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往事丨秦春季：立下开拓志 虽苦也甘甜

秦春季，青年时代投身抗日救国斗争，英勇作战，为保卫冀中军区和晋绥军区领导机关作出了贡献。在解放战争中，他转战西北和西南，多次受到嘉奖。全国解放后，他又在公安战线上奋斗。1955年，秦春季进疆后，积极投身屯垦戍边、开发边疆的伟大事业。在任五十二团团长期间，秦春季克服各方面困难，团结带领各族职工群众，改建条田渠系，把零星的小块耕地改建成平整的条田，改变长期广种薄收的状况；改建居民点，让傍地而居的分散农户集中居住。经过几年努力，初步改变了五十二团贫困落后的面貌。1990年2月27日，秦春季因病在喀什逝世，终年69岁。他逝世前曾接受过记者采访。以下是他回答记者提问时的肺腑之言：

我今年67岁了，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心脏病。大家叫我“老战士”“老军垦”几十年，过去总不服这个“老”字，现在不服也得服了。正因如此，能有今天这个机会回顾检讨一下自己的一生，也希望留下一些问题给青年一代思考。作为他们的父辈，我们是怎样理解生命的价值的？我们会不会生活？对于父辈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是可怜还是可敬？不必作回答。但有一个问题是不应回避的，那就是为了实现人类的理想，青年一代怎样做才能超过自己的父辈？

我是河北新乐县人，11岁开始，给地主当了8年长工。1939年参加革命，抗日救国，参加解放战争，在枪林弹雨中度过了十年。全国解放后，转业到了新疆。为了屯垦戍边，在戈壁荒原上垦荒建场，四处为家，一干就是三十余个春秋。普普通通的一生就这么过来了。在战场上过来了，在荒原上过来了，不是流血就是流汗。“爸爸，你这一辈子没有享过几天福！”孩子怕惹我伤心，不愿直截了当地说我苦了一辈子。其实我倒真伤心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不理解我。我说：“干党的事业，特别是打天下、创新业，有一种自豪感，苦也就不苦了。”他只是笑。后来我说，1940年反扫荡那阵子，我的胯骨中了弹，一个敌人被我拦腰抱住，眼看抓了活的，他欺我挂了彩，挥起没有揭盖的手榴弹乱砸。疼吗？苦吗？不知道，我只想着把那家伙摔在地上，让战友们冲上来抓住他。那个敌人终于被制服了，我满身是血，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高兴。1942年，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部队伤亡严重，给养困难，小米、黑豆几乎吃不上，靠挖野菜填肚子。就这样，我们所到之处仍然忍饥挨饿，绝不动村庄附近的树叶子，树叶子留给老乡吃，空了的胃在摩擦，拖着腿行军。苦吗？我记得那时想得很少，只觉得过去当长工苦，应该拯救人民于水火。我讲了这些，孩子的神情严肃了。

为人民打天下，死而无憾，当然不觉得苦。可是，在人民开始建设幸福生活的时候，你却在戈壁滩上蹲了30余年，这还不算苦吗？我想了想。这些年来，只感觉到难，不觉得苦。因为，我不是蹲了30余年，而是战斗了30余年。我幸运地一直在农垦大军中的前哨部队，参与6个农场的开发建设。从孔雀河到叶尔羌河，足迹遍布南疆的大漠边缘，我们向戈壁进军，挖地窝子，开荒造田，种树建房，一片绿洲出现了，就再去一片荒漠上建新的农场。大家说，我们这样的老军垦是创业者。我却习惯地认为，我们是“打天下”的，保留了部队“打天下”的传统和精神。对具有开拓性格的人来说，艰苦的环境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遇。有了机遇，是幸福还是苦？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

1956年，在天山南麓的乌什塔拉，我担任一个农场的副场长，负责这个新场的农田基本建设。那是我在农垦战线上和战友们一道打的第一个“天下”。短短1年的时间，开了3万亩地，建了2000平方米的房子，有地种，有房住，水渠在卵石戈壁上开挖好了，就等着引雪水灌溉，播下种子，盼望丰收了。可是一声令下，上级要求立即把农场的土地、房屋交给国防军，进行国防建设。望着战士们晒黑的脸、累瘦的身子、磨满老茧的手，我知道说服大家另辟新场很困难。我想起我修过的铁路，那铺成路基的石子，用身躯支撑起的铁轨，让满载的列车顺利前进。

想想铺成路基的石子，想想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先烈们，我们懂得了创业者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打起背包，向正在开发的荒原进发。上个世纪60年代，我是在孔雀河畔的苇湖、碱滩上度过的。新建塔二场和塔一场时，我都担任着主管基建的副团长。家跟着搬了几次，都是从老场的新房子搬出，搬进新场的地窝子。我老伴习惯了，说自己是住地窝子的命，而我觉得这才是开发者的生活。这中间最难忘的是重建塔一场。

那是经济困难的1960年，为了帮助当地老乡渡过难关，兵团决定把刚刚建好的塔一场交给地方政府。塔一场是军垦战士几年辛苦经营才初具规模的。新栽的树刚刚成林，新开的条田已长出了庄稼，职工搬进新房，炕还没有烧干，全场却要搬到铁干里克了，一切又得从头开始。有些职工干部想不通，不通也得通。

