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惟求旧，
物惟求新。
—— 李 渔
在人们居家生活中，家具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具不仅供人使用，带给人种种方便和舒适，它还伴随主人的起居行止，构成一种具有某种情调的生活方式。一个民族地区的建筑形制，会随着公共文化的变迁而发生较大改变，但家具以人的身体举止为尺度，因其不离日常生活，则更显示出时人的情趣与审美。
古代文人追求室庐“宁古勿时”、“古雅可爱”
晚明江南地区文风鼎盛，科举功名数量为全国之最，但名落孙山仍然是大多数文人的命运，不少文人从政治失意转向追求内心宁静，一股觉醒的人性解放之风，给当时的文人生活注入了新的生机。
明学者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记载：“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在这种雅俗同流的文化背景下，明式家具作为一种载体，进入了文人的生活世界，他们借家具的榫卯木纹来寄托内心所思与人生情怀。
仕途不顺的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谈到家居环境：“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予往往自制窗栏之格，口授工匠使为之，以为极新极异矣。”他认为家具制作“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斫。凡事物之理，简斯可继，繁则难久，顺其性者必坚....”可见，李渔和当时其他文人一样，对家具居室的要求，来源于其生活习性和审美品味。
明式家具不追求流光溢彩，不尚奢靡，以朴素高雅为要。涵养所至，便可于极简中见繁复；审美所至，便可于朴素中见精致。比例协调、虚实结合、阴阳相生，都是文人在明式家具中的艺术表达，而更高一层次的，便是明人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解与参悟。
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写道：“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人神骨俱冷。故韵士所居，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气。”这种大隐于市的追求和对诗意生活的向往，成为晚明文人的一种生命态度，它突出了当时人志于道、游于艺的崇高感和自由度。
文人参与明式家具的设计制作，不仅有其审美方面的独特理念，而且就用材、尺寸、形制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以满足其茶余饭后的消遣和诗、书、琴、画等实际的需要，家具成为文人生活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人才子们寄情艺术，把人生艺术化，以适情出入于雅俗，创造出了文人式的典雅。他们既能以诗书立世，又能游戏人生，从而在艺术化的生命里找到了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绝好平衡点。
晚明的物质风尚，如穿越时空的华光，溯流而上，是一个时代的精致，是文士追求清雅的素静之美；顺流而下，是文人精神的延续，是华夏追求内敛的万物诗情。明式家具，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诗情，成为明人时代精神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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