阀孙传芳：“俯念民困，不分畛域，转恳陈（嘉谟）刘（玉春）诸帅，允将居民放出城外，以便就食，而免饿毙。”
同样是上海商界也曾两次致电蒋介石，称“武昌城内粮尽民毙，恳速和平解决，以从民意而保生命。”
也有民间团队向北洋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求援，还有的人想借助英国租界介入。
据车吉心主编《民国轶事》记载，武汉慈善团体发起妇孺救济会，与城内外攻守双方交涉妇孺出城办法。
所有这些挽救城内居民的努力，都与武昌城攻守双方的议和进展挂上了钩。而攻守双方在城内守军缴械、改编等细节上的谈判，旷日持久，屡谈屡黄，拖累武昌饥荒灾情不断加重。
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包惠僧回忆录》记录，经陈嘉谟选定的中间人从武昌来汉口商议终于有了进展，这一进展既有对守城部队的安排，关键是安排了10月3日开放两座西边的城门文昌门和平湖门，放市民学生出城。
10月3日，平湖门内侧防御沙包未拆除，仅开一扇城门，出城者在城门口拥堵，发生踩踏致死，仅有数百人出城，与城门外难民合计2000余人登上轮船，经白沙洲上北伐军检验后，驶往汉阳上岸。《民国日报》10月23日回顾统计，首日出城门因拥堵踩踏致死“七八十人”，次日也有“一二十人”。
武昌老城平湖门
据1926年10月8日、9日上海《申报》报道，（武昌获准出城者）登船后船上也拥挤，“多有堕江溺毙者”；汉阳码头设了几个大施粥场，还有油条馒头、白面供应，有人“上岸后狼吞虎咽而胀死”。
据武汉著名史学家皮明庥编撰的《武汉近百年史1840-1949》记载，从10月3日到6日，这次开城“共放出妇孺三万八千多人”。
10月6日之后再出城的统计数据没有发现。前文提到的周介然于10月8日出武昌城，挤上第二趟船到了汉阳。他写下了8月27日到10月11日的46天日记。由于音讯断绝，在汉口的同乡亲友一度以为他已过世。
周介然出城前，听说武昌攻守双方的谈判又破裂了，因为刘玉春不同意将大炮等重武器上缴。不过，此时刘玉春的权威性，在一部分守城官兵心中大大降低，他们投降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他们太饿了……
克城：蒋介石为何倡议迁都武汉？
中和门即今起义门，也是迄今唯一保留和重修的武昌城门。1926年10月10日守军投降后，率先被北伐军攻入的几座城门之一。上为老城门，下为现在的城门
10月8日，武昌城内守军武昌守备军副司令、河南暂编第三师师长吴俊卿，绕开刘玉春，派出人员出城与北伐军接洽投降事宜。次日，双方商定开城投降办法。
9日晚，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下达入城命令。
攻城司令、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指挥各部主力向保安门、中和门、通湘门挺进，一部在城门外警戒，一部准备入城解决敌军。
10日凌晨2时30分，保安门率先打开，由于门口沙包未清除，城门仅开出半扇，守城的河南暂编第三师官兵争先涌出。第八军第五旅派一部采用绳梯爬上保安门入城，另派一部爬上中和门，等第四军第十师赶到时，中和门已经洞开。而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第十二师，按计划从通湘门入城。
据说，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和攻城司令陈可钰也依样画葫芦攀爬进城，指挥入城部队作战。先后在督军署、学兵营、省长公署等地展开了激烈巷战。
前文提到的聂荣臻也随部队挤进没有完全打开的城门，从沙包上爬进城来，他联系上中共湖北区委军委，找到了一个叫中和里的里巷（今位于武昌后长街的黄鹤楼街乾福巷6-13号）。据说，这条里巷全是军阀的逆产，聂荣臻将整条巷子控制起来。这里随即成为中共湖北区委军委机关，聂荣臻任省军委书记。不久，叶挺也带家眷住进来。1927年春，中共中央军委从上海迁汉，这里成为中共中央军委负责对外联络的办事处，在汉口友益街另设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围绕武昌这个中共中央军委办事处的故事，与共和国多位元帅有关，后面再接着讲。
聂荣臻当年收缴的北洋军阀逆产，先后成为中共湖北军委机关、中共中央军委办事处。现为中共中央军委办事处旧址。上图为入口，下图为建筑群
而在此时，叶挺正带着他的独立团清剿残余守军。
刘玉春还在负隅顽抗，他带着残部一千余人在蛇山脚下抵抗了数小时。部下眼见大势已去，将其拉到华中大学代理校长孟良佐家中躲避。
孟良佐（Alfred Alonzo Gilman），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时年48岁。他1917年任武昌文华大学第二任校长，后积极促成多所教会学校合并，1924年在文华大学校址上创建华中大学，并代理首任校长，1925年任中华圣公会鄂湘教区副主教。武昌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均为今华中师范大学前身。