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将9万亩地、9万平方米房子完整地交给了地方。进驻铁干里克大戈壁后，日子更艰难了。吃不饱，大家只好吃野菜，吃苞谷皮，甚至把牛皮绳子泡软煮着吃。不少同志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但是仍然坚持挖地窝子，开荒、修渠、打猎、捞鱼，硬是挺了过来。咬咬牙，新场又建设起来了。搬进老场的老乡也战胜了暂时的困难。在当地老乡的支援下，塔里木河下游得到了大面积开垦，形成了新的绿洲。

“兵团亚克西！”在群众心目中，我们为军垦事业树起了一座丰碑。记得解放战争后，我回到故乡，在村头，我发现了一座题有“小季子”墓碑的坟。后来一问才知道，这是乡亲们听说我作战牺牲了，为我立的。当时，我热泪盈眶，心里想，多好的人民啊，他们不会忘记每一个为自己奋斗的儿子，不会忘记“小季子”，为人民打天下的“小季子”。我立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继续为人民创业、“打天下”，要永远活得像他们心中的“小季子”。开发边疆的农垦事业实现了我的愿望。想到人民对兵团事业的赞许，死了无需立碑，怀念也会长留人间，这是让老军垦感到无限自豪和欣慰的。我想，开发过铁干里克的军垦战士永远会感到光荣。

1966年初，自治区党委作出在喀什地区组建农三师的决定。农垦事业又向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北边缘，叶尔羌河两岸发展。我负责前进五场的筹建工作。这个团场定点在胡杨林中的沙包、芦苇滩和碱滩上。交通隔绝，人迹罕至。我带着近百名上海青年作为先头部队安营扎寨，要割草、挖地窝子，要勘察土地资源进行规划，忙得晕头转向。但最叫人头疼的是饮水问题。那里虽然有些沼泽，但水分的盐碱含量高，又苦又涩，喝了拉肚子。为了解决饮水问题，只好派人到邻近的团结农场去挑，往返一次要近20公里，这怎么行？看到那些上海青年，眼窝都塌下去了。一定要找到可以饮用的地下水。我领着人四处挖井，一连挖了十几眼，仍然是一股子碱腥气。难道这片荒原上真的无法立足吗？我心急火燎，蓦然想起戈壁上的地下水一般在古河道上水质较好。这里虽然没有古河道，不是还有一个据说是古代开挖的唐王渠嘛，就沿着唐王渠遗址去找。天快黑时，我们终于在一丛沙枣树下，挖出了淡水。土坑很快挖到两米深，从沙坑里渗出的水甘甜可口。大家围坐在篝火旁边，烧开了品尝，就像喝的是美酒。大家喜笑颜开，上海支边青年在冷风飕飕的荒原上度过了进疆后的第一个春节。

大家会问，你们当时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怎样在荒原上扎稳脚跟、开创新业，修道路、挖水渠、开条田、盖房子，建设新的农场。在这个信念的鼓舞下，一块咸菜掰开吃，一壶淡水让着喝，一间地窝子大家一同住。大家同甘共苦，斗志很高。半年多的时间里，修筑了几十公里长的渠道，把昆仑山脉的雪水引进了干旱的荒原，开垦荒地4000亩，全部种上了冬麦。深秋时节，沉睡多年的处女地第一次长出了嫩绿的麦苗，一个新的团场开始孕育第一次收获。靠艰苦奋斗，开拓者又创造了新的业绩。

1969年，自治区将巴楚总场和小海子水库等单位划归农三师，我被调到巴楚垦区的齐干桥负责五十二团的领导工作。这是一个重新组建的农垦团场，由于长期生产技术落后，粮食产量亩产几十公斤，全团没有电灯，没有手摇电话机。

在我的建议下，五十二团党委干了两件事：一是抓好当前的粮食生产，组织劳力挖甘草，增加副业收入；二是做好长期安排，请师勘测队帮助做全面规划，彻底改变团场的生产条件。我当年快50岁了，肺气肿经常发作，但我是团长，要以身作则，不能有丝毫特殊。在天气转暖、病情好转时，我抓紧时间，利用星期天一共挖了20公斤甘草，超额完成了任务。为作出表率，用榜样说服当地农民重视耕作技术，我亲自种了一块试验田，科学管理，单产达到500余公斤。现场会上，来参观的干部群众都喊“亚克西”，争着问我增产经验。第二年，全团粮食总产量达到150万公斤，提高了一倍，团场有了新起色。

什么样的生命才最有价值？我想不是在温室里心安理得地承受雨露，而是到艰苦环境中让自己的生命展示无穷的创造力。虽然我这几十年尝尽了艰辛，但我感到无比幸福。因为我有幸跟着党，跻身开拓者的行列，让生命没有虚度。假如我的身体好起来，我要说：“在开发大西北的队伍中，我仍然要去创新业、‘打天下’，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军垦、老战士。”