刘玉春可能希望借助孟良佐的特殊身份挽救自己。这个愿望因孟良佐仆人告密落空。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参谋长邓龙光接报带人抓捕了刘玉春等人。
左为落网后的刘玉春，右为文华书院旧景，也是华中大学旧址
湖北督军陈嘉谟更加狼狈，他割须易服藏身于准备离城的溃兵和难民之中，也被第八军巡逻兵捕获。
10月10日中午，叶挺独立团占领蛇山。持续41天的武昌战役结束。
这一战役基本消灭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北伐军取得第二阶段即两湖战场全面胜利。
但武昌战役比想象中艰难得多，仅第四军就有逾千人伤亡。所有攻城部队的伤亡数据，没有查到官方的统计。
战斗结束了，大多数武昌居民仍沉浸在因饥荒等战乱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中。这座城里，有多少人因战火的封锁死于饥饿，也没有官方统计数据。有研究者注意到，仅红十字会收敛遗体“就有一千九百七十余具”，这一数据显然不能代表饿死居民总数。
战败的刘玉春、陈嘉谟等的罪行，必须得到清算。
在汉口，对武昌收复的态度有所不同，欢庆成为主旋律。
攻克武昌后，北伐军与民众联欢活动的场景
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无心顾及这些，他忙于布局北伐新占领区权力真空的布局，将北伐胜果转化为他的权杖上的砝码。
早在1926年9月9日，最后一次大规模攻打武昌城失利不久，蒋介石致电在广州的国民党中执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提议迁都武汉，“务请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建议谭延闿先行来汉“主持一切”。
张静江在国民党内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1926年是49岁张静江的人生分野。1926年之前，他是国民党内部人所皆知的“革命圣人”，这是孙中山对他的评价。1905年与孙中山在船上的一次偶遇后，在法国经商的张静江成为孙中山同盟会行动背后、不问原因的金主。双方约定以ABCDE分别代表1至5万法郎的电报代码，孙中山以其中任一字母电报发给张静江，就会很快获得对应金额的法郎汇款。孙中山由此极为看重张静江，组建中华革命党，张静江被任命党内财政部长。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静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也因为孙中山，张静江与蒋介石有过多次合作，关系逐渐密切，蒋介石视张静江为仅次于孙中山的“良师”。孙中山去世后，张静江极度关注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动态，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迫害共产党人，张静江迅速赶到蒋介石身边成为伴其左右的“军师”，以逐渐聚焦于“分共”为推手，助蒋介石快速登上权力宝座。
在联络张静江的同时，1926年9月16日，蒋介石在汉口筹设湖北临时政治会议，自任主席，掌握湖北、武汉“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
9月17日，蒋介石准备入赣作战，提前做了一系列军事、政治、财政安排，他抽出前期北伐与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合作较多的李宗仁第七军，随他攻打南昌，由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任湖北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安排邓演达牵头湖北政务委员会，陈公博牵头湖北财务委员会；还任命邓演达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节制在汉各军；任命陈可钰为武昌攻城司令、陈铭枢为武汉警备司令，任命邓演达胞兄邓演存为汉阳兵工厂厂长，以此架空代理主席唐生智。
10月22日，武昌收复后，蒋介石仍担心唐生智做大，又一次致电张静江、谭延闿，极力主张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那么，刘玉春、陈嘉谟会因北伐军的重大伤亡、武昌城内饥荒导致居民大量死亡付出代价吗？蒋介石为何在武昌城攻克前后多次倡议迁都武汉？
请看本系列第二